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文名 阎若璩
国 籍 中国
出生地 山西太原
出生日期 1638年
逝世日期 1704年
主要成就 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之一
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十四日（11月11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太原西寨村人），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 编著图书《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母亲丁氏亦能诗文。家学渊源，使阎若璩自幼就置身于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体弱多病，口吃，秉性迟钝，甚至“读书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犹未熟”。但仍自强不息，勤勉不怠，“潜心钻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之言”。每当同学日暮抱书归家之后，他仍“独吟不置，必背诵如翻水乃已”，甚至“发愤将书拆散，读一页辄用面糊粘几背，既熟即焚去”。水滴石穿，积思自悟，他终于在15岁的一个冬夜“心忽开朗，如门牖顿辟，屏障壁落”。从此颖悟绝人，读书过目不忘。
顺治八年（1651年），15岁的阎若璩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此后更是钻研经史，深造自得。他立志博览群书，曾经集陶宏景、皇甫谧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题于柱上，以此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多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读，使他成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为他日后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时海内名流过淮，皆与之交接，当地的学者如李明睿、方文、阎尔梅等，亦折辈和他来往，一起讨考古今，切磋学问，使他获益匪浅。康熙元年（1662年），阎若璩改归太原故籍。以后，他数次返籍乡试，但都名落孙山。值得庆幸的是他也并未虚行。
康熙二年和十一年（1672年），他两次到太原松庄拜会了傅山，两人切磋学问，考辨金石遗文之学，情谊笃厚。康熙十一年，他第四次返归故里，恰逢顾炎武游太原，他们一道考晋祠古迹，辨晋水源流及太原之沿革、唐晋之分封。顾炎武还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定数条，顾虚心从之”。
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 续资治通鉴策后仍寓居京师，日以论学为事。其时国内名流学者鳞集北京，阎若璩以“博物洽闻，精于考据经史，独为诸君所推重，过从质疑，殆无虚日”。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每诗文成，必属裁定”。是年，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并随书局前往洞庭东山、嘉善、昆山等地。这一时期阎若璩与精于地理学的顾祖禹、黄仪等晨夕相处，对地理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于“古今沿革，考索寻究，不遗余力，往往出其意表”，使参加撰书的学者们大为赞赏。在修纂《大清一统志》的同时，阎若璩还与万斯同、顾祖禹、胡渭等学者相与讨论，排比正史，参考诸书，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徐乾学去世，一统志局的诸学者云散，年近60岁的阎若璩也回到了淮安府山阳县。其后，他常常“访友数百里内，往来苏杭，轻舟载书册酒茗，倘佯湖山烟水之间”。此时，他已“名动九重”，但使他深以为憾的是“绩学穷年，未获一遇”，名成而功未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和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后来，皇四子亲王胤禛（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闻其名，以手书相邀。已69岁的阎若璩感到不胜荣幸，不顾年老衰病之躯，日夜兼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赶赴京师。三月，被胤禛请至府邸，尊为上宾，“呼先生而不名”，“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请御医为他医治。六月八日（7月9日），阎若璩因医治无效卒于京师。胤禛遣官经纪其丧事，并亲撰挽诗及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积轴盈箱，日程月课；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阎若璩不仅精通经史，而且“于地理尤精审，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他所著《四书 阎若璩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诸书，穷力于古，考辨精实，校正了前人对古地名附会的许多错误，同时涉及到四书中的人名、物类、训诂、典制等，被后人称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佳作。除此而外，阎若璩还著有《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反映了他在经学和史学上的成就。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8世纪初，清朝的统治已趋稳定，经济逐渐恢复，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渐渐缓和，思想界、学术界也处在从清初务实经世而反对空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转为重视汉学及考据学。阎若璩可以说是清代汉学研 阎若璩究的先导。他的学术思想有如下特点：一、继承了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倾向，指责“道学寡陋”，认为“训诂之学至宋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他推崇汉代经师马融、郑康成，认为他们“兼群经而纂释之，其网罗遗逸，博存众家，意义深远矣”，明确表示“主汉不主宋”。二、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的博古通今的学风，离开了他们主张的经世致用的目的。阎若璩博极群书，精于考证，淹贯经史，“于汉唐诸儒注疏，类能贯穿钩穴，口诵如澜翻”。他的著述颇丰，但大都是对古文的诠释、整理、考证，离现实很远。三、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要力求确实。阎若璩以怀疑的精神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籍、经注、经说问难，认为其中“不无错误处”。他希望探索经籍的本来面目，辨伪存真。以此目的出发，他读书注重解义，凡有“一意未折，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后止”。每论一事，每立一说，都要详加考辨，力求精核，有时甚至“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
阎若璩一生治学，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的问世。《古文尚书》系 阎若璩用古文字书写，西汉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比当时流传的今文《尚书》多25篇。南朝、隋、唐、宋以来学者传诵的系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但自南宋吴（木或）、朱熹开始怀疑此书是后人伪作，元吴澄著《书纂言》、明梅（上族下鸟）著《尚书考异》考辨其伪，但尚无定论。阎若璩年二十读《尚书》，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尚书古文疏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定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视，阎若璩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他所运用的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的考据方法，则为考据辨伪学创立了通例。《四库全书总目》因此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别，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此外，伪《古文尚书》一千多年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作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依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确证了《古文尚书》是伪作，使理学家们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沉重的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其思想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
阎氏《疏证》的“科学方法”绝不科学。毛奇龄“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是对阎氏方法的准确描述。胡适“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则是阎氏方法的“升华”，是侫人学术“有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绝大讽刺意味的是，在《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中已经出现倾向于“无罪推定”的思想。在《大禹谟》中，皋陶对帝舜的一段话完整表述了这种倾向：“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这是一个伟大文明开创时期充满道德和智慧的治政方略。两种思路之间，一则博大仁爱，一则刻薄猥琐。有多少中国学者可以区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文明的传人！本文副标题是“清代考据学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实际上，《古文尚书》问题贯穿中国经学史的全过程。怎么认识孔子之前《书》的性质、用途和影响？孔子是否编定过《书》？其中是否包含“二十五篇”？这“二十五篇”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三代史的史料？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什么意思？两汉学术今古文之争（三个世纪）在多大程度上是学术之外一边倒的权势利禄之争？如果从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四个世纪）《古文尚书》对《今文尚书》的文献替换过程是人们对二者文本质量的选择结果，也就不存在“作伪”问题。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唐人义疏的文本选择就是对以往四个世纪选择结果的正确和重要的确认。这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唐代学术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的意义和地位。
宋代学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孟子风格”，《大禹谟》“十六字心法”以唐人文本选择为前提，朱熹对“二十五 篇”行文平易的“猜想”则是对同一前提的逆反。“怀疑精神”在学术史中绝非坏事，关键问题是清代学术对朱熹“猜想”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结果。本文至少可以证实阎若璩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但是，阎氏的方法和结论却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的清代学术提供了依据，包括乾嘉考据对“汉学”的复古，包括“古文学”和“今文学”的兴替。阎氏之后清代考据学被称作“汉学”，江藩将阎若璩列为清代“汉学家”第一人。事情开始有些荒唐：考据学鼎盛时期为什么无力纠正阎氏《疏证》中大量十分明显的考据错误？清代“汉学”古文家、今文家的学术定位有几分明白几分糊涂？两个世纪清代学术在多大程度上以阎氏《疏证》为支点？阎若璩在《疏证》中（第八十）讲了一个故事。先说郑康成于病重时以书信告子：“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多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然後讲他自己“《疏证》第五卷写成，年五十有三”。再说卜葬其父的过程。最后说：“后三年，果有……善写生者适至，属写二图，一礼堂写定图，一传与其人图。观者咸叹其秀眉明目，以为康成遗照，而不知实以余像代之。因藏诸丙舍秋山红树阁，视我世世子孙云。” 郑玄书信见《后汉书》本传。“末所愤愤者”是郑玄于病重时交待遗愿。“其可图乎”是嘱其子设法了却暮年心愿（和画像没有关系）。我读《疏证》三遍。初见上文，哂其误解文义，行事荒唐；连“秀眉明目”都要掉书口袋。复见，观其自比康成，沐猴而冠，窃窃私喜之状。三读，蓦然警醒，终于觉察到他移花接木、恶意戏弄的快感：我逗你们玩儿呐。《疏证》五卷写成，他已经蜚声海内。这就怪不得他敢于写下这样的寓言。大约在此之后，他开始往《疏证》中“注水”。由于阎氏寓言戏弄成分过于露骨，被他孙子阎学林在集资所刻西堂本中删掉。其动机是对家祖的温情与敬意。阎氏之后，中国一些知识精英逐渐丧失对中国文明的温情与敬意。历史学家最终成为历史的杀手。这样的历史研究转化为酷吏断案深文周纳的笔墨文书。“莫须有”的作伪故事如此这般编造下来，形成一种极不审慎的恶劣学风，于是有了康有为先生的作伪故事（《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顾颉刚先生的作伪故事（“层累”说）。于是一些今文《尚书》篇章和更多的古文献也最终成为“伪书”。时至今日，中国史学界似乎仍然搞不清楚谁是历史学家，谁是佞人遗种，什么叫客观慎重的科学研究，什么叫酷吏断案的笔墨功夫。一门健全的学科必须要有一个知识的轮廓，要有一套获得和分析经验的相对成熟的方法，一套修复谬误和良性生长的机制。难道没有地下出土的“物证”，我们就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说来有些荒唐，实则大可悲哀。
阎若璩是我国清初一位著名朴学大师。他毕生研究经学、古地理学，治学严谨，善于思考。他常说：“读 阎若璩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他20岁时研读《尚书》时，对《古文尚书》产生了怀疑，于是花了三十年时间进行考证，终于写成了著名的《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对东晋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辩出伪迹一百二十八版权法，得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都是魏晋间伪作的结论，翻了一千多年经学史上的一个大案。名儒黄宗羲看后，大加赞赏说：“一生疑团，见此尽破矣！”并亲自为此书写序。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评述说：“阎百诗的《尚书古文疏证》，不能不认为是近三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他在考证方面的成就，使他成为一代宗师。康熙二十九年，内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因精于地理学，应邀参与编纂。此后，他又和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协助徐乾学编撰《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阎若璩一生勤奋治学、著书，除著有《尚书古文疏证》外，尚有《四书释地》、《潜邱札记》、《困学记闻注》、《孟子生逐年月考》、《眷西堂集》等。他治学严谨，“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无一字假”。这种学风，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影响很大。纪昀对他在考据学上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江藩《汉学师承记》将阎若璩推为清代汉学家第一。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是清代考据学的一面旗帜。它与顾炎武等人横扫了当时流行的空疏无本的心学，开创了清代朴实学风的道路，后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他研究学问的方式我们今天仍在借鉴使用。他那种批判的精神，严谨的态度，详细的占有资料，缜密的考证，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