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吕雅宁
编辑 | 苏建勋
11月11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COP27大会期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一份“年报“正式发布。
据报道，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以下简称《进展报告》），反映2020年中国提出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以来，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进展。
相比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进展报告》中的一大章节聚焦在全国碳市场。
目前，全国碳市场已经上线交易一年有余，并已完成第一个履约周期。首批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5亿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覆盖了全球12%的二氧化碳排放。
也许在很多人眼中，相比于新能源发电、新能源车、储能技术等热门领域，碳市场似乎少了几分热度。但是，这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大重要政策工具，不仅落实了企业的减排责任，还能发挥其经济激励的作用。
“一个有效的市场大家才愿意来做买卖，才有活跃度。“谈及我国碳市场发展，梅德文这样表示。
梅德文有超过十五年碳交易与投融资从业经历，目前他任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一职，并在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委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等机构主导多个研究项目。关于梅德文所在的北京绿色交易所（以下简称：绿交所），国务院明确强调“推动北京绿色交易所在承担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功能的基础上，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建设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国发〔2021〕15号文）。可以说，他是亲自参与我国碳市场从无到有，从单一向多元发展的一位资深专家。
梅德文向36碳表示，与欧盟成熟的碳市场相比，我国碳市场在活跃度上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和提升空间。
他向我们展示了两组数据，一组是欧盟配额交易市场(EU ETS)的数据，2021年，欧盟碳交易市场配额总量为15.72亿吨，全年交易量122亿吨，交易额6830亿欧元，二级市场单价55.98元，换手率超过760%。
另一组是我国的碳市场数据，从2021年7月16日到2022年7月15日，整整一年中，全国碳市场的配额总量为45亿吨，二级市场交易量1.94亿吨，交易金额76.61亿元，换手率不到5%，单价不到50元。
不过他认为，客观评价，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期完美收官，市场运行健康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促进了企业减排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事物都有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我国碳市场也不例外。现在的欧盟碳市场运转完善，但它也是一步步走来的。
梅德文表示，我国碳市场的建设注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分成市场化、金融化、国际化三个阶段去发展。
如何看待我国碳市场的发展现状？一个有效且活跃的碳市场应该如何实现？对于未来CCER的重启，市场做好准备了吗？近日，梅德文接受了36碳的专访。
以下为交流实录，经36碳编辑整理：
成熟有效的碳市场：政策严，数据准，市场活
36碳：自去年7月全国碳交易市场上线，如今已一年有余，您如何评价我国碳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和金融化程度？
梅德文：通过对比欧盟成熟碳市场和我国碳市场的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碳市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金融化程度看，目前我们的全国碳市场交易主体主要是控排企业，产品只有现货，不允许金融机构等其他主体进入，也不允许期货等其他金融衍生品交易。
但是在试点阶段，各交易所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做了很多尝试，比如说北京绿交所的碳配额场外掉期交易、碳配额回购融资、碳配额质押融资等，不过这些产品整体规模小，大多停留在首单效应上。
36碳：目前全国碳市场的交易换手率约为2%-3%,低于国内试点碳市场5%的平均换手率,也远低于欧盟碳市场500%的换手率。您觉得主要原因有哪些？
梅德文：我们现在的碳市场不活跃，原因有多方面，比如说立法未定、配额总量没有限制，以及三个单一：单一行业、单一主体、单一产品。
借鉴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有效市场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多元化主体、市场化产品与透明化监管。我国要形成有效性、流动性、稳定性，且兼具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需要满足“严、准、活”三个字，即“政策要严，数据要准，市场要活”。
36碳：可以展开讲讲“政策要严，数据要准，市场要活”吗？如何有效发挥出协同效应？
梅德文：首先，政策要严，即严格立法。因为碳市场是个配额市场，未来的碳交易市场需要从目前的强度减排走向绝对总量减排，所以一定要严格。
碳市场的核心原理是总量与交易，没有总量就没有交易。没有总量，这个市场的有效性大大降低。考虑到发展的要求，现阶段仍是强度减排，未来碳达峰之后就要考虑做总量减排，同时配额的分配方式要实时增加拍卖比例。关于价格机制，所谓“短期价格看需求，长期价格看供给”，而配额的供给和需求都取决于政策的严和松。
第二，数据要准，即严谨量化。碳市场是一个建立在能源数据统计体系上的虚拟市场。随着碳市场从电力行业扩大到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民航这八个行业，这些行业能源使用多样化、排放过程复杂化、生产流程多元化，对能源统计和监测带来更复杂的要求。未来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应在一级市场建立基于ABCD即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 chain）、云(Cloud)、大数据(Date)等现代科技基础上的监测比对、量化核查的大数据体系、系统和平台。在二级市场建立防止操纵市场、防止违规交易的大数据预警系统。
例如，我们北京绿色交易所在今年的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发布了“企业碳账户与绿色项目库”系统，该系统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企业和项目建立碳核算账户，通过在线监测和政府大数据实现动态监测和自动核算，引入多维度绿色评价体系，作为服务政府主管部门的双碳管理公共平台和服务金融投资机构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
第三，市场要活，即严肃定价。市场活了，才会有流动性，有规模，价格才能够反映真实的碳排放边际减排成本、综合社会成本与外部性成本。首先需要吸纳更加多元化、规模化的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是指数量要足够多的且具有不同风险偏好、不同预期、不同信息来源的市场主体，只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才能发现真实的碳排放价格，才能发现所谓边际减排成本、减排综合社会成本、外部性成本，另外市场的规模要足够大，要兼顾持续性、有序性、成熟性和稳健性。同时要推出更加市场化与金融化的多层次产品，以满足信用转换、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等市场基本功能；还需要更加透明化和包容性的监管，要严格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执行全面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促进严肃定价。
36碳：目前全国碳市场的行业主体还比较单一，只有电力行业被纳入进来，出现了明显的履约驱动现象。您认为这个问题未来会得到改善吗？该怎样看待呢？
梅德文：是否会得到改善，答案是肯定的。在我国，真正的全国统一碳市场目前才运行一年多，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减排的两难，叠加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价格机制的系统性、碳数据体系的复杂性等因素影响，我国碳市场建设注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我们也要分几个阶段来迈。
第一个阶段在于市场化，以提高现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为目的。这个阶段，全国碳市场的扩容与产品的完善将同步进行。“十四五”期间，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这些行业被有序纳入，配额总量有望扩容至70亿-80亿吨/年，纳入企业将达到7000-8000家，按照当前碳价水平，未来全国碳市场总资产将有望达到4000-5000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碳市场将逐步克服其弱点。这个阶段，也许持续到实现碳达峰为止，估计还要7-8年的时间。
第二个阶段是金融化，以完善市场金融化为目的，也就是允许期货交易，允许金融衍生品的开发，吸纳金融机构与个人主体加入进来。碳资产将不再仅用于履约，通过金融创新盘活存量碳资产的需求更加旺盛，包括碳远期、碳互换、碳期权、碳租赁、碳债券、碳资产证券化和碳基金等金融服务将逐步完善。这个阶段，也许需要再持续十年。
第三个阶段，国际化，以和国际市场进行融合为目的，包括探讨建立基于“一带一路”的全球区域碳市场。积极关注国际统一碳市场发展，加强与国际碳信用的衡量标准、全球碳价的形成以及碳市场的互联互通。
碳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解决之道，重启CCER已迫在眉睫
36碳：碳市场是帮助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一大政策工具，其独特性体现在哪？
梅德文：首先，我要讲一个观点，中国要实现碳中和，解决之道在碳市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曾提出过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工业革命，其实是包含能源革命、产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在内的三场革命。谁应该先发生呢？希克斯认为，是金融革命。他说“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一场金融革命”。
历史上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金融支持靠的是债券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金融支持靠的是股票市场。实现碳中和，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能提供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支持的金融市场。
什么是“大规模”？很多机构都分别计算过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资金，结论也非常相似：我们总共需要至少140 万亿左右的投资，用于发展无碳技术、旧设备减碳升级，以及新技术的产能扩张，这是“大规模”。
什么叫“长期”？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经济学家周子彭认为，如果我们需要40年实现碳中和，那前10年应该每年投入 2.2 万亿，后30年每年投3.9 万亿。持续40年，每年投入2万亿元以上，这是“长期”。
什么叫“低成本”？就是指资金到账快，等待周期短，不需要抵押或者低成本抵押等。在金融领域，我们把融资分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指银行贷款，而直接融资指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或者从风险投资那里获得融资。显然，直接融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常说的BAT（百度阿里与腾讯）、TMD（头条、美团与滴滴），还有现在很火的宁德时代这类创新型企业，主要都是靠直接融资，获得了“低成本”的资金。
但是我们已有的金融市场是很难满足这个要求的。一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很难催生能够满足碳中和需求的重大技术创新；二是我国的金融资产配置，在能源结构调整即未来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大趋势下，有可能面对重大的安全风险。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手段，帮助绿色创新型企业直接获得融资，并且推动国家的金融资产，从非绿色向绿色转变。而发展碳市场，鼓励碳交易，就是我们可用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是我说的，中国要实现碳中和，需要碳市场。
36碳：您如何看待全国碳市场与地方碳试点的关系？二者如何协调呢？
梅德文：我认为全国碳市场和地方碳市场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全国碳市场抓大放小，纳入的都是年碳排放量超过2.6万吨的工业大户。而在试点碳市场里面，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行业可以更丰富一些，门槛可以更低一点，所以两者并不交叉。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碳市场的成熟完善需要出台很多新的政策规则，而地方碳市场规模小，影响也小，很多政策规则可以在试点市场先行先试。比如说地方市场可以在覆盖行业、纳入门槛、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主体、交易品种、配额总量控制、监管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为全国碳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未来，随着两个碳市场的不断发展，双方兼容性也会越来越高，条件成熟后，两个市场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全面融合。
36碳：目前CCER市场重启的呼声已经非常高，相关的交易工具是否完备？市场准备好了吗？
梅德文：CCER重启是必然的。自愿碳市场是强制碳市场的有益补充，可以促进形成市场“柔性机制”，丰富产品类型，帮助遵约市场和企业实现低成本减排；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同时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从国际和国内看，CCER的重启已迫在眉睫。
从国际看，无论从政府、产业层面，还是金融、供需层面都在探索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碳信用体系。
在政府层面，联合国推出了可持续发展机制SDM，要建立全球统一的自愿碳市场；产业层面，国际民航组织（ICAO）主导的全球统一的国际民航碳抵消与减排机制（CORSIA）也在快速推进中，2021年已进入试运行阶段，2027年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规模以上民航公司都要强制控排；金融层面，国际金融界人士推动建立了国际自愿减排规模扩大工作小组（TSVCM），提出了CCP即核心碳原则。
另外，欧盟将于2027年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美国经过二十多年的谈判，两党、两院在今年签署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达成历史上最大的新能源补贴与气候治理法案，新能源领域补贴达到3690亿美元。
这些信号均激励我们要在自愿碳市场建设与国际碳定价话语权上有所作为。
从国内看，按照目前我国碳市场45亿吨配额规模测算，每年CCER需求量最大为2.25亿吨。与此需求量相比，当前市场上剩余CCER数量已严重不足，未来碳市场扩容，叠加市场需求，CCER会更紧缺，这也是CCER重启呼声特别高的原因。
目前，CCER重启正在准备中。根据10月27日举行的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组织修订《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开展配套制度规范的制修订工作，包括项目开发指南、审定与核查规则、注册登记和交易规则、方法学等重要配套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研究，也正在组织开展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建设。
36碳：基于碳市场的重要性与未来趋势，北京绿色交易所目前的关注点主要在哪？做了哪些改革和创新工作？
梅德文：既然碳市场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非常重要，绿交所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环境权益交易机构之一，关注点必然集中在与碳市场相关的绿色量化、绿色定价和绿色资金配置等方面。
在绿色量化方面，绿交所面向会议活动、企业运营管理、金融机构以及个人提供碳中和服务；不断开发绿色量化减排方法和标准；助推低碳能力建设，协助地方政府完成低碳发展规划、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碳信息管理系统搭建等工作；在全国开发完成了近百个CCER等自愿减排项目；同时，绿交所积极支持个人减排量化，大家熟悉的“蚂蚁森林”项目，绿交所也是该项目的技术开发方，提供了三十多种应用场景计算方法。
在绿色定价方面，绿交所一方面协助北京的碳强制减排交易试点工作，构建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另一方面支持国家自愿减排碳市场建设，于2021年启动了全国统一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建设。同时，按要求编制完成CCER交易、结算相关的制度文件。未来，绿交所将积极发展自愿减排交易，并借鉴国际碳市场中碳期货、碳期权等成熟经验，发展新型碳金融工具。
在绿色资金配置方面，绿交所目前正联合有关机构推出气候股权投资基金与碳基金，培育和推广碳中和商业模式和适用技术，服务地方和国家双碳目标。为更好地引导资金投向气候友好型项目，绿交所正在开发企业碳账户和绿色项目库系统，并配合市金融监管局研究起草《北京市企业（项目）融资绿色认定评价办法（试行）》，作为企业碳账户和绿色项目库系统的配套标准；同时积极开展金融创新，研发与CCER等绿色资产挂钩的绿色金融产品等。
未来，绿交所将在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服务体系，服务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建设，探索绿色金融引导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助力中国如期实现双碳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