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江南建立了大明政权时，华夏的部分河山其实还没收复。后来他一步步收复旧河山以后，元蒙也没有被彻底消灭，而且这股力量一直威胁着北方的边境。
朱元璋为了防止北境被侵袭，就在当地设置了常驻的军事单位，当时比较重要的军事重镇有九个，因此这条防线也常被称为“九边”。
九边重镇当时汇聚了几十万的大明官兵，这些官兵的吃喝拉撒就成一个大问题，尤其是粮食。以当时的人口体量和粮食产量，一般人吃粮的问题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但是边军吃粮却面临着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华夏的北方一直就是缺粮大户，而九边又全在北边；
第二，当时的交通条件很差，最划算的水运到达不了九边；
那么如何才能把南方的粮食，相对经济地运往北边的九边呢？
公元1370年，朱元璋打算“抄作业”，宋朝的时候实行过一个用国家的盐、茶专营权，换取商人帮忙运粮的法子，不过宋朝是笼子里的鹌鹑，物质比较充裕，但是没有什么“野心”，所以这这个办法一直没用起来。
朱元璋是个实干的野心家，因此他对基层的事情看得比较透，于是就决定启用这个名为“开中法”的运粮办法。“开中法”主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商人先把粮食运到指定位置，第二步，是商人根据运粮所得的凭证，去盐场兑换食盐，第三步，是把盐卖到指定的地区。
这个办法利国利民所以很快铺开，而主导这个行为的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晋商。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次最先崛起的是晋商而不是别的商人团体呢？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我国的北方政权的大本营，在明朝以前基本上都是在关中地区。因此这个地方的贸易往来要远比其他地方更加繁盛，宋朝的时候虽然建都中原，但是当时宋朝和辽国的互市也有设在关中地区的，因此关中地区从很早就成了物流汇集之所。
因为关中地区早在明朝之前，就培育了很多的商人团体，他们手上有资源，又熟悉南北运输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大风来的时候，他们很快就站到了风口之上，而值得一提的是，九边重镇中，山西就占了俩。其他的重镇虽多，但是人口密集程度，和商人的聚集程度都远不如山西，于是晋商开始由此崛起。
“独家经营”让晋商赚得盆满钵满，但要延续这种富贵却不能只靠商场上的专买专卖。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到一名“水陆两栖”的武将王崇谷（详见《明朝山西籍名将，功劳不下于戚继光、李成梁，可惜知道的人不多》），不过在文章中，只介绍了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却没有过多介绍他的家世。
王崇谷并非出身于将门世家，他家是地道的晋商，他的家人有不少都在经营和边镇运粮有关的生意，而他本人曾长期镇守边镇。看过前文的人应该已经知道，王崇古在军事层面来说，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以至于他去世以后，当地人还念他的好。但是在“私生活”上，他肯定也为家族的生意起了一定的臂助作用。
当时用粮食换盐引的规模和利润都很可观，如果没有个朝里能撑腰的人，这块大肥肉晋商不可能一直吃下去。而且史料中也有一些记载，那时有一个叫郜永春的官员，他在巡视了边关的盐政之后，发现这个生意已经是“大商专利”（垄断），存在很大的弊病。这里暗示的大商，就是王崇谷和张四维等明廷重臣的家人。
张四维是王崇谷的外甥，家里也是以盐业起家，据《明史》等书记载，张四维家因为是晋商一员，所以家里一直不差钱，他在求学之时，他父亲给他搜集的学习资料都是论车拉。当时造纸术和印刷术虽然已经比较普及，但是买资料能论车的，家里没矿估计也很难办到。
张四维入仕之后，除了有舅舅王崇谷外援之外，他还和高拱走得很近。曾有大臣弹劾张四维给高拱送红包，后来高拱被查时，家中的浮财仅黄金一项就有上万两，这其中你要说没有张四维的贡献可能说不过去，而张四维的钱也应该出自自己的晋商之家。
公元1582年，中国古代最后一位改革家去世后，张四维荣升大明首辅，你要说张四维没有反哺，估计他自己都不能相信。
王崇谷当时是边镇军方的大神，张四维是文官的龙头，而他们和如日中天的晋商有着直接关系，晋商的“长红”跟他俩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王崇谷和张四维身居高位，他们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又有多少，晋商自己内部有有联姻的习惯，因此可以说，晋商和朝廷的部分官员，应该建立起了一个共同发展的运共同体。
由此可见，晋商的崛起，离不开朱元璋的边防政策，而晋商的“可持续发展”，则离不开晋商中崛起的王崇谷、张四维等高官。
有人说晋商是大明衰败的重要原因，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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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的晋商文化学术研究者不愿意正面谈及和评论或力挺当代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