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凌晨接单倒在送餐途中，直到清晨，才被早起的群众发现已经死亡。家属将外卖平台诉至法院，索赔200余万元。开庭时，外卖平台和用工单位均称非雇佣关系，自己无责。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该如何保障？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事件： 外卖小哥凌晨倒在送餐路上
去年5月19日凌晨，外卖小哥小刘陆续接下“饿了么”平台派送的四个订单。最早的一单客户下单时间是在0点43分，取货地点是太阳宫附近的一家便利店。仅用了20分钟，小刘就完成了这一单的配送任务。
1点16分，又有客户下单了，取餐地点是位于霄云路的一家餐厅。随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又有两位客户相继在平台下单，取餐地点距离小刘都不太远。于是，他一口气儿接下这三份外卖订单，分别前往餐厅取餐后，再根据距离远近依次进行配送。
然而，三份热气腾腾的外卖都没能送到客户手中。系统显示，订单配送超时，最后都被取消了。直到早上6点多，在朝阳某小区的单元门外，小刘被早起的居民发现已经倒地身亡。受到惊吓的居民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现场，经调查排除了刑事案件嫌疑。
司法鉴定结论显示，小刘符合脑干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从其面部软组织损伤情况看，应是倒地时造成的磕碰。
在北京打工的小刘才34岁，正值壮年，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主要靠送外卖挣钱养家。事发前一天，他已经接了大量的配送订单，凌晨还在工作。突发的意外给这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家庭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最让家属不能接受的是，平台运营方完全可以定位到每一位骑手的实时位置，毕竟就连普通的订餐客户都能通过外卖软件看到骑手的定位。当小刘长时间未能完成订单的配送，且定位始终停留在一个地方不动时，如此明显的异常，平台竟然没有及时发现，就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导致小刘发病数小时无人救助，最终死亡。意难平的家属将平台运营方告到朝阳法院，提出索赔200余万元。
家属认为，事发时，平台方面无论是打电话给小刘或订餐的客户核实情况，还是拨打120，都有可能避免悲剧发生。被告对骑手异常不闻不问，是导致其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焦点：新业态下的用工关系 谁该担责？
近年来，外卖骑手工作途中突发意外事件频频冲上热搜。作为一种新业态，不仅仅是外卖行业，包括网约车、同城急送、网约厨师、网约家政等“互联网+”行业，在劳动、劳务关系的认定上均有别于传统行业，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受到社会关注。
2020年年底，43岁外卖骑手韩某在送餐途中猝死，事后的赔偿问题就在网上引发过争议。平台方以韩某属于众包骑手，与平台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提出出于人道主义给予2000元的赔偿，在舆论发酵后，才同意将抚恤金数额提高到60万元。
据业内人士介绍，当前市场，外卖骑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送骑手，一种是众包骑手。专送骑手由配送企业或者外包的劳务公司经过专门招聘，属于专职配送员，有规定的用工时间，接受企业的用工管理；而众包骑手相对灵活，众包平台对社会大众开放，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注册成为骑手，并自行决定接单与否，骑手根据实际完成的订单量获取酬劳，属于灵活就业人员。
小刘也属于后者。家属提起诉讼后，平台运营方向法院提出申请，追加外包的用工企业参加诉讼，成为共同被告。
外包公司认为，该公司与小刘签有网约工合作协议，并约定不适用劳动法。小刘是众包骑手，生产工具、时间、地点、接单选择等均由其自行决定。公司与小刘属于合作关系或灵活就业关系。而且公司已为小刘投保个人意外保险，事发后，家属也已拿到60万元保险理赔。
平台运营方则表示，外卖平台只是信息服务平台，仅负责向配送员及配送公司提供信息，不参与招募和管理配送员。尽管平台可以掌握配送员的实时信息，但这并不是平台对配送员进行管理的依据。
无论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方面均认为，小刘是因病致死，属于意外，自己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也不应当为此担责。
小刘和外卖平台及外包公司之间到底是何法律关系？究竟谁应当为小刘的死负责？成为法庭上原被告之间争论的焦点。
判决：90%责任由外包公司和平台分担
北京朝阳法院近日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这起生命权纠纷案。
法院审理认为，尽管外包公司与小刘之间签订的合同名为《服务合作协议》，但实际关系却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因此，外包公司作为雇主，应当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
判决指出，小刘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外包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及时跟进了解、处理上，在涉及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伤害情况的掌握、及时救助上，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小刘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外包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平台运营方因未与小刘签订合同，也未对其进行劳务管理，不需承担雇主责任。但鉴于平台运营方能够实时掌握小刘的配送情况，却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外包公司方面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小刘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外，小刘本人对自身身体情况也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外包公司承担7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承担20%的责任，小刘自身承担10%的责任。除去家属已经获得的60万元保险理赔外，朝阳法院一审判决外包公司和平台运营方另外赔偿死者家属总计150余万元。
分析：平台定位功能不应只用来监管外卖员
“很多猝死的人其实就是累死的吧。如果不是在深夜，可能这个孩子的父亲，女人的丈夫，父母的孩子还能有一线生机……”一位娱乐博主留言说。更多关注此事的网友为小刘感到惋惜，“为了生活太不容易了。”小刘为何凌晨还在接单？“因为夜间的单价稍微高一丢丢，还有就是车少人少，一般不存在超时的情况，超时要扣钱呢。”一名外卖员给出了答案。
新型灵活用工方式与传统生产方式不同，劳动者的人身从属性减弱，独立性增强，也因此出现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劳动者权益保障难的问题。
今年年初，国家信息中心正式发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透露，2021年在线外卖收入占全国餐饮业收入比重约为21.4%，同比提高4.5个百分点。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线外卖行业的庞大占比使得基于平台形成的新型就业方式备受青睐。相关数据显示，美团和饿了么平台包揽了90%左右的市场份额，平台上累计活跃骑手数量超过1000万人。
2021年5月19日，我国多家社会组织在对343名骑手深入调查后发布《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显示有接近两成的骑手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88.28%的骑手会为了按时送达而选择违反相应的交通规则。
“司法实践中，劳动者和互联网平台及用工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或劳务关系，很多时候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是否存在‘从属性’，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此案主审法官肖华林说，本案中，尽管小刘属于众包骑手，工作比较灵活，但是对于用工单位依然具有一定的依附性，要接受用工单位的管理，比如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配送工作，没有完成就要受到处罚等。基于此，法院认为小刘和外包公司之间依然构成雇佣关系，即劳务关系。由于家属起诉的是生命权纠纷，判定平台是否担责，则主要通过判定平台在此事件中是否具有过错。
记者注意到，2021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应急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企业要依法合规用工，积极履行用工责任，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承担相应责任。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外包等合作用工方式的，与合作企业依法承担各自的用工责任。新业态下，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受到重视。
“平台的实时定位功能不应该只用于对劳动者进行监管、处罚，也要用于及时发现意外，对劳动者实施救助。”基于这起案件，肖华林建议外卖平台应以此为鉴，进一步梳理和完善经营模式。在配送业务外包的情况下，对劳务单位加强审核，从资质要求、准入条件等方面，提高劳务单位防范、化解劳动风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建立完善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以及异常情况信息跟踪、反馈和处置机制。
劳务单位也要切实加强用工管理，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履行用工主体职责，完善劳动保护和保障，并通过参加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的方式来分散用工风险。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