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说到山西，不能不提两个人物，一个是阎锡山，一个是胡富国，这两人都曾在山西主政很长时间，虽然他们的执政年代足足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地位都有着很多不同（一个是国民党委任的山西省长，一个是建国后的山西省长书记。一个是旧时代的军阀，一个是新时代的人民公仆），看似无论如何也无法放在一起比较。但今天，在了解了他们在山西从政期间的履历后，我发现他们能够放在一起比较的地方居然很多，而尽管有这么多不同，历史总是那么的相似。
关于胡书记，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很多人尤其是我们的父母一辈对他在山西主政期间的功绩成就能说出很多，比如修太旧路，引黄工程等，而对于这个阎锡山，很多人就要开始破口大骂了，说他是土皇帝，死军阀，民国时期山西在他的统治下，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尤其很多年轻人知道他的事迹都是通过小学课本上他杀害了共产党员刘胡兰，于是更加把他定位成了封建、保守、专制、一个反革命反民主的形象。
事实真是这样吗？今天我想站在历史的角度，对阎老西当年在山西干的事进行一个梳理，并把他和我们山西人民至今爱戴的前省委书记胡富国一起相提并论，希望能多少还阎老西儿一点清白。
阎锡山和胡富国的相似之处
1.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在维护山西利益上不遗余力
胡书记是我们山西长治人，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忻州）人，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完全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做到本省的封疆大吏的貌似只有他们俩，也因此他们从主政山西第一天起，就都是怀着对脚下这片黄土地的深厚感情在做事，所说的很多话，做的很多事都在力图维护山西本土的利益，为本地百姓创造福祉。按照山西老一辈人说法，他们做事都不求青史留名，只求死后埋在这片故土能对得起死去的祖宗。在我看来，这是他们第一个相似的地方。
这一点从他们的口头禅上就能看出来。胡书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生在山西，长在山西”，因为这句话，他当年顶撞过中央某些领导，冒着仕途上的巨大风险干了很多维护山西本土利益的事情。而阎锡山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则是，“这是我们山西人自己的事儿”。也因为这个，他先是不听北洋政府的话，后又公然反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主政山西38年，从来没有真正服从过中央命令。蒋介石的中央命令对阎锡山来说只是一个招牌，只要违反山西的利益，阎锡山便会拼死抵抗。想尽办法不让他们打山西的主意。
图中右一为阎锡山，中间为蒋介石
2.他们都曾在山西主政很长时间，真正懂山西，为了山西发展干了很多漂亮的事
阎锡山从1911年辛亥革命带头推翻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一直到1949年解放军解放太原，一直在山西主政长达38年，而胡富国从1992年1999年 一直在山西一把手任上工作8年，他们俩人一个是国民党的官，一个是共产党的官，但不论党派如何，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在主政期间，为政清廉，为了山西的发展，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干了很多别人不敢干的却真正造福了山西千万父老的事，也因此受到了山西人民的爱戴。
现在你在山西老一辈人中走上一圈，只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在山西当官的人中哪个最满意？上了年纪的人群中常会冷不丁会冒出一句：一个阎锡 山，一个胡富国！用我姥姥的话说，最近100年来，在山西当官的人太多了，但就只记住了这俩人。我想这个中缘由，不是因为他们主政时间比较长，也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山西老乡听着亲切，而是他们干的那几件事，至今还在造福着老百姓，是真正的做到了为山西的子孙后代，千秋万代谋幸福。
1、要想富，先修路
阎锡山与胡富国都修了山西的路，一个是民国时期修通了山西与外界相通的第一条最长的先进铁路---同蒲铁路，一个是六七十年后修通了山西与外界相通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太旧公路。很多山西人不知道，这两条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内陆省份，山西的晋商虽然当时已经靠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把山西的物产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俄罗斯欧洲，却无法抹灭一个事实，那就是一直到近代，我们山西居然没一条像样的通往外界的路。因为没有路，我们长期以来的发展几乎与外界隔绝，因为没有路，外地人看山西，一直把我们当做封闭保守顽固的象征。更因为没有路，我们山西的经济发展似乎一直无法迅速融入全国热火朝天的氛围中，我们似乎被死死锁在了太行山这个角落里。
于是，辛亥革命后，阎锡山来了，这个出生山西生意人家庭的阎老西刚在山西站稳脚跟，就开始想到了修路，在原来清政府修建的正太铁路基础上，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求外人，不求政府，修建了连接太原到运城蒲州的长达860公里的同蒲铁路。
而改革开放后，胡书记来了，在山西主政期间也是先把太旧高速作为山西人出省的命脉，1996年6月，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了太旧高速公路的建设。这也是全国第一条山区高速公路。创下了当时三项全国之最:工期最短、造价最低、质量最优。
这个时候，隔了半个多世纪的两个人为了山西本土的利益，又站在了同一条线上。
虽然时代不同，两人当时却都面临着财政囧迫的共同处境，于是，阎锡山只好紧钱吃面，节衣缩食，招待政府的高级大员都用的是馒头青菜，把节省下来的钱采用花费银两少的窄轨铁路，背着“死老抠，缺心眼的”骂名开始修建山西这条连通外界的先进铁路；而胡富国呢，当时为了修建太旧高速，在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也是四处奔走呼号、筹集钱财，甚至向机关、企业工作人员借钱，四处奔波，历尽辛苦，终于两人都在山西完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创举性工程。
2、要想强，大力发展工农商
修好路后，又是发展近现代产业，这时两人都面临共同的时代处境，一个面临由农耕经济向现代社会转型，于是开始大张旗鼓，四方筹资修建电报电力、钢铁军工、煤矿化工、纺织火柴及学校慈善院民生工程，上世纪30年代，阎锡山用不到10年时间，在山西建起了初具规模的经济、交通、国防和金融体系，以农业发展为例。从1917年开始，阎锡山重拳出击，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三事”：种棉、造要、牲畜)来发展农业，使得近代山西终于有了现代社会雏形，并最终走在了全国前列。我们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不锈钢厂太钢，其实太钢的前身就是当年阎锡山建造的西北钢厂。
而胡富国呢，也面临这种困境，他处在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生存艰难，民生凋零，各种矛盾交织，改革阻力重重，于是老胡在任上也是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抓住机遇，建立了山西以煤炭为支柱的现代产业，为后来煤炭黄金十年山西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3、重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
胡书记在任期间，非常重视山西的教育工作，作为一省最高的省委书记，他多次到学校调研，他曾在一次会上，动情的对1200名党政干部说：“你们一定要像 抓经济工作一样抓好教育，增 加教育经费,优先发展教育 ，再 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 孩子”。“家有三件事,先拣 紧的办”,宁肯少办其他一 两件事,少上其他一两个项 目,也要挤出钱来先解决孩 子上学问题。他说自己曾在一次教育会议上流了眼泪，说看到很多孩子上不起学，我心痛啊!
而阎锡山也是如此，阎氏一向以小气抠门精于算计著称，但这个山西老抠在教育上从来是舍得花钱，绝不含糊。他在主政山西期间，办了不少学堂，使山西的义务教育在各省遥遥领先，位居全国第一，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个普及了四年义务教育的省份。（他创建的山西国民师范，一所专门培养全省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曾经培养了共和国的高级将领-徐向前元帅，后来薄一波也出自那里）。
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曾发行过一本装订朴素的小册子，叫做《人民须知》，印刷量很大，户户都有。用极朴素的语言，向民众解释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政策。对于“义务教育”，阎氏如此解释：“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他对山西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连最起码的“民主共和为何事”都不了解，因而无力参与政治事务的状况感受很深，并由此得出结论：“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他认为，一个人家的盼望在子弟，一个国家的盼望在学生。“欲使国家的人好，没有不留心于现在的学生的，观察明白现在学生的进步，就可以明白20年后国家的情形。”他还认为，民众无知识，政权就会被少数人控制，用来为少数人谋利。所以，他要下大气力普及义务教育。
由于阎锡山的精心筹划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山西的义务教育在民国时期创造了空前的奇迹。教育家陶行知曾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自清朝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打算实行义务教育，但只有到了1920年才由教育部制定出明确的在特定时间内各地实行义务教育的步骤……由于近年来政治动乱，上述计划几乎没能执行，唯独山西一省取得了异常引人注目的成绩……现在该省己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1924年，《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3.他们都是不得已离开山西，带着不舍和无奈
1949年3月29日，解放军攻克太原前夕，因前线战事吃紧，阎锡山去南京述职后再也无法回到他誓死要守卫的太原，在飞机上发表了一段空中讲话：
山西全体同胞们：
我这一回没有赶上回到太原，
同我的文武干部及全体军民共同奋斗、共同牺牲，
我很惭愧。
我心上也很不安。
现在，我天天想到这里，心上还非常难受。
但我在一天，一时一刻不会忘了你们。
而后他去台湾当了几天行政院长，终于还是受不了老蒋，辞职回家，阎锡山因为怀念故乡山西，将屋子的门窗砌成家乡窑洞的型状，也曾尝试建筑窑洞，不过台湾的土质与气候都不适合，最后只得作罢。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不问政事，专心读书写作，饮食也简单，继续保持他在山西时的饮食习惯，爱吃馒头、面条等面食。
而胡富国在1999年奉调离开太原赴京上任时，也同样有很多不舍和无奈，他面对太原火车站为他送行几千市民动情的说，我生在山西，长在山西，死了也会回到山西，我永远忘不了大家，忘不了山西的父老乡亲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