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已经不是全球性的了
互联网总是有一些普遍化的东西。万维网在本质上似乎既是单一的，又是全球性的，是一种空灵的联合国。但是今天，互联网正在裂变为不再愿意或能够连接的独立群体。这种转变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主义和开放性被加利福尼亚反文化的技术先驱们引入科技产业，成为后来苹果、微软、谷歌和Facebook的温床。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家安全的议题和平台的私有化推动力凸显出来，互联网的势头已经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即私人的、有墙的领地，依靠独立运行的生态系统相互竞争，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分裂网”（splinternet）。
分裂网，也被称为“网络巴尔干化”，是指互联网由于各种因素如技术、商业、文化、政治、民族主义、宗教和不同的国家利益而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征。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研究员克莱德·韦恩·克鲁斯（Clyde Wayne Crews）在2001年首次使用该术语，用来描述“作为不同的、私有的、自治的宇宙而运行的平行互联网”概念。
克鲁斯是在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对互联网上关于隐私、儿童安全、版权、税收以及其他问题的监管泛滥感到悲哀，于是问道：“为何不让更多的互联网出现，而不是更多的监管？”在他看来，我们所知的互联网——由大写字母开头的Internet——构成了“公地悲剧”的一个典型例子。
不过后来的作者，如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国际安全项目的研究员斯科特·马尔科姆森（Scott Malcomson），则贬义地使用这个词来描述对互联网作为全球网络的日益增长的瓦解力量。
例如，特朗普在共和党总统提名辩论中曾提及在敌视美国的地区“关闭”互联网。而身为美国总统，从利用政府的权力威胁言论自由到实际采取行动来限制这种言论，并不是一个大步骤，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单方面的“总统宣布”存在“国家紧急状态”的声明。2010年美国参议院关于网络安全的报告指出：“第706条赋予总统接管美国的有线通信的权力，如果总统选择的话，可以关闭网络。”注意这里的“接管”和“关闭网络”这两个词。对于一个依靠紧急状态声明作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的总统来说，这样的机会可能是诱人的。
俄罗斯发誓要让自己的互联网可持续和自给自足。在过去的十年里，克里姆林宫进行了系统性的努力来控制其网络空间, 政府大幅度提升了国家在互联网治理和数字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并为此提出了“主权互联网”（sovereign internet）的概念，将外国信息技术赶出俄罗斯市场并逐步接管国内技术，同时不断扩大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在线内容和通信隐私予以控制的法律和法规。
欧盟发布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用欧盟范围内的数据共享和收集的法律框架，确定非欧盟公司在欧盟个人的在线数据方面受到更严格的法律制度的约束。网络或许是全球性的，然而却是欧洲在改写数字隐私的规则书。
中国则一向坚持，每个国家都拥有主权，控制在网络空间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
四种如此不同的政治文化都趋向得出相同的结论，表明开放的全球互联网正濒于死亡。取而代之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被分割开来的互联网，受不同的主权管理，由不同的服务机构运行，在其中你的在线体验由当地的法规决定。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互联网
当互联网还很年轻时，人们的希望很高。就像任何萌芽中的爱情一样，我们相信新发现的迷恋对象能够改变世界。互联网被推崇为促进宽容、摧毁民族主义、将小小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地球村的终极工具。然而这些希望都一一破灭了，正如前几代人曾失望地看到，电报和无线电、铁路和电视都没有兑现其最热心的啦啦队所喊出的改变世界的承诺，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由互联网推动的全球和平、爱与自由的崛起。
不妨先从ICANN的一个口号讲起。ICANN的全称叫做“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它的任务是什么？要想在互联网上与其他人联系，必须在设备上输入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可以是名称也可以是数字。该地址必须是唯一的，这样计算机才能确定彼此的位置。ICANN 负责维护和管理世界各地的这些独特标识符。没有ICANN的管理系统（称为域名系统或DNS），我们将无法拥有全球性的可扩展网络，更无法从中找到彼此的位置。
所以，可以理解的是，ICANN要全力维护互联网的互操作性。为此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互联网”（One World. One Internet）。该口号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巨大的讽刺。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9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签署了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于4月份高票通过的《主权互联网》法案，11月正式生效。法案使得莫斯科可以通过政府控制的基础设施来传输互联网流量，并创建一套国家域名系统。新法案出台后，互联网供应商启用深度数据包检测，允许俄罗斯互联网监管机构分析和过滤流量。这一切与ICANN的意旨完全背道而驰。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够了由西方构建和管控的网络架构，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第一次有国家试图去控制哪些信息可以或不可以进入本国，但俄罗斯的做法与之前的其他实践截然不同。从其举措中也可看出网络主权的未来走势。
众所周知，互联网的架构具有开放性：网络设计最显著的特征是保障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任何人向其他任何人传达任何信息。而网络主权管理的关键在于，在让某些信息自由传输的同时，对另一些信息予以封锁阻隔。既然TCP/IP协议对信息完全不予分辨，那么，企图区别对待信息的互联网主权如何才能实现？
中国、韩国等国的做法是，政府在本国连接国际互联网的端口设置网络防火墙，用于监控和过滤境外不受欢迎的网站和资讯。俄罗斯无法将国内网络变成企业式的内联网，因此它下力气研究一种混合的方式，既不单纯依靠硬件，也不只靠软件，而是改变网络信息的传输流程和相关协议，因为流程和协议决定了网络信息能否从源头被传输到目的地。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域名系统的标准。俄罗斯的办法即是从DNS着手，建造一套俄罗斯专有的DNS服务器，这样，公民上网就只能访问俄国的网站，或是国外网站的俄国版本。为了给这项计划做好准备，俄国花了数年时间立法，要求国际公司将俄国国民的数据存储在俄罗斯本土，一些公司因为拒绝遵守而被屏蔽。
在《主权互联网法》通过以后，俄罗斯在技术和法律层面都能将本国网络与世隔绝。《主权互联网法》其实是对现行法律的一揽子修正案，其官方目标是“确保俄罗斯互联网在遭受外部威胁时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即在以某种方式切断与国外服务器连接的情况下，仍能确保国内的网络运行。
放眼全球，倾向于对互联网采取管制的国家似乎正越来越多。新美国基金会在2018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从全世界来看，除了主张开放性全球互联网和相信封闭式主权互联网的国家，还有可以称为“数字决定者”的第三阵营，它们在互联网审查、网络中立和在线监视等问题上所做的关键决策，将会影响全球网络的未来。而在过去四年来，一些“数字决定者国家”，如以色列、新加坡、巴西、乌克兰、印度等，对待信息正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主权式和封闭式的方法。原因是，每个政府都会担心军事设施以及重要的水电网络等被恶意攻击，或是出现假新闻影响选民。
所以，开放的网络本身是不是一件好事，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推行网络主权的新方法不仅提高了某些国家控制网络的可能性，还使得这些国家能够结成联盟，有机会共建与西方并行的互联网世界。这或许可以比喻为一场“网络冷战”。
安全观主导世界
关于“网络冷战”，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的情形表面上是对抗，实质上是看齐。
以主张网络自由开放最力的美国为例。2020年8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提出一个更广泛的“清洁网络”（the clean network）计划，成为美国互联网政策的分水岭。它为互联网连接设置了国家障碍。特朗普政府希望从美国数字网络中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应用，并称中国人拥有的短视频应用TikTok以及通讯和社交应用微信是“重大威胁”。
然而，该计划向每个国家（不仅仅是中国）都发出信号，任何外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可以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基于国家来源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仅适用于应用层，而且还广泛适用于电信设备提供商、云服务、应用商店、托管商、海底电缆等。
以国家安全行审查之实，以国家安全行反竞争之实，套用一句疫情期间的流行语，美国正在全面照抄他国的作业。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倡导全球互联网的想法，无论用户身在何处，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使用相同的在线内容和服务。科技公司可以开展国际业务，在全球各数据中心之间自由移动数据。但是，如果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唯一安全的数据和计算机网络坐落在自己的边界之内（就像对TikTok和微信的限制所暗示的那样），那么可以看出，美国也根本不相信全球互联网。这等于说，它也开始认定保护互联网安全的唯一方法是屏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服务。
有评论家认为，美国根据国家出身来封闭平台，这表明有关严格控制的互联网的构想最终战胜了开放式互联网。蓬佩奥的所谓“五大清洁”举措（清洁运营商、清洁应用程序、清洁应用程序商店、清洁云、清洁光缆）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的半透明防火墙。
坚持与中国有联系的所有企业都是政治代理商的唯一真正目的是孤立和削弱中国的ICT产业。这一残酷过程旨在维持美国在高科技产业中的领先地位，并继续保持美国在全球化监视能力方面的主导地位。对技术发展与创新的这种民族主义的零和博弈立场，将数字经济视为军事的延伸，主张中国能力的任何提高都会损害美国的能力。
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也是“互联网主权论”为自身带来的一个反噬。“互联网主权”的概念认定，一个国家的主权从其实际领土延伸到网络空间。从印度禁止中国的移动应用程序到特朗普发布针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行政命令，国家行为者在管理各自的网络空间方面正越来越发挥更大的作用。与领土、领海和领空类似，我们很快会看到网络空间被整合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这将是互联网发展的巨大错误。姑且不论其他，仅从安全角度来看，它也是一个错误。这是一种试图保护数据和计算机网络的徒劳的方法，该方法依赖于一个非常不真实的假设，即一个国家自己境内存储的数据比其他地方存储的数据更安全。
“数据民族主义”（data nationalism）的最新势头是，各国都开始要求将某些类型的信息存储在国家物理边界内的服务器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两位法律学者阿努帕姆·钱德尔（Anupam Chander）和乌扬·莱（Uyên P. Lê）发现，已经实施了数据本地化要求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法国、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他们写道：“全球对监控和安全的合理焦虑正在为政府的措施提供理由，这些措施将万维网分割开来，但却并未加强隐私或安全。”
对安全的关注促进了数据国有化的努力，但这样做是否有益大可怀疑，因为数据的安全并不取决于它们的位置，而是取决于围绕它们建立的防御系统的复杂程度。当然，国家管制互联网数据的流动并非新鲜事，因为互联网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实在太大，国家不可能轻易放弃对它的控制。不过，2013年发生的斯诺登事件使原本就在酝酿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变得更加沸腾，特别是，美国的行径令它丧失了对互联网发展方向的辩论的“道德高地”。斯诺登所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国际网络流量的监控，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和越来越多的反制措施。此后，许多国家重新评估了对美国平台的依赖，认定寻求数字主权的努力才是正确的选择。例如，对于俄罗斯互联网用户而言，斯诺登事件的结果是，俄罗斯安全部门对互联网拥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我们此刻的世界，是一个安全人士与安全观所主导的世界。模仿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著名说法，可以发现，我们从军工复合体来到了安全复合体。今天，亚洲、中东、欧洲和美洲国家都在要求对网络的运行方式进行重大的改变，甚至超越了数据存储的地点问题。它们希望政府严守本国互联网的边界，促进本国科技公司的发展，使本国的IT部门服从于安全和政权稳定的目标；同时，对国际上的竞争对手，要么将其排除在外，要么迫使它们将数据本地化，并提供给国内安全机构。
特朗普对TikTok和微信的限制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对此，每个国家都可以效法，都可能利用“国家安全”作为自己的借口，将国家在互联网世界中各占一角的行为合理化，从而摧毁国际科技企业。讽刺的是，正是Facebook和谷歌这样的美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失去最多。
美国倒退的安全立场，一定会加剧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复杂的技术战争，而全球互联网则会成为这场技术大战的牺牲品。2018年，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预计未来的互联网将会一分为二，出现“中国主导的互联网和美国主导的互联网的分岔”。可以说，他描绘的前景不是“分裂网”（即分割为多个互联网）而是“分岔网”。果真如此，这意味着各类科技领域的公司——电信、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等——在独立的生态系统中运营，一些公司不得不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作出选择。
没有统一互联网，只有联合互联网
毫无疑问，互联网曾使我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她1997年的畅销书《距离的消亡》（The Death of Distance）中，《经济学人》当时的高级编辑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预测，由互联网驱动的通信革命将“增加理解，促进宽容，并最终促进世界和平”。事实证明，宣布“距离的消亡”为时过早了。
地理环境仍然重要。二十年来，互联网既没有打倒独裁者，也没有消除边界。它当然没有迎来一个理性和数据驱动政策制定的后政治时代。它加速并放大了世界上许多现有的力量，往往使政治变得更加易燃和不可预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互联网就像现实世界的一个超强版本，带着它的所有承诺和危险。
1994年，以埃瑟·戴森（Esther Dyson）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等为首的一群数字化爱好者发表了一份题为《知识时代的大宪章》的宣言，承诺 “不是通过地理而是通过共同的兴趣将‘电子社区’联系在一起”。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时任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负责人，在1997年戏剧性地预言，互联网将打破国家之间的边界，二十年后，那些习惯于通过点击鼠标了解其他国家的孩子“不会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
尽管这一切在宣扬时听起来是乌托邦式的，但它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彼时的网络现实。互联网是一个广阔的空间，一个崭新的领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任何人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人进行电子通信，而且基本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一个网站或网上商店，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软件，即浏览器，去获取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信息。政府或大公司对信息、意见和商业的控制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约翰·佩里·巴娄（John Perry Barlow）甚至挥笔写下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巴娄豪迈地写道：“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关于“赛博空间”的崇高论述早已不再。甚至这个词现在听起来都显得过时了。今天，另一个被过度使用的天体隐喻占据了上风：“云”被用来指在装满计服务器的仓库（称为数据中心）中产生并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各种数字服务的代码。不过，大多数讨论都涉及更多的尘世问题：隐私、安全、反垄断、后真相、监控社会，等等。
同样，这也是当下互联网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公平反映。在互联网初次表现为全球统一网络的二十五年后，它迈入了第二个阶段：被若干种独立但相关的力量合力撕碎，变得四分五裂。
如果我们想到，互联网当初被“拉到一起”是一个奇迹，那么我们不难发现，正是这意外成功催生了现在将互联网撕裂的力量。正如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的一份报告所描述的，开放的网络是“由硬件、软件、标准和数据库组成的脆弱和偶然的结构，由广泛的私人和公共行为者管理，他们的行为只受到自愿协议的限制”。受制于演变和政治压力，这些脆弱和偶然终究无法持久。今天我们看到，关于这一全球性网络应该如何治理的相互竞争的观点已经浮现，并在国家层面得到拥护，地缘政治的作用正在打破早期“电子大同”的虚幻。
可以想见，未来很可能出现中东互联网、欧洲互联网、美国互联网、俄国互联网等等——它们有着不同的内容规定和贸易规则，或许还会有截然不同的标准和操作协议。目前来看，全球互联网的这种逐步分裂已不可避免。我们必须习惯于这样的想法：标准化的互联网是过去，但不是未来。未来可能是一个联合的互联网，而不是一个统一的互联网。
诸多不同的互联网将不得不学会不安地共存。如果完全放任不管，技术世界将分裂为数字保护主义普遍存在的“战国状态”，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金融体系瓦解一样。到目前为止，“分裂网”的发展还只发生在“应用层”。如果这些进程突破到“传输层”，即域名系统、IP地址管理、根服务器和互联网协议的层面，情况就会变得十分严重。
上述这些关键的互联网资源好比是“互联网的空气”。就像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中国的空气”或“美国的空气”，而只有“被污染的空气”或“干净的空气”一样，虽然我们需要为互联网的不可预测的未来做好准备，但必须确保互联网对全体人类有益的底线。
让这些关键的互联网资源的管理不受与互联网有关的地缘政治争端的影响，是未来全球数字合作的一大战略挑战。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技术界都必须平等地参与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最终，即便不同的互联网被发展出来，它们也必须能够相互交谈，并使用户可以在不同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中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