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复幼年家贫，父早亡，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穿义理。但四举开封府进士，均于科场失利，未能任官。32岁后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近20年，虽贫穷不堪[1]
本 名 孙复
别 称 泰山先生
字 号 字明复，号富春
所处时代 北宋
民族族群 汉人
出生地 晋州平阳
出生时间 992年（壬辰年）
去世时间 1057年（丁酉年）
主要作品 《易说》、《春秋尊王发微》
主要成就 教育、经学
早年经历
孙复的家世及其早年的经历已不可确考。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孙复孙复年届三十六岁，时范仲淹守丧居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掌府学。孙复上谒范仲淹，范给予其经济资助，并为他谋了学职，授以《春秋》。以后范仲淹服满复职，孙复去应举。
景祜元年，孙复第四次科举落第，通过郓城举子士建中介绍，孙复认识了石介。石介在泰山筑室，邀孙复去讲学，并与张洞等执弟子礼师事孙复。孙复居泰山八年，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与讲学，撰写了《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著作，声名渐显于世。
庆历一年(1042)，在范仲淹、石介等人的推荐下，孙复以布衣超拜，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他与石介一起，积极支持范仲淹等的"复古劝学"主张，在太学实施举人应考须有听书日限及扩大太学录取人数等措施，使得学生人数骤增，北宋太学从此而兴。嘉祜二年(1057)七月病逝。孙复辛勤于治学，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举与功名，后是研究学问与讲学，故而在40岁(一说50岁)尚未成婚。时宰相李迪，深知孙复人品、学问俱佳，将其侄女嫁给了他。李迪是宋真宗、仁宗时有名的大臣，地位、政绩都很显赫，为人处事亦很正派，他将其侄女下嫁给孙复，增其贤名，而世人则由此更知孙复之贤。孙复之学及其为人，很快传闻于天下，他一时成为学界权威。孔子的后裔孔道辅，时为龙图阁待制，很有声望，亦前来拜见孙复。拜见时，石介立侍孙复的左右，举行礼仪时，升降拜则扶持着，往谢孔道辅时亦然。孙复所主持的泰山书院一时盛况空前，成为当时的一个学术活动中心。孙复盛名在外，引起范仲淹、富弼等当朝一些大臣的关注，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后仁宗到太学巡视，赐孙复绯衣银鱼，并有意委孙复为侍讲，为皇帝进讲，解释古书的疑义，后因人反对而未成。
庆历七年(1047)，坐徐州举子孔直温案，贬外职，后重返太学任教。时有徐州人孔直温，因引诱军士谋将捕，搜其家时得到孙复的诗词，孙复因而受到牵连，并遭到贬官处理，遣为应天府判官事。这时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官员为其说情，最后仍留为国子监直讲，后又被迁任为殿中丞之职，至卒。孙复病重时期，当朝大臣韩琦将此事禀告了宋仁宗，并选派了一个书吏，给予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协助孙复得书15万言，录藏于秘阁中。孙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12卷，《春秋总论》3卷，《睢阳子集》10卷，《易说》64篇。从孙复著作内容看，他研究的学问，主要是阐述周孔之道。他主张“尊王说”、“道统论”，适合于统治集团的需要，顺应了统治阶级的意愿，因此，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社会上层的重视。
教育成就
孙复治学突出儒学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谓玄妙难测的宇宙本体，乃是指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他继承韩愈之说，构建了一套由远古伏羲、炎黄经尧舜禹至周公、孔孟的 孙复《诗集》道统，认为孔子使“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上孔给事书》）这一学说将孔孟宣扬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论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儒家传布之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的万众遵行的根本原则，儒家硕学成为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对皇权专制构成有力的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富有进步意义的亮点。虽然，这种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至上的垄断性，但究竟在理论上有一种客观的价值评判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妨碍帝王的胡作非为，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孙复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从事教化几十年，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质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扬大道，必先施之于教化：“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没有教化，人便混同于禽兽，天下就不成为人的天下。他批评汉宣帝的鄙视儒士不足为用，结果纪纲目乱，风俗日坏，导致西汉衰亡。孙复进一步提出教化当以太学为根本：“太学者，教化之本根，礼义之渊薮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显然，这就把太学的教化与政治是否清明联系起来，并将之安置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这个见解是十分明智的。孙复的治学方法论亦有重要的创造。首先他提出“舍传以求经”的治经方法，即以时代的需要为出发点，直接从经学中寻求有用之道，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提出见解。孙复的“不惑传注”“舍传求经”的方法，一方面发展成为理学家的“义理之辨”的思维模式，对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脱，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义，因而对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机，推动了古代思维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具有玄想特征，由于阐述经学原则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性，所以易于流于空泛议论之途。其次，孙复在提出“舍传求经”方法时，已经注意到这种方法含有的不确定性，又主张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务实之学，在方法上为研究经学开拓了一条新路。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唐韩愈倡“文以载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孙复则进一步称“文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诗词歌赋的文章“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这就批评了道家废文遵道的偏颇，承认文的大用是为道的倡明来服务。他认为所谓儒学六经是圣人之文，均是阐明儒道之言，六经因孔子传播，有极高的地位。所以明道离不开六经，但同时要直指六经，通其义理。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了后世宋学即理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宋学的创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发扬光大，这在当时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经学方面，孙复撰有《易说》，早佚。孙复经学为学界所重的是其《春秋》学，今存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孙复《春秋》学的特点，在于置《三传》于不顾，凭己意诠释。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突出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思想，而实质与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有关。除《春秋》学外，其学术思想中值得注意处有三点：一、提倡儒家"道统"：他说："吾之所以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二、排斥佛、道二教：写了《儒辱》、《无为指》等文，专门攻击佛、道，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进而号召儒者起来"鸣鼓而攻之"，试图重振韩愈攘斥佛道的事业以复兴儒家文化。三、抨击科举时文：他对当时士人热衷于四六时文的现状大为不满，强调"文以载道"，认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之本也"，作文应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孙明复小集·答张洞书》)。 孙复孙复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回礼部取问状》记："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这说明当时学者对其学风的认同。孙复开了风气，以后治《春秋》者相继效法，宋代治《春秋》出名的如孙觉、刘敞、瞿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等，他们的《春秋》学在内容上固然与孙复多有不同，舍传求经、变专门学为通学这一特点是完全一致的。但孙复也因其学风而遭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如乾隆间的四库馆臣批评他"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过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
编辑 对此史家还评价道：“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可见，孙复不仅为理学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内容，同时还为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理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理论形态，孙复是这个理论形态的先驱者，其作用与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古代思想史与理学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故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有“不敢忘”之语。孙复科考失利，盖由于其重义理而轻传注，而宋廷沿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所以孙复“知其道不与时合，不敢复进，乃退”。[3] 欧阳修评论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
编辑 《谕学》冥观天地何云为，茫茫万物争蕃滋。羽毛鳞介各异趣，披攘攫搏纷相随。人亦其间一物尔，饿食渴饮无休时。苟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孟轲荀卿扬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击喑敺聋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藩篱。是非丰顇若不学，慎无空使精神疲。《中秋歌》明月一岁中，影圆十二回。如何今夕里，争赏罗樽垒。既爱盈盈色，更上高高台。人心莫如此，试为君言哉。月者水之精，秋者金之气。金水性相生，五行分其事。则知天地间，相感各以类。水得金还盛，月因秋更清。气类使之然，人谁不有情。可怜别夜色，一一皆销声。自昔诗家流，吟皆不到此。徒能状光彩，岂解原终始。冥搜讵有得，燥吻真何以。请看退翁歌，其的能中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