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山西票号形成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的规模，其分支机构广泛设立于国内国际贸易的重要市场和交通枢纽，基本遍及我国工商业重镇。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巅峰。作为明清时期商业历史的代表，晋商开创了中国金融业的新纪元。
（一）
平遥作为晋商重要发源地之一， 早在汉代，平遥就已是晋中地区的商贸集散地， 明代中叶时，平遥商人的足迹已遍布全国，清代，以平遥商帮为劲旅的晋商已称雄于大江南北，大宗批发、运销、中转业务兴旺发达。晋商的足迹还走出国门，抵达俄罗斯、日本、南洋乃至欧洲腹地。 时人就有“ 填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之说。
哪里有商品，哪里就有交换，哪里有交换，哪里就有货币流通。白花花的银子在商人手里来回辗转、积聚，必然会使货币流通手段发生新的变化，实现新的飞跃。这就是我国银行业的鼻祖——日昇昌票号出现的前奏。
日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财东是平遥县达蒲村人李大全。这家商号从事的是传统的颜料行业，总号地址位于平遥县西大街。西裕成颜料庄的生意越做越大，到了道光初年，西裕成商号已经陆续在北京、天津、成都、汉口等地开设了分号，而北京分号的掌柜就是雷履泰。雷履泰善于经营，生意越做越红火。
当时在京城的平遥商人将所赚的银两运回平遥，只能托镖局护运。千里迢迢，银两常有被抢的危险，走镖成为商家极为头疼的一件事。后来商人们想到了实力雄厚的西裕成，就请求雷履泰帮忙。 商人们把欲捎的银两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 由分号发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商人们再到平遥提取现银。 刚开始只是帮忙，后来捎托的人多了，便商议由托汇者出一点费用。 西裕成若在京需款，便在外主动招揽汇兑者， 向汇兑者交一定贴利。
雷履泰从汇兑业务中发现了经营汇兑业务的辉煌前景和潜在商机，当他被李大全调任总号任大掌柜时，这一切已成竹在胸了。 他向李大全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李大全采纳了雷履泰的建议，出资30万两白银，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营银钱异地汇兑的字号——日昇昌票号，由此揭开了我国金融业的新纪元。
日昇昌票号的产生，与自身所处的环境及背景有密切关系。 平遥贸易业长期的繁荣兴旺，平遥商人历经商海的搏击、积累的经验以及遭遇的挫折，孕育了票号这一新生事物。
日昇昌票号成立后，由于经营有方，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日昇昌票号的声誉逐渐响彻全国。同时它与国外来华的银行也经常发生业务往来，这正是“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
日昇昌票号如今已经成为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在营业柜房用天平称银两和打超长算盘的伙友蜡像，在中厅，总经理雷履泰和财东李大全亲切交谈商量票号事业的塑像。这些塑像，再现了当年晋商智慧和谋略，也让人们眼前浮现出当年日昇昌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繁忙景象。
在柜房墙上悬挂着诗文牌匾， 这便是最早的银行密押制度，即用汉字代表数字的密押法。 比如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此外，代表每月30天、代表银两的10个数字，还有货币单位都有诗仗的每一字对应作代码。这样的汇票即便被外人捡到，也不知道这些摸不着头脑的汉字组合是什么意思。 当然，密押是不断更换的。将近一百年， 日昇昌启用的密押达300多套， 除了密押，还有汇票上的水印以及固定人的笔迹等保密防伪措施。 现在日昇昌展柜中还会看到当年印在麻纸中的“ 水印”，对着阳光才能看到纸中的“日昇昌记”四个大字。让人不得不佩服晋商的智慧。
（二）
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昇昌票号后，与日昇昌仅隔着一个烧饼铺的蔚泰厚东家侯培余看到经营票号获利巨大，非常羡慕，得知日昇昌票号雷履泰、毛鸿翙不和，便以优厚待遇说服毛鸿翙，毛鸿翙离开日昇昌，侯家马上礼聘了他。毛鸿翙就在日昇昌的隔壁将绸缎店改组为蔚泰厚票号，一年内将平遥城内的绸缎店和细布庄商号一律改组为票号，组成了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成为日昇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结束了日昇昌一家独大的局面。
票号的丰厚利润震动了山西商界，商家纷纷仿效，改营票号。从道光三年到光绪三十二年的80余年间，仅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就设立票号总号40余家，在各地开设的分号多达400余家，业务遍及全国甚至跨越国界。可以说，日昇昌票号一马当先，带动形成了山西票号业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
票号作为金融中介机构，运用自身的金融工具，高效率地将资金配置到不同资金需求者手中，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尤其通过广泛设立的分号，解决了当时异地之间高难度的货币资金协调问题，促进了工商业乃至经济的发展，而工商企业的繁荣又进一步促进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使票号业务扩大。一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的经营实力了。这句话不只是夸耀票号的经营实力，同时也说明了票号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便利。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危机。由于偿付外债赔款及贸易入超，使得巨额白银外流，造成国内银根奇紧，信用紧缩滞销，现银短缺，又导致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恐慌不断。“财币外溢，利源内竭，民生困蔽，巨商倒闭”是这一时期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随着经济危机中工商业和钱庄的倒闭，票号倒账在全国范围内迭出。外欠款项无法收回，资本严重受损，面临严重危机。
日昇昌票号延续了近百年之后，1914年的冬天，中国票号的开山祖师——日昇昌倒闭了，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随之落下帷幕，票号曾经创造的辉煌也被尘封在了这些古老的院落里。与此前后，山西众多票号或歇业、或倒闭，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山西票号的历史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它改善了近代中国的货币流通方式，开创了中国汇兑业的先河，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推动了我国金融业的变革，为中国官商银行的设立、发展提供了人才和经营方法。它的一些管理经验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它的衰亡，会给我们许多警示，引发更多的人们去思考、借鉴。
（三）
明清时期的晋商行走商路五百年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明代实行“开中制”，为晋商发展提供了契机。山西商人最先冲破了地域的局限，勇敢地走出去，开阔了视野，看到了缤纷多彩的外部世界，在飘泊中寻找商机。但走出去不一定就能闯出一翻事业来，晋商的发迹除了有天时、地利等客观因素外，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脱颖而出的经营意识。
山西商人奠定资本基础，第一次是在明初。明代实行“开中制”，利用食盐的专卖权和民间商人运输的粮食进行交换，通过这种交易，边塞的军队获得了充足的补给，商人也获得了高额的售盐利润。近水楼台先得月，山西毗邻北部的九大边镇，占据地利之便，承办运输军饷的商人大部分都是山西商人，山西商人由此赚取了大量利润，推动了商业资本的集中。
到了清代， 晋商抓住新的历史机遇，积极开展旅蒙贸易，不但逐渐垄断了对恰克图的国际贸易，而且开辟了一条通向新疆的商路，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根据当时的记载，从我国内地去往恰克图经商的商人有一半以上都是山西人，他们以张家口为中转站，长途贩运的货物主要包括烟丝、茶叶、绸缎、布匹、日用杂货等，用以换取内地缺少的各种皮毛、毡毛等物品。晋商中著名的太谷曹氏商人，生意遍布各地，并且涉足多种产业的经营，包括丝绸、颜料、药材、杂货、茶叶、钱庄、当铺、票号等；祁县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规模巨大，先后创立了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乔氏名下的著名商号，甚至创下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名气，财力之雄厚，可见一斑。创办山西票号的财东资本家当中，追根溯源，有不少都是曾经从事旅蒙贸易的。
清朝中叶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社会经济日渐繁荣发达，一方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规模扩大了，另一方面，商品流通频繁，货币流通量增大了。这两方面导致商人经营所需求的资本量大幅增加，需要专业化的汇兑业务服务，山西票号就是为满足这一需求而产生的专营性金融机构。
当发展异地汇兑业务的机遇出现时，山西商人敢于创新，敢于从传统的颜料行业转型到金融行业，使山西票号主宰了票号行业，引领了清末民初金融业的潮流，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善于驾驭商机的能力非一般商人所能具备。票号的产生，用汇兑的方式成功解决了长距离运输大量白银的问题，商号在不同地点之间调拨资金不再受土匪抢劫的威胁，商号出账入账、平衡债务很快就可以结清，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推动了整体经济的繁荣发展，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四）
山西商业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晋文公制定了“清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手工业快速发展，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西汉以来，山西商人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将粮食、日用品等经汾河、黄河漕运长安，也利用“丝绸之路”与各国商人往来。唐朝建立后，太原规模宏伟、府库殷实、交通发达、手工业商业十分繁荣。在此期间，山西商人大多属于“单打独斗”，晋商文化的外在表现并不明显。实际上，山西人经商能形成一种规模成为一个群体，开始于明清时期。
晋商在明清时期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过汉口、太原再经蒙古、俄罗斯到欧洲的“茶叶之路”，活动遍及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家，首创票号金融机构，其财富积累、管理制度、经营艺术等都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各大商帮之首，至此晋商的集体成功开始被各方关注，晋商文化的影响力开始增强。
如今，当年的晋商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衰落了，却给后人留下了深厚而弥久的晋商文化。
晋商崇尚诚信。中国票号业创始人雷履泰在平遥县雷家故居的南厅刻有一副对联：“货殖高贤义为本，鱼盐大隐诚作根”，告诫子孙后代做生意务必诚信。榆次常家大院养和堂石半亭有一对联：“处事近厚纤毫必尝为信，存心诚实时刻不易乃忠”，以此告诫后人要诚信忠实。晋商在几百年的艰苦创业、发展壮大过程中，树立起了诚实守信的商业理念，做生意从不缺斤短两，不掺杂掺假，坚持以诚信为本，生意也是红红火火。梁启超先生以晋商“自夸于世界人之前”，并以“晋商笃守信用”来概括晋商商德。
晋商讲求义利相通。晋商崇拜关公，几乎所有的晋商会馆都会“先设帝位”，也几乎是晋商会馆所在地都会修建一所关帝庙，因为关公在民间代表的是忠、义、仁、信，这与晋商的经商之道不谋而合。晋商秉持义在利先、以义制利的观念，时刻提醒自己商业行为一定不得违背天道大义，不得违背道德规范，坚持以正当的方式追求利益。晋商始终认为义与利是统一的；对于商人而言，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若重利而不讲义，则会招致他人怨恨，最终损害自身利益。明代巨商王文显在诫子书中说：“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
晋商践行艰苦创业。明清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晋商中普遍存在，尤其是晋商先人创业之初和发展壮大过程中，这一特质更为明显。从晋中到包头这条走西口的路上，晋商推着小车徒步行进；南至福建武夷山，北至大漠、戈壁的贩茶之路，晋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奔波着。如果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其必定不可能做到汇通天下。艰苦奋斗不仅包含着晋商百折不挠的精神，更包含着晋商积极进取、敢于创造的精神。晋商在金融领域首创票号，在管理上首创身股制，在经营上开辟“茶叶之路”，这些创举无不表明晋商的创业创造思想。
晋商坚持和衷共济。清末，晋商蔚丰厚经理李宏龄在其编纂的书中写到：“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晋商崇拜关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公乃山西人，以关公为精神纽带，组建会馆，使之成为晋商联络乡谊、维护同乡同行利益的重要方式。
纵观晋商五百年的发展历程，做小生意晋商坚持同仁重义、互帮互助；做大生意晋商坚持重义轻利、重视合作；对家族晋商坚持“分财产不分商号”；对百姓晋商坚持“挽黎民于倒悬”；对国家晋商坚持“担责任于己肩”。晋商文化始终追求一种协调的思想，协调与竞争者利益、协调家族内部利益、协调与国家利益。
春秋数度，风流尽显。当年的晋商精神已经成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激励新晋商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