本文作者：西京研究院院长 赵建 博士。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17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75篇原创文章。
疫情以来，中国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挥出了明显的效果，以净出口为主的外循环在经济修复回暖中贡献了主要的边际动力，保持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但明年中国的外循环可能要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压力，净出口可能回到疫情以前，不仅难以支撑稳增长，反而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因此明年上半年会面临“内忧外患”叠加的最困难情况。
疫情发生后，其他国家“水深火热”，中国率先复工复产，成为全球重要物资和日常用品比如防疫物资、纺织品、家居、家电、家用工具等主要供应商。“全球都在印钞，只有中国在生产”的奇特景观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中国经济因此也快速反弹，甚至局部领域出现了过热的迹象（比如房地产），让决策层产生了某种“幻觉”，开始下大力气清理整顿“内循环”中的房地产债务和无序资本扩张等问题。
结果到了2022年特殊年份，“三条红线”导致房地产债务暴雷，治理无序资本导致平台经济市值大跌、全行业大裁员千万人，病毒进化到新一代，让传统的抗疫模式付出了极大的民生、经济代价。中国经济充满了“内忧”。这一切，我早在2021年8月份就提出了警示。（《赵建：疫情重现、复苏放缓，国运的钟摆走向何方》）
客观来说，大疫三年，中国利用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抗战，虽然付出了较大的成本和代价，但总的抗战方针还是正确的，即在病毒“传染弱+毒性强”的阶段动态清零，在“传染强+毒性弱”的阶段不断优化防控措施，让中国度过了死亡率最高的时期，减少了几百万人的伤亡。当然，由于大国治理的信息传递摩擦和决策的极度风险厌恶（今年特殊年份），加上多层级治理下的“委托代理”问题，政策的动态调整比较滞后，基层失序问题严重，造成了很多无谓的代价。
今天，政策正在快速优化，从动态清零转向群体免疫，但这一过程也绝非一蹴而就。从国外和香港的经验看，社会全面放开后，还要经历两到三次高峰期，直到感染面超过七成以后才会逐渐平息。在这个阶段，绝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而是由”切断传染“转为“救治危重”，目标从“感染人数清零”转到“危重人数清零”。中间应该有个“过渡阶段”（《赵建：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抗议应该进入“过渡阶段”》）。除此之外，经济、社会、集体心理等“后遗症”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是我说的“退出一场战争并不容易”。战争的创伤需要很多年去愈合。
从经济层面看，防疫政策转向后，国内经济将面临差不多一个季度的“疫情冲击”，这个类似一个传染性极强的中型流感，很多工厂、公司会出现因为员工大面积感染而停工停产的问题，造成供给曲线折断左移。随着第一次峰值产生的恐慌情绪消退，群体免疫逐渐形成，这个冲击会慢慢消退，中国经济在供需两端都会呈现出报复性反弹。那些在疫情封控期间濒危的行业，比如旅游、影视、住宿、餐饮、教培、交通等，会逐渐回血恢复。而第二第三次的冲击影响会越来越弱，直到恢复到大疫之前。当然，这些都是基准假设，没有考虑流感的叠加冲击。
也就是说，2022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内忧”，即反复的疫情冲击，这个问题在一个季度内会逐渐消解。2023年最大的风险应该是“外忧”，即由全球衰退和金融危机引发的外循环动力的坍塌。从国际局势来看，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或许已经开始，过高的就业缺口反映的可能并非需求过热而是供给体系的紊乱，而这个紊乱是由于扭曲的货币供给及其引发的大通胀导致。同时，超过4%的基准利率，直达7%的长期按揭贷款，长期倒挂的收益率曲线，继续鹰派的美联储叙事带来的紧缩预期，都在考验着金融市场的支撑力。而欧洲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俄乌战争带来的供给短缺和通胀问题在进一步发酵，消费和投资的信心不断回落。随着货币紧缩政策的再上台阶，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担心欧债和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随着欧元由弱转强，欧洲的出口也会遭受压力，经济复苏势头很可能会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东盟的形势相对平稳一些，但是如果欧美两个国家陷入衰退或者至少是增长放缓，那么东盟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全球经济明年陷入深度衰退应该是大概率事件，IMF、世界银行、BIS等机构近期也在不断调低明年经济增长率。可见这是大家普遍预期的事情。
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的出口就已经出现了颓势，虽然今年累积的出口同比增长仍然保持平稳，但是单独月份的出口增长率已经出现了直线下坠。7、8、9、10、11月的出口同比增长分别为18%、7.1%、5.7%、-0.3%、-8.7%，可谓是断崖式下降，对本饱受“内患”的经济造成更大的拖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今年的GDP增长更加不乐观，大概率会跌至2%附近，成为历史新低之一，超过了2020年的下行速度。如果下行曲线过于陡峭，会进一步击穿稳增长的下一个底线，所形成的趋势惯性会对明年造成更大的压力。
7月以来出口断崖式下跌
如果顺着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演化的逻辑进行梳理，就会发现中国内外循环的双循环格局，或二元动力结构保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保持平滑。从边际上看，内外循环的动力可以归约为两个：内循环靠房地产，外循环靠出口。这两大动力的重要性不在于对GDP增长率的支撑上，而是他们产业链长，就业密度大。围绕房地产的产业链多达50余个，吸收上亿人就业，尤其是建筑、搬运、装修、保洁等低端就业。而对外出口企业则以中小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为主，也吸收了大量的就业，据商务部的统计大约在1.8亿人左右。
这种“房地产+出口”的双循环二元结构因此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一般来说，若没有强有力的外贸政策（出口补贴、退税等），出口这个动力对政策层来说是内生的，不可控的。房地产却是可控变量。因此每当外循环出现塌缩的时候，房地产就需要放松来支撑内循环动力以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土地财政也恢复强劲，基建投资也随之跟上，共同塑造内循环的力量。
次贷危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外循环不仅不再驱动经济增速，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为了保持经济增速下台阶不至于太剧烈，中国开始着眼于加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基建投资”的内循环，导致债务大爆发，企业、政府、居民轮番加杠杆，宏观杠杆率飙升。可以说，内循环的边际动力也是靠债务拉起来的。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疫情发生后，外循环重新发力，中国再次形成依赖出口的增长结构，由此才有底气整治、畅通内循环。但是随着全球陷入衰退的信号越来越明确，中国出口的数据断崖式下跌，中国经济明年的“外患”将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如果出口按照最近半年这个趋势下去，明年出口企业及海外订单的制造业企业，也会出现大面积的裁员和倒闭。此时如果房地产不能及时复活回血，并与基建投资一起再一次激发休克的内循环，那么叠加平台资本的裁员、新增加的千万毕业生压力，同时考虑到明年第一季度疫情放开后大面积感染的三次冲击，中国经济在明年上半年可能会迎来“黎明前的至暗”。我们应该做好明年外部发生惊涛骇浪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