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甲午一战，日本即成为中国的最大克星。晚清越打越乖，再不敢以“天朝大国”自居，对近邻这个蕞尔小国也以“友邦”代“倭”。中日关系没有越大越僵，反而越打越密，垂死羸弱的清廷再不敢举枪叫板，而是代之以橄榄枝，频送秋波。
到了北洋军政府时代，日本主宰皖系段祺瑞部，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亚洲大哥易主，昔日大哥，如今跟着小弟混，远东外交，“日主中从”的局面形成。在“日主中从”半个世纪里，在日本的刺激下，近代中国发生了起于民间精英的三度觉醒。
第一次为戊戌变法，乃康梁等书生发动，“公车上书”是晚清读书人“以日为师”的愿望与发端，虽因保守势力强大仅维新百日而未果，但毕竟唤起“向天敌靠拢”的猛醒。
第二次觉醒，是辛亥革命。革命的大本营就设在日本东京。苟延残喘的清廷令中国民间精英看到了和平手段的无望，转而奋起暴力革命。黄兴、孙中山等组建革命党同盟会，在国内无法立足，均远渡日本蓄势待发。其间革命党人，大多为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这些青年近卫军无一不受到日本“铁血”的武士精神影响。据有非凡果敢的行动力。
他们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尚武精神，另一方面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等近代思想家的思想，使他们树立起武力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信念。历尽磨难与牺牲，最后他们用一场辛亥革命让皇帝在中国成为历史，其壮举不仅彪炳千秋，也令天敌日本刮目相看。
其间，日本著名思想家北一辉，极为推崇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一辉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动。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
北一辉的言论虽然是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政治革命的阐述，但客观来看，辛亥革命的日本元素是不能排除的。它既是“以日为师”的继续，也是“以日为据”的胜利。
正如当时的革命党青年精英汪精卫所说——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这段见识，或许就是“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的旁注所在吧。然而，即便近邻助产，也并不会使久病的老大帝国迅速崛起，辛亥革命之后，日本仍是压在中国心头的一块巨石。超越天敌短期内不仅不可能，而且摄于天敌之威还愈演愈烈。自《二十一条》，日本堂而皇之成为北洋的太上皇。“日主中从”的局面呈“可持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将这种尴尬而屈辱的局面推向极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日本见风使舵，趁火打劫，对德宣战。然而日德交战的主战场，却中国本土——胶州半岛。家门口的敌人，要靠“友邦”来清除。这是中国的屈辱，但却是日本在巴黎和会显耀的资本。这种摆在桌面上的硬实力，不是靠中国外交人员能够改变的。
尽管中国谈判代表有的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政府却指令：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段祺瑞的政府没有日本人扶持更支撑不下去，岂敢对日说个“不”字?“日主中从”成为既定的外交国策。
从实力与国际地位而论，日本是有资格藐视中国的。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所以，尽管陆徵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费尽口舌，但远东甚至中国的事情还是日本主导，在日本的一再坚持下，中国希望得到5个席位的“大国”请求终归是奢求。
巴黎“分赃会”上，中国外交受辱，引发举国觉醒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发端，也是日本刺激下的第三度觉醒。天敌可以令你自断尾翼，也可令你长出翅膀，虽然中国民间从日本那里得到三度觉醒，但可叹，从政府层面上，近代中国政府五十年间，得过且过，有舍无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