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观点依然认为老龄社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我认为如果站位年轻社会的旧思维来看待老龄社会，结论必然是负面的、消极的。”党俊武告诉南都记者。
党俊武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会员，现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从1992年踏入老龄工作研究领域算起，今年刚好是第30个年头。他在近日出版的《老龄经济》一书中提到，过去的经济发展建基于人口增长背景下的社会需求结构，未来，经济运行面临的是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新需求结构，必须重建新的经济发展观。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预测，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产业潜力最大的市场，预计2050年的产值将突破届时GDP的1/3以上。党俊武认为，老龄经济不仅仅是“银发经济”“养老产业”，并不是在当前经济的底盘上增加一个服务老年人的新板块，而是适应老龄社会的新的经济体系，涉及全龄人口、全生命周期、全行业。
具体到个体来说，每个人都要为越来越长的老年期提前做好准备，避免“老后破产”。最近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实施，身边不少人过来问他要不要办。“我的建议是对于漫长的老年期，多一个资金池意味着将来多一个保障，国家号召大家在年轻的时候为老年期做好金融准备，这是典型的老龄经济。”他说。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
谈老龄经济
老龄经济不仅是“银发经济”，要从全生命周期视角作长远考量
南都：为什么想到以老龄经济作为研究主题？
党俊武：我是1992年开始从事老龄科学研究工作的，到今年刚好30年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学界就开始讨论世界上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后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当时，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大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国内人口领域学者也预测到，中国在世纪之交也要进入老龄社会。
1999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当时，除了人口学专家和老龄工作者之外，整个社会普遍对此没有什么感觉，但实际上，一些端倪性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例如公共财政每年补贴养老金的规模快速攀升，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实际上，我正是那时开始关注老龄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的。2004年我出版了专著《老龄社会引论》，核心议题就是回答“什么是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结构性影响是什么”。
2009年，在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全国老龄办立项开展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这个课题组织了全国近400位专家研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我有幸参与其中。
从2009年到2019年，在多年深入钻研的基础上，经过和国内外学者、实业界人士的充分交流，特别是对国际国内老龄经济和老龄产业实践的调查思考，我对老龄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分析框架，于是着手写了《老龄经济》这本书。
南都：你提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个观点一直是主流吗？到底怎么样去认识老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党俊武:到目前为止国内国外仍然是主流观点，不少经济学大咖甚至对老龄社会充满悲观。这种观点背后的推论包括：首先，老年人增多，消费能力远远赶不上年轻人；其次，从储蓄角度看，年轻人减少意味着储蓄人口的减少，储蓄减少投资也会减少，经济要增长将缺乏投资动力；再次，养老金本质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人口越老龄化，缴费的年轻人会减少，而领养老金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等等。
我的看法是，以上观点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在根本上都是站位年轻社会看老龄社会。如果不改变思维方式，结论必然负面的、消极的。
年轻社会就是老年人少年轻人多，老龄社会则是年轻人减少老年人不断增多，大家都活得很长但又不想多生孩子，老龄社会的趋势不可阻挡，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现在的问题是，应对年轻社会需求的供给体系，现在要顺应老龄社会的新需求及其结构，这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当然，供给体系的重大调整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阵痛在所难免。但渡过阵痛期，新供给体系顺应老龄社会的新需求，经济发展将会迎来新一轮黄金发展期。
有人认为中老年人消费比不年轻人的消费潜力，这是刻舟求剑，例如现在再发展房地产，让年轻人结婚买房子的巨大消费潜力不存在了。何况，中老年人才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麻烦的问题是，中老年人不能为自己花钱。他们还要把绝大部分财富用在子女身上。
所以，未来的经济主题就是让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财富都能增加，年轻人消费不必过多依靠老人，而老人可以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这才是真正的老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老龄经济发展空间巨大、潜力巨大。
南都：“让中老年人花钱”，要怎么做？
党俊武：首先当然是要降低年轻人的生存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在当期消费有余的情况下为自己老年期做点准备。不然，他们就会面临“老后被动”的困局。
同时，也要让老年人的收入不断增加，否则就会“坐吃山空”。至于如何让中老年人花钱，除健全养老、医疗、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外，就是着力发展好老龄产业。
现在从事老龄产业的许多人士认为老龄产业不好做，老年人不愿意花钱。实际上，产业做不好，宏观上来说，问题主要出在供方，根本是没有精准抓住老年人消费意愿、消费偏好和消费特点。老年人的消费决策模型和年轻人有很大不同。年轻人消费相对比较简单，但老人消费特别是大额消费，他们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从储蓄中支出一部分，以后有新的收入来源补充进来吗？配偶是什么意见？子女是什么态度？同龄好友会怎么看？所以，光看老人个人不行，还需要把影响老人消费决策的相关者的因素、以及老人的相邻需求考虑进来，所谓“功夫在诗外”。这也是我一直强调要“走出老人圈”“走出养老圈”做老龄产业的道理。
南都：你在书中反复提到，老龄经济不仅仅是银发经济，要从全生命周期视角考虑老龄经济，怎么理解？
党俊武：时下所提的“银发经济”也好、“养老产业”“养老服务”也好，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不能把老龄社会的经济等同于老年人经济。即使是发展老年人经济，也不能就老年人发展老年人经济，老年人是和其他年龄群体的人特别是子女，他们在经济上是关联的。实际上，银发经济、养老产业只是整个老龄的一个板块。着眼未来，需要从银发经济和养老产业出发，拓宽经济产业领域，推动整个经济顺应老龄社会新需求结构，建立新的供给体系。
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看，人们要为自己漫长的老年期做充分的准备。一般我们认为，准备起点要越早越好，40岁开始是比较可行的操作时点，他们在收入上也更具实力。从关注4000多万失能高龄人群，到关注2亿多低龄健康人群，再到关注更大规模的40+人群，这是适应老龄社会、适应长寿时代新经济的重大转折。
此外，近几年来，“托育服务”“婴幼儿看护”服务越来越热，这是老龄社会以来人们对服务经济的一个重要认知和观念转变。伴随家庭小型化、生育年龄高龄化和少子化、（劳动年龄人口）大龄化、长寿化等现象的叠加，特别是不婚不育、离婚率攀升等婚育观念的转变和生育成本居高不下，生育率不但持续走低，而且出生婴幼儿通过家庭私人领域看护的难度越来越大，生育夫妇看护婴幼儿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受到收人水平和职业晋升等多重挤压，父母年事已高，看护婴幼儿的能力和意愿日渐走低。在这一背景下，“托育服务”“婴幼儿看护“这一新的服务经济就成为公共领域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严格意义上说来，这是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结果，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节点。
从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全局来说，发展低成本“婴幼儿看护”服务新经济，不仅有利于婴幼儿自身成长，为育龄夫妇解决现实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培育生育友好预期，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从根本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因此，从出生端到老年端整个全生命历程来说，其间衍生的连续性、阶段性、多元性生活和生命服务，这是匹配老龄社会要求的服务经济的新空间。
谈老年再就业
不会冲击年轻人的就业机会，重建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劳动就业体系
南都：最近和养老相关的助浴师、助诊师等新职业慢慢进入大家视线之中，你怎么看待老龄社会涌现的新职业？
党俊武：老龄经济必然带来新的业态，其中包括很多新的细分行业。以助浴师为例，很多独居老人或高龄、失能老人洗澡不便，有较大跌倒风险，这种旺盛需求下，助浴师这类新职业应运而生。在日本等一些国家，相应服务已经比较成熟。
这里我希望重申一个观点，养老服务中的各细分行业将来自然会有人去做，现在更重要的是怎样让更多中青年人关注自己的老年期，并提前做好准备。在我看来，一些与之相关的职业应该引起重视，比如理财规划师或投资顾问，中年人要为老年期做好经济准备，到底是存银行还是买保险或选择其他理财，需要专业人士咨询、指导；另外，中青年群体的精神压力巨大，其中许多人是精神疾病高危人群，需要及早干预，以免把病带到老年期。
南都：前一段时间，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老年再就业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有种说法认为，老年再就业可能会对年轻人就业造成影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党俊武：首先，优先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就业政策导向。在年轻社会条件下，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基本不存在就业上的矛盾。对许多深度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来说，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延迟退休，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成为这些国家的就业政策导向。而对中国来说，虽然我们已经迈入老龄社会，但总体上劳动力规模和就业压力依然巨大。在这种情况下，优先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仍然是我们的首要就业政策导向，不能盲目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其次，低龄健康老年人再就业不会冲击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一些高技能低龄健康老年人，例如经验丰富的中医、退休教师等，他们仍被社会需要，如果继续从事原专业劳动、发光发热，恐怕所有年轻人都不会有意见。对规模庞大的低技能低龄健康老年人来说，从事门卫、保洁等低收入工作，也不会对年轻人就业造成太大影响。
第三，要高度重视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条件下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的战略作用。从整体上看我们的人口在老龄化，但从个体上看人们却在“年轻化”。老年人如果能继续发挥作用，贡献社会，有利于减轻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老年人再就业热议中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还是用年轻社会的劳动就业观来看待老龄社会条件下不同年龄人群的劳动就业问题。相关研究表明，2021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目前的平均余寿约为21年，预计2050年将延长到26年左右。我们需要重建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劳动就业体系，从而让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能找到发展空间。
在天津市和平区文化村社区，老年人在适老化改造中新建的小区广场上跳舞。 新华社发
谈养老建议
“老龄社会焦虑症”是全球性时代病，做好准备避免“老后破产”
南都：有人建议“90后”甚至“00后”就要开始着手养老规划，在你看来目前社会对于养老问题是否过于焦虑？
党俊武：我觉得过于焦虑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光是“80后”、“90后”焦虑，全社会都对老龄社会感到焦虑。事实上，不光中国，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都存在“老龄社会焦虑症”，这是一个全球性时代病。
一方面，随着人们的寿命增加，老年人普遍有多病共存的情况，以及高龄失能的风险，随之带来的医疗和康复护理费用问题，确实会引发社会对于高龄期的深刻焦虑。
另一方面，老龄社会不断深化，但我们的头脑还固化在年轻社会的习惯思维中。实际上，只要改变观念和思维方式，人就应当活得长一点，只要降低年轻人生存发展成本，重拾家庭生活信心，人人终生关注健康，老年人可以为自己花钱，老龄社会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
南都：你在书中提到，“80后、90后决定中国老龄化发展走向，也是开发老龄经济产业的主体”，为什么这么说？
党俊武：总体来看，许多“80后”“90后”是独生子女，他们是落实“二孩”政策和决定21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走向的关键两代人。
目前，从1980年到1999年出生的“80后”“90后”总量大体上是4.1亿人，2040年以后，他们分别开始步入老年。届时，他们将遇到“60后”“70后”队列分别迈入80岁以上高龄阶段，见证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高龄化浪潮。同时，许多人还将真正体验传说中“421”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带来的诸多困难。值得强调的是，2040年前后可能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最严峻的时期，大潮的洪峰，也就是“60后”“70后”进入高龄阶段，而承载这一洪峰的“80后”“90后”也即将步入老年。
目前，在“80后”“90后”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年届不惑，最小的也已经二十几岁了。如果按照平均预期寿命90岁计算，他们中年龄最大的还要有50年的人生旅程，年龄最小的还有近70年的预期生命。如何度过，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生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重大人生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家庭经济问题。当然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情，既要考虑多位长者，还要肩负后代养育责任，更要为自己做好谋划。
这些日常性问题到了“80后”“90后”两代人这里，不仅社会背景巨变，相关问题也变得十分复杂。这也是压力巨大的这两代人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
从需求角度来说，老龄经济的开发离不开年轻人。从经济主体来说，老龄经济的开发更离不开“80后”“90后”。这也是老龄经济产业界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重要课题，如何培育老龄经济开发主体及其相关企业组织，中间蕴含许多新的经济业务，需要我们提前考量，并着力准备和实施。
南都：如果有人向你咨询如何为养老做准备，你会提哪些建议？
党俊武：首先还是要有终身健康的理念，健康肯定是第一位的；第二是提早做金融准备。不但为自己做金融准备，有条件的话还要帮助父母和后代做一些计划和安排，免得“老后破产”和老后被动。比如最近启动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我身边不少人过来问我要不要办，我的建议是对于漫长的老年期，多一个资金池意味着将来多一个保障，国家号召大家在年轻的时候为老年做金融准备，其实这就属于一种老龄经济。此外我还建议大家多学点本事，保持终身学习，让自己进入老年也有事情可做；第四，扩展朋友圈，人终究还是社会性动物，老了之后，你会发现朋友圈可能是那个时候的“氧气”。
采写：南都记者 王凡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