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北京、广州等多地都开始推行居家隔离，哪怕是阳性，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无症状、轻症，都可以不必去方舱，待遇等于密接者。
对此，专家的说法是：这些人携带的病毒载量很小，传染的概率相当低，在家自愈即可，可以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危重症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居家隔离的做法，无须邻居签字同意。
反过来说，也意味着邻居实际上无权反对。
本来，这种支持居家隔离并承诺不歧视阳性的邻里互助倡议，在国内最早出现于今春的上海，当时可说令人耳目一新，别说是大部分人无法接受，就算在小区内部也都存在激烈争议，不久就宣告失败，在网上遭到群嘲。
然而，在今春尚属激进的做法，到现在就成了常态。半年多前还有无数人难以接受，如今却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为是更为“人性化”的“正常”之举，这充分表明社会心态发生了多大的转变。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一下子转过来。
这首先需要人们放下对阳性的恐惧和歧视，并以一种相互联结的共情（“同样的遭遇迟早也会轮到我”）来应对，否则自发的邻里互助，很可能是相当脆弱的。
除了理念，这还取决于社区的微观生态和时机：在最近这一波疫情中，北京顺义、朝阳等区的各小区业主群都在接龙，自发签署承诺书，支持阳性邻居居家隔离，和上海那一次不同的是，他们真的做到了。
11月里，北京慧谷阳光小区一个2岁的孩子确诊阳性，父母为了不拖累邻居，穿好防护服准备去方舱。邻居们得知这孩子有哮喘，纷纷劝阻他们一家留下，“哮喘在方舱能照顾好吗？”“现在不能走。”
这被看作是“中国好邻居”的感人故事，但当我把这视频发给内地一些朋友看的时候，得到的普遍反应是：“感动归感动，在我们这儿不可能。”
有一位注意到了更多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细节：“有人阳了，北京的小区邻居竟然还让下楼，还离那么近聊天？在我们这地方，出现这种事，邻居只会要求必须拉走。”
不管怎样，这确实仍是普遍存在的心态：希望自家得到绝对安全，小心谨慎地活着，尽可能避免同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也意味着小区居民之间是散沙化的，缺乏有机的团结。
一位朋友说，这就是“怂”，“我们小区之前封控没有物业，就是两三个志愿者天天发号施令，就这也没人出来反抗。”然而，确切地说，这是社会缺乏有机联结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还存在“市民社会”，而华南一些地方也好歹有宗族社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组织，那么更多的地方恐怕是一盘散沙的状态。
在这一点上，河南也是当代中国的缩影：就我所知，像郑州这样人口上千万的城市，社会横向的组织，如宗族、商会、俱乐部等，一概都不发达，似乎唯一还可以的，就是周口、南阳等地的同乡会，但这是乡土群体进城后自发的抱团，能团结到多大程度也很难说——甚至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同乡会，也是福建商会，本土同乡会听说没有什么公共属性的推动。
与此同时，这些年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郑州2010-2020年间人口暴增46%之多），更加剧了这种散沙化：随着城市的扩大和迁居，连亲戚之间的走动都更少了，很多人之所以住在一起，只不过碰巧看中同一个楼盘罢了，谈不上有什么相互帮扶的共同利益和纽带。
尽管这是现代城市的共同特征，但郑州的邻里可能比北京、上海更缺乏时间和机会磨炼和培养出联结感。
有郑州朋友因此向我感叹：项飙所说的“发现附近”，在本地现实中太难了，“大家不仅是对附近、具体的事物选择无视，对于远方、概念等，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
那他们关心什么？关心自己这个小家（甚至仅仅自己）的生存。对他人、对外界的漠视（弱联结），与这种内倾的高度关注（强联结）是一体两面：对他们来说，自顾尽力活下去就已耗尽了全力，没有余力再去关心外面，何况，那些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因此，这样一个看似难以触动的散沙化个体，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对家人全身心奉献的好人。
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这是一种情有可原的选择：只有家人这样原生性的纽带，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存在意义。
与这种对外界的冷漠相对应的，是一种极强的忍受力，因为他们觉得一点苦难没什么了不起的（何况在他们的生活中，可能也别无选择），说不定还觉得像上海人那样在封控期间要吃要喝提要求很娇气。
在这种情况下，当别人抱怨时，他们也就更难同情了，因为觉得“那都不是个事儿”。
一位朋友说，她去年被封14天，抱怨了几句，立刻就有人说“有吃有喝给你送上门，还想怎样？”仿佛有别的要求就是矫情，“但我还要工作，要出游，要见朋友，我不是光吃喝睡觉就行了”。
这样一来，极强的忍受力，会将我们成为人的多余部分都舍弃掉，对“人”的理解也因此会有很大不同，因为，“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伴随着这种生存观的，还隐然有一种低自尊的心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在那样逼仄的环境下生活久了，人们很自然地学会不去抱太大的期望，你会觉得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还不如顺应现实，避免挑战权威带来的伤害——又或者，一如《道德动物》一书指出的，“个体无法在孤立的情形下提升社会地位，实现等级跃升的第一步是与地位较高的同类建立纽带关系，这就涉及服从和谦卑”。
这其实是一种穷人的生存哲学，并不只有中国社会如此。《美好时代的背后》一书刻画了印度孟买贫民窟里的现实：穷人们尽管处境相似，但他们却很难共情。
对那些试图得到他人尊重的苦人，人们只是不以为然地觉得，“一个瘸子不该抱有这样的奢望”。疲惫的民众为了微不足道的东西而相互竞争，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但这“无关乎生性残忍”，只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想当好人，是极为困难的事”。
到头来，愤怒和希望都私人化了，“无能为力的个人会把自己的缺失怪罪在无能为力的其他人身上。有时，他们试图摧毁彼此；有时，他们在过程中摧毁自己。运气好的话，他们会在蚕食其他穷人生活机会的过程中改善自身命运。”
最终，穷人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因为他们的努力得不到结果，就像一个女孩子说的：“我们尝试了这么多事情，世界却不朝我们的方向转动。”
对弱小的个体来说，最好的选择是适应现实，尽可能地避开降临到自己头上意外和灾难，因而机警成了一项堪称宝贵的特质。
一旦你理解了这种处境，就会意识到，此时要指责人们没能做得更好，可能显得有几分像是“何不食肉糜”；然而，遗憾的是，就算人们的生活处境早已摆脱困窘之后，这种生存哲学可能仍将长久伴随他们。
我无意苛责，只是想说：待在自己的洞穴里也许安全，但会让人无力，人生也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活法，在可能的时候，你可以走出去看看，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通过与他人的联系，你或许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