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做一道选择题：三年疫情至今，你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
三年时间里，大量行业受到冲击。不论是老板，还是员工，大多数人面临工作压力变大，收入下滑，长时间封控等困境，与此同时，解决心理危机变成人们的紧迫问题。
老板们，你们还好吗？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新增超过7000万抑郁症患者，9000万焦虑症患者，数亿人出现失眠障碍问题。”
这是中科院院士陆林今年3月披露的数据。
而国内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群体首当其冲。
虞黎达所遭遇的，就是无数创业者可能遭遇过的。他的低落情绪，也可能是无数创业者和企业家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过的。
今年4月，上海封城。定制衬衫品牌量品老板虞黎达和无数上海人那样被封在了家里。
年初，这家企业的业务增长相当可观，比如1月有48%增长。当被封控后，虞黎达的心态“一下子从高峰跌到低谷”。一开始开线上会议时，他神情呆滞，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办，心里嘀咕着要不要“躺平”。
与此同时，上海四十多个员工中的多数人都是孤零零地被关在家里或方舱。其中，十多个住市中心老房子里的员工处境堪忧。
“但凡住在小区里都可以团购、自救。但住在老房子里，那可能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虞黎达对小巴说道。此外“还有十个员工进了方舱，一路上颠簸凄惨，可能两三天才能吃一顿饭”。
那些时不时流传的令人担惊受怕的“传言”更是不断冲击他的心理底线：“我亲戚朋友的小孩，一个人被关在家里，家里只有一斤豆子，没饭吃，每天躺在床上喝水，不敢下地、不敢消耗，每天吃几粒黄豆过日子。”他说。
长期下去，虞黎达很可能成为陆林院士口中的一员。所幸，这期间虞黎达努力地调整了心态，加之6月上海解封，度过了这一难关。
但是，笼罩在创业者心头的乌云并不会因静默等封控措施结束而立即消散，持续漫长的特殊时期的生活，使得越来越多人的内心郁结着难以消减的负面情绪。
“近两年，来找我看焦虑的企业主越来越多，睡眠、焦虑、抑郁这三个科室的专家号都很难挂，放出去很快就全挂完了。”
在创业者最活跃的城市深圳，唯一一家三级甲等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康宁医院”的临床精神病研究室主任王永军不久前接受《每日人物》采访时说道。
王永军提到一位50岁做进出口贸易的潮汕生意人。因疫情、国际贸易等原因，他总是焦虑得老念叨：“每个月公司财务赤字太厉害了。”
整个人面容憔悴，总抠手指，说话时手和腿都在发抖，三四个月不能睡觉，靠每天吃3—4片氯硝西泮控制情绪。
这是一个略显极端的例子，但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一个群体的心理危机。
过去持续两年多时间，长江商学院针对企业一把手和高管做过四次问卷调研，发现这个本该在社会中十分顽强的群体的心理复原力（即面对逆境等重大压力的适应力，最高为40）总体明显下滑：
从2020年2—3月的31.52下滑到2022年3—5月的29.62。
怎么办？熬或者适度折腾？
可以发现，稳健、保守的企业发展策略是现阶段创业者较普遍采取的措施。
小巴在日前的频道推文做过一个投票，问题是假如你现在是创业者，面对如今的市场环境，会怎么选择？
其中有71%的人投给了“优化企业管理促稳健运营”和“收缩业务，预防‘黑天鹅事件’”。只有27%的人投给了“争取丰厚资本用于扩张市场”“招聘强有力人才以实现颠覆性创新”。
这与上文的创业者心力不足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与之相对应的是，创业者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也较为有限。
简单来说就是：“熬”。一个河北的石家庄手机店老板说得最直白，在新冠病毒病例增长较快，感染风险增加的当下环境中，他说：“你有病你就治病，没病你就干，你不干能怎么着？”
另一位广州创业者表示：“大环境来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逆来顺受。”这类心态可能是相当一部分创业者的心态。
疫情防控下的广州
在“熬”的过程中，有的创业者也会给自己做心理疗愈。一个北京的蓝领招聘创业者刘海波对小巴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一个人冥想。
如今，他的心态相对释然：“遇到疫情这样的环境，不是坏事，本质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次自然淘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身健体，去向前，去重新思考，思考我们曾经的商业模式，能否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在最坏的环境才能培养出生命力强的种子。”
但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业务支撑。虽受疫情影响，常规服务业行业招聘需求减少。但一些防疫岗位的招聘业务量却增加明显，这给了他一定的心理支撑。
因此，更大程度的自我调节就是适当“折腾”，或多或少取得一定心理成就感。
在浙江濮院有全国知名的羊毛衫产业，在临近濮院的乌镇，则是全国旅游重镇。今年5月，我们去了这两个地方，发现因疫情封控造成的来客寥寥的情况下，服装档口老板积极地转型私域、直播等新渠道；餐饮店老板会适度开发创新菜，吸引笼络本地食客。
空旷的乌镇风景区大门前的主干道
虽然难以恢复较正常时期的生意规模，但至少能延续他们内心的希望，更有信心等待解封的日子。“总归会过去，还是要对国家有信心。”当时在无人的乌镇景区仍然坚持营业的餐饮店老板对我们说道。
封城之后，虞黎达也忐忑地做起了直播。他认为直播有两个作用，一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声音传出去，二是可以跟更多人互动，通过互动的过程中调节心态。“也不是特别孤独，好像很多人都能起到帮助的作用。”虞黎达说道。
这一从零开始的“折腾”，意外有些效果。一是跟全国各地的量体师提供的各行业大佬视频连线，帮助量体师提高了声誉，拓宽了生意渠道；二是巧合中认识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客户，与对方合作开拓了澳大利亚的市场。
“以前找海外的代理，还得跑过去，最后可能也没合作成，这次封在家里足不出户，居然找到了合作伙伴，而且从落地培训、市场开发到交付都很快完成了。整个过程一分钱没花。”这件事对虞黎达来讲，就像黑暗中看到一束闪闪的灯光。
“那段时间比上班还忙，天天在录视频，天天做沟通，但自己的精气神一下子就起来了。”虞黎达总结那段日子时颇为欣慰。
一个普通生意人能做出的自强自救的举动，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
当创业者成为一道光
也可以照亮一个小世界
不过，即便是发一分光热，也是可以照亮别人的。
比如，当虞黎达的精气神复原后，就希望把这份精气神传递给上海的客户和员工。
“我跟上海的量体师说，我们的客户都是待在家里，都是备受打击，这个时候就不要躺平了。去问候一下客户，跟客户聊聊天，大家一起吐吐槽。”聊完天后发现，许多客户都支持他们，并且继续给他们下单，即便知道短期内他们是收不到货的。
当所有人抱团取暖，不仅仅可以互相慰藉，而且可以爆发互助的力量。
虞黎达做了一张“地图”，把上海量体师的家庭地址都标注出来，每个人准备一个肉菜大礼包，包了一辆车，把物资送到他们手里。
“当时一个点的价格是500块。对于员工来说是承受不了的，但对于公司来说，哪怕是十万块钱送一个点位，我还是送得起的。”回忆当时情况，虞黎达仍情绪激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能拿钱来救命。”
当公司主动为员工兜住底线以后，员工也情绪高涨，众志成城。
有一个重庆小姑娘，来上海量品公司不到一年，住的是人才公寓。当菜肉送到她手里，她却没有菜刀。当时上海是买不到菜刀的，只能由其他同事贡献一把刀，给她闪送去。就这样，一把菜刀通过“接力”的方式送到一个员工的手里。
当员工们收到菜肉之后，大家做成菜后就晒到群里，于是就有了“厨神争霸”，看看谁做的菜颜值最好。于是就有了饭后大家一起跟着刘畊宏跳健身操，看谁跳得最好……这些微小的细节，不知不觉地帮助员工驱散了心头的不安和阴影。
如今，他们对于疫情管控的心态更加积极了。“9、10月份，也经常有封控，我们量体师经常是在‘打游击’的状态，要么客户封，要么自己被封。但好在都是短暂的。我们有个量体师，外号叫‘封神’，她几乎每个星期被封一次，印象里被封五六次了。但只要能正常工作，就很快满血复活。”虞黎达说道。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小巴还认识一位严重的焦虑症创业者刘大勇。他有近七年的吃药史，初期是一天一颗盐酸帕罗西汀。五六年以后，才减到每两天1/4颗。
刘大勇在义乌创业十年，胜少败多。2014年患上严重焦虑症，2015年靠吃药抗焦虑，曾有几次“濒死”体验。后还因项目失败负债累累、离婚等变故，他本打算换个环境，出国去西班牙马德里工作定居。
由于疫情，刘大勇去马德里的计划搁置了。而他那颗一直被失败和自我怀疑折磨的内心，又一次倔强地呼唤他大胆去“折腾”。
所幸，这次他认识到自己的边界和价值，选择与人合伙去做小微企业的管理咨询工作，干回了十年前在深圳干的第一份工作。
经历了初期四个月颗粒无收，他现在服务了十多家小微企业，这些企业营收规模普遍是在六七千万到两三亿，它们的企业组织架构、工作流程大都缺少规范，需要一步步规范化。而他有丰富的踩坑经验。
有一家营收规模在3000万的企业做了阿里巴巴国际站和1688两个电商平台，向他咨询怎么样把两个部门早会开得激情活跃些。刘大勇问询出原因在于当前业务量小，而老板为了储备员工，员工数量达12人。于是建议继续削减人员，共保留四个人，随着部门开始盈利、员工个人收入增加，也激活了员工的工作热情。
这份工作给他带去了久违的自信，自我实现以及助人为乐的价值感。今年8月，刘大勇奇迹般断掉了持续七年之久的抗焦虑症药。
如果“躺平”，刘大勇可能在国内或马德里继续吃着抗焦虑药，唏嘘着时运不济。如果“躺平”，虞黎达手底下一千多个量体师，将面临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尴尬。
他们是千千万万的中小创业者的缩影，他们“躺平”可能意味着身后几十上百人，甚至千人“躺平”，他们振作起来也就意味着背后一群人有信心，有希望。
可见无需小看小光小热，因为它们也会发展为大光明、大温暖。
最好的心理疗愈，还是打胜仗
可以观察发现，包括就业形势、裁员等因素，很大程度在推动企业团队成员之间更加“抱团”。
一位正大刀大刀阔斧进行线上转型的濮院服装品牌老板在全国有七八千名员工，他说：“在这个时代，一定是刀架在脖子上，员工完不成目标必须换掉”。
蓝领招聘行业创业者刘海波表示，“我认为成年人的情绪不需要调节，只需要适应。如果非要调节，最好的办法就是忙碌起来充实起来。”他手下有12个员工，现在员工有事做、有工资发，对标一些的大厂裁员的新闻，员工心里仍然较稳定踏实。
但主动引导员工和客户心理，很大程度上更有利于员工和企业长期发展。尤其是通过公司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适应当下市场环境，激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举例来说，今年6月，松鲜鲜创始人易子涵推动了一场公司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想到收获意外惊喜，月销售规模从六七百万元增至如今的2500万元左右，净利润率从年初的2%涨到20%。
她的公司有110多人，是一家调料品公司。她告诉小巴公司主要做了三个制度安排：
首先，管理进一步扁平化。把高薪的“高管”都请出门了，部门领导一律为主管，基本形成“老板—员工”的两个层级。员工不需要同时应对两三个人的考核要求。
其次，推动高绩效薪酬制度。对每个部门都设计了细致的绩效规则。比如销售的收入包括底薪、绩效奖金、提成、超额提成、净利润提成、小组PK奖金等等。这使得原本每月赚一万多元的销售员工可以赚两三万元，甚至四五万元。
又比如客服，易子涵把原本每月四五千元收入的外包客服全部聘为正式工，给到相应的绩效奖励机制，包括驱动沉默客户复购、聊天中增加销售额等都有针对性的奖励政策，如今她们每月可以赚八千、一万。
扩大人事财务权力，培养懂业务的人事财务团队。由他们负责严格控制开支红线，比如找带货主播合作时不交坑位费；严格测算员工绩效、奖金提成等；执行“宽进宽出”的招聘政策，筛选符合公司价值观的人才。
“如果说不做一些特殊的措施，把每个员工都当成老板来用，最终大环境差、公司差，员工也差，所有人都差。”易子涵最后对小巴强调说道。
如今，她在团队中不断强调的是，戒骄戒躁。“每个星期开会做得最多的就是感恩和感慨，思考怎么样把服务做得更好。”
社会学家项飚提出了一个说法，叫“附近的消失”。大意是在吃穿住行娱乐等各方面的互联网应用变得发达的当下，大家变得不关心身边事、身边人。他认为，这可能导致病理上的抑郁症。
“吃饭靠外卖，出门打滴滴。上下楼坐电梯，看着手机根本不管身边的人是谁，那样的生活是最舒适、最高效的。但同时我们知道，在这样高度舒服的环境下，会出现空虚、焦虑、压抑，然后是病理上的抑郁症。”项飚分析说道。
所以，“表面上在社交媒体上极为活跃，但又觉得内心孤独无援，身边缺乏强有力的支持系统，非常个体化”。
关于抑郁症、焦虑症、失眠障碍的成因，无疑是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但是，项飚的提法是值得重视的。
疫情肆虐时期，“附近的消失”意味着人与人的互助性、团结力弱化。可以发现，通过积极恢复“附近的温暖”，激发“附近的工作激情”等方式可以凝聚团队。
团结就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