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如果提起“商帮”，首先映入我们脑海的大多是以阿里马云和网易丁磊为代表的浙商、以腾讯马化腾为首的粤商，还有拥有福耀集团、安踏集团和诸多知名企业的闽商。
他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和乡谊做纽带，互相帮扶，终成气候。
如果你看过《乔家大院》，势必会对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留下深刻的印象。明清时代的晋商凭借经营盐、铁、茶叶以及丝绸起家，最后又借助票号垄断了当时全国的金融业，一时风头无两。
山西商人那会儿多有钱？
用明朝嘉靖年间第一鬼才严世藩(奸臣严嵩之子)的话说：
“晋商富甲海内，资产百万以上者天下共十七家，皇亲国戚占十二，徽商占其二，晋商占其三。”
皇亲国戚咱们抛开不谈，五家最有钱的家族里面，晋商占三家，你说他们多有钱？
到了晚清光绪年间，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保持在九千万两白银左右，而人称“草原第一商号”的大盛魁，其资产约为清朝岁入的一半，这还只是晋商中的一个商号，说他们“富可敌国”，一点都不过分。
但是，我们如果细数当今比较知名的晋商，那么也只有百度的李彦宏和融创的孙宏斌可以撑一撑门面，和鼎盛时期晋商的整体实力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既然在明清时期打下那么雄厚的底子，为何拥有500年历史的晋商，其影响力不复往日了呢？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还要从晋商发家开始谈起。
01晋商是如何在明朝时期崛起的
如果从三家分晋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算起，山西因为本身地势偏高，山谷纵横且有险可守，所以其军事价值和战略地位一直为历朝历代所看重。
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丰富的矿产资源，再有山西人强大的经商能力作为加持，到了元代，山西的太原、平阳(临汾)和大同三城已经发展成了国际性的大都市。
《马可·波罗游记》中，曾经用“壮丽城堡”等词汇来形容当时的山西临晋，也正是从元代开始，晋商开始逐渐迈向历史的舞台。
自打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当权者一直对退居漠北的蒙古政权十分忌惮，所以他们又东起鸭绿江、西坻嘉峪关，在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并驻扎了约80万军队把守。
这么一来，这80多万人的粮食问题就很让朝廷头疼，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朝廷出台了一个政策，他们鼓励内地的商贾贩运粮食去边关，作为报酬，官方发放给这些商贾盐引，也就是食盐运销许可证。
我们都知道，食盐在古代一直是官方垄断，是抢手货也是老百姓的必需品，拿上这个许可证无疑就离发家致富不远了。
这个政策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开中制。
山西因为距离边关很近，而且商人多吃苦耐劳且讲究诚信，很快就借助开中制的东风实现了原始积累。
如果说这会儿和晋商竞争的还有徽商等其他商帮，到了明朝中期，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之一的“走西口”，竟无意将晋商的实力提高了一大截。
“走西口”其实就是逃荒，山西北部因为土地贫瘠，到了明朝中后期更是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恶劣，所以很多晋北人不得不前往塞外的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
他们来到蒙古后，发现当地人虽物质资源匮乏但却拥有大量毛皮，这一商机很快被山西人抓住，一大批商号借此迅速崛起。
此后，以畜牧为主的蒙古牧民不仅成为茶叶、丝绸、家具等其他日用品的稳定需求者，而且当地生产的毛皮和牛羊肉亦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畅销款。
“走西口”本是逃荒，却无心插柳，将晋商的业务规模又提升了许多。在此笔者多提一句，山西人向来讲究落叶归根，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背井离乡，去外地发展。
“走西口”虽然获得意外之喜，但确是被迫的，山西人骨子里还是比较保守的，缺了那股子主动向外闯荡的劲头，这一点也间接导致了晋商最后的没落。
02晋商其实是中国金融业的鼻祖
时间很快来到清代，和徽商把精力放在海上贸易相比，晋商则更偏向于在内陆开辟一条新商路。
他们以晋、冀两省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到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再通往彼得堡、莫斯科和欧洲大陆。
这么一条商路硬生生被晋商趟了出来，并成为其再次崛起的“生命线”。
我们从这条商路就可以看出，晋商在北亚的主要客户有两家一一蒙古和俄罗斯。
因为清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两国互市一直处于半禁止状态，俄国人对中国的茶叶与布匹需求量很大，因而晋商在起初占尽优势。
据说，旅蒙晋商中实力最雄厚的大盛魁，在业务繁荣时期可以用50两一锭的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路，而与之齐名的晋商元盛德，他家用于运货的骆驼数量首尾相连，能在这条路上排两行。
晋商的实力日渐雄厚，商业的发达也衍生出了金融业的萌芽一一票号。
我们需要明晰的是，无论是进行汇兑的票号还是放款的账局，最初都是从旅蒙贸易中逐步分离，才在关键的历史节点演变成独立开展的业务。
道光四年，也就是1824年，由晋商首创的票号山西日升昌正式设立。值得一提的是，日升昌原来不过是一家颜料作坊，作坊的大掌柜雷履泰起初只是偶尔做些汇兑，贷款之类的金融业务。
但谁曾想，汇兑的业务越做越大，颇具商业嗅觉的雷履泰于是建议东家，咱们干脆直接改做票号生意，日昇昌由此应运而生。
票号凭借晋商强大的财力支持，除了通过存放款支持钱庄及商号的经营活动外，仍然以汇兑金银为主要的金融业务，它的出现从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晋商发展的需要，加速了资本的流通。
从另一方面，票号通过汇兑军饷和协饷，为地方政府垫款等方式逐渐成为清政府的代理国库，而政府与票号的特殊关系也使得票号一时之间风头无两。
以日升昌为例，在其鼎盛时期在全国有几百家分店，白银储备占清政府总额的80%，代理国库果然名不虚传。
除此之外，以票号为代表的晋商团体，还发展出了自己独有的商业模式：
1.企业文化：学而优则商
古时候讲“学而优则仕”，山西人则不以为然，他们主张“学而优则商”。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是那些天资聪颖的小孩，大人们首先培养他们经商，从商这条路走不通再去上学，这就导致了山西人年轻一辈中的翘楚，其实都洒落在各大商号。
据统计，山西几乎在整个清朝期间，没有出过一个状元，就连考中进士的人数也是逐年递减：
顺治年间出过33个进士；
康熙年间出过16个进士；
乾隆年间出过12个进士；
嘉庆帝以后这么长的时间，只出过10个进士。
这也难怪，顶尖人才都去经商了，选剩下的才去读书，在这种人才筛选的社会背景下，山西顶尖的人才几乎全部流入商界，这也为晋商长达500年的兴盛奠定了人才基础。
中国近代学者刘大鹏眼高于顶，但是在他的《退想斋日记》中对于晋商中的人才有如下记述：
“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由此可见，山西人在商业上的人才投入是颇费心血的。
除此之外，晋商的家族观念淡漠，他们规定子女和亲戚不能在企业中任职，还有我们熟知的“不用三爷”，即主管者家族中的少爷、姑爷、舅爷，不得参与票号中内部业务管理。
而拒绝家族制这一点，抹去了皇权对于晋商日后一家独大的顾虑，相关的资源也开始向晋商倾斜。
2.经营模式：东家放权，大掌柜挑大梁
看过《乔家大院》的朋友都熟悉，乔致庸作为东家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他拥有生意的所有权，而手底下各个分号的掌柜们则拥有决策权。
大掌柜的身份像极了如今的职业经理人：拥有企业管理权限，企业说白了还是股东的。
这种制度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东家放权，让自己信任的掌柜在前冲锋陷阵，这就保证了选拔人才的公平性，你要是有能耐还能获得东家的信任，那么你就具备当掌柜的资格。
晋商将企业经营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分离，对掌柜充分赋权并加以信任。
当然，取得信任的过程是漫长且艰辛的，你首先要挺过三到五年的学徒期，在这时期内不仅是对学徒做生意能力的培养，更是对于学徒人品的考验。
如果了解德云社的朋友肯定熟悉，德云社收徒也有学徒期，在这期间也不教你什么东西，而是要学徒做些杂活，一是磨练心性，二则考验人品。
要知道，岳云鹏这个师兄弟成名之前，打扫卫生这件事他们可没少干。
3.股份制分红
不得不说，当时晋商在奖励机制这块做得非常好。
股份制虽说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象征，但在明清时期的山西就初现股份制的雏形，我们来看看晋商是如何进行利益分配的。
他们的员工收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固定收入和身股制。
固定收入其实就是在包吃穿住的基础上提供薪金，工资的多少随着员工在企业的工作年限逐年递增；
身股制则是说，掌柜和一部分伙计因为是替商家做事，所以就以自己的人力入股，叫做“人股”。而东家因为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所以占的是“银股”。
“人股”是一种虚拟股本，虽不对生意中投资，但是拥有一样的分红及经营权。
试问如今除了个别大企，哪个企业主会让你凭借人力入股？所以说这种激励制度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不仅给员工打了鸡血，而且所带来的利益也是实实在在的。
摆一个数据让大家明白身股制的霸道：
清代的一个知县每年的收入大概是1045两银子，晋商一家普通票号一名三厘身股的活计年收入大概在1000两上下，两者差不多。
这其实有点类似如今的合伙人制度，怪不得当时祁太平一带（祁县、太谷、平遥）有谚语流行：“坐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借助票号的东风，晋商开始了对中国金融业近80年的统治，直到现代银行被引入中国。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晋商在金融业既然领先其他商帮这么多，中国的第一家现代银行却没有山西人什么事儿，这是为何？
03晋商之败，其实早有端倪
其实要想了解晋商衰败的原因，我们必须要知道两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1860年。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趁虚而入的沙俄逼迫清廷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除了割地外，俄国人还取得了直接进入中国境内做生意的特权。
要知道在这之前，俄国商人被规定只允许在恰克图等边境口岸才能做买卖，而且做生意还必须通过中国商人来转接。
这样一来，一直做中俄茶叶贸易的晋商在一夜之间就蒙受了灭顶之灾。
此后，俄国商人不仅取得了进入张家口、天津、上海、汉口等口岸的通商权，而且还相继获得了中国海关茶叶免税权，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水路运输贸易的特惠权。
他们避开了晋商等中国商帮的垄断，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的产茶腹地——长江流域的汉口等地直接购茶、制茶、贩茶。
不仅如此，在税收上，俄国人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而与此相对，晋商当时从湖北汉口贩运茶叶到中俄边境，中途要经过63个税收关卡，仅税金这一项就要比俄国人高出10倍左右。
在生产上，俄国那会的工业化程度要远远领先于我们，人家用的是机器，你用的是人力，从生产到包装，晋商已经处于全面落后的地位。
在交通上，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贯通，俄商赴福建买茶，经海路直运海参崴，成本大降，晋商见状亦申请走海路，却被清政府拒绝。
无奈之下，中小茶商只能用赊销拓展市场，却遭不法俄商拖欠，晋商虽多方投诉但清政府却拒绝受理，恰克图商号从全盛时的140多家，下滑到只剩20多家。
国已不国，清政府腐败无能，又怎能独善其身？
第二个节点则是1908年。
由于受到近代银行的冲击，票号的生意早已大不如前。
相比现代银行举全社会之力招资，票号平均40万两的资本与之相比早已相形见绌。不仅资本实力落后于现代银行，在制度先进性以及政府支持等方面，票号也处于下风。
清廷迫于形势，也要建自己的现代银行，于是他们推出了《银行通行则例》，并规定今后金融从业者必须验资注册，按章运作，否则取缔经营资格。
无奈，当时山西票号龙头蔚丰厚票号的大掌柜毛鸿瀚没有认清形势，由20多家票号提议“成立晋省汇业银行”的建议被他断然否决。
晋商由此错过了最后一个翻身的机会，而宁波籍商人趁势崛起，近代金融业再也没有了晋商的位置。
04晋商500年沉浮带给我的思考
晋商的没落固然让人唏嘘，但是他们讲诚信的经商文化至今影响着无数从商之人，他们在票号以及企业经营模式方面的创新也令人钦佩。
在研究晋商的沉浮史之后，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思考：
走出去求活，固步自封必败
无论是“走西口”、“闯关东”还是“下南洋”，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出击，不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向外不断拓展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路。
晋商之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固步自封，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先进，不需要再去改进什么，殊不知清朝疆土之外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落后也注定被这种变化所取代。
现如今很多年轻人背井离乡去大城市发展，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似乎谁也逃脱不了这一定律：
我们通过改革开放走出去，现在经济腾飞，日子越过越好；
清政府固步自封，自诩“天朝上国”，但几乎近代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侵略过那个时候的中国；
郑和下西洋，不仅给友邦和海外的好友带去了我们的特产，还传播了文化，至今都对不少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
但前提是，我们走出去的初心是好的，不是狼子野心而是赤子之心。
最后，用《乔家大院》中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作为结尾：
“若身在泥潭，心也在泥潭，则满眼望去均是泥潭；若身在泥潭，而心系鲲鹏，则能见九万里天地。”
与君共勉。
一一END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