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李世民画像 李世民于公元598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农历十二月戊午日（一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出生在武功的李家别馆，父亲是时任隋朝官员的李渊，母亲是北周皇族窦氏。李世民4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您是贵人，而且您有贵子。”当见到李世民时，书生竟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等到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为“世民”。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聪明果断，不拘小节，接受儒家教育，学习武术，擅长骑射。公元613年（隋炀帝大业九年），李世民娶高士廉的外甥女长孙氏为妻。公元615年（大业十一年），李世民参加云定兴的军队，去雁门关营救被突厥人围困的隋炀帝。公元616年（大业十二年），父亲李渊出任晋阳留守，李世民跟随到太原并随父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
李世民晋阳起兵
公元617年（义宁元年），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是为晋阳起兵。李渊封李世民为敦煌郡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起兵攻入长安，并且灭隋。李世民官拜光禄大夫、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食邑万户。公元617年（义宁元年）农历十二月，李世民为右元帅，徙封赵国公，率兵十万进攻隋朝的东都洛阳，不克而还，设三路伏兵于三王陵，击败隋将段达。公元618年（武德元年）农历五月，李渊废黜杨侑，称帝，改国号为唐，封李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
唐朝建立后，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尚未完全统治全国，因此，李世民经常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自公元618年（武德元年）起，李世民亲自参与四场大战役。
- 其一，破薛举，浅水原之战平定陇西薛仁杲（薛举之子），铲除了唐朝来自西方的威胁。
- 其二，击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巩固唐朝的北方。
- 其三，在虎牢之战中，一举歼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使唐朝取得了华北的统治权。
- 其四，重创窦建德余部刘黑闼和山东的徐圆朗。
自此李世民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班师返京时，受到长安军民的隆重欢迎。公元621年（武德四年）农历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食邑增至三万户。李渊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因此开设文学馆，收揽四方彦士入馆备询顾问，文学馆与秦王府相结合，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
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李渊建立唐朝后，立李建成为太子。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长兄皇太子李建成知道李世民终不肯屈为人臣，而李世民也认为是自己奠下唐朝开国的基业，遂与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猜忌日深，两派大臣之间互相倾轧。李建成曾经下毒谋害李世民 。其中宰相裴寂、谋士王珪、魏徵、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追随李建成、李元吉。秦府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等跟从李世民。宰相陈叔达、朝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援李世民。其余将领李靖、徐世勣，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
唐太宗李世民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突厥侵犯唐边境，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在太子的东宫中担任率更丞（主管计时的官员）职位的王晊，已被秦王李世民收买，成为李世民在东宫的眼线，他悄悄告诉李世民：“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秦王。”于是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李渊让出军政大权给予秦王李世民，三天后（六月初七癸亥日，公元626年7月5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下诏曰：“自今以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悉数委任太子处决，然后奏闻皇帝”。公元626年9月4日（武德九年八月初九甲子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为帝，次年改元贞观。
因隋末战争而人口锐减，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唐朝只有二百九十万户人口，李世民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咐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经济上，薄赋尚俭，为政谨慎；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李世民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廷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在军事上，李世民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史称贞观之治。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晚年李世民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李治，总结了他的施政经验，同时自评一生功过。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李世民雕像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生病（一说是服用天竺长生药导致暴疾 ），医治最终无效，命李治到金掖门代理国事。公元649年7月10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太宗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初谥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昭陵。公元674年（唐高宗上元元年）加谥文武圣皇帝，公元749年（唐玄宗天宝八年）加谥文武大圣皇帝，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加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1.任用人才 《唐太宗纳谏图》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2.从谏如流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3] 3.完善制度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4.河清海晏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公元632年（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公元633年（贞观七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公元633年（贞观七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18]
公元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19]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20]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21]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22]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22]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22]
贞观初年，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
[23]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24] 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25]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步辇图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25] 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25]
- 吐蕃
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 印度
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五》记载，贞观年间唐僧陈玄奘在印度取经，游学十余年，引起了北印度一位国王的注意，这位国王是北印度戒日王朝的开创者，亦称戒日王。印度的戒日王对远道而来的唐僧说起了自己所了解到的唐朝的信息：“听说你们的天子叫秦王，少年时就见识非凡，长大后英明神武。先前天下大乱，国家分崩离析，战争频仍，生灵涂炭。你们的秦王早就有了远谋大略，兴慈悲之心，救苍生，平海内。其风俗教化和大德恩泽遍布海内外，四方仰慕称臣。老百姓十分感激，于是演奏歌唱《秦王破阵乐》。我们这边听到关于他的赞颂，已经很久了，关于他的盛德声誉，请问都属实吗？你所说的大唐国，就是指秦王的国家吗？”这番话透露出戒日王对隋唐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式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隋末天下大乱，也知道秦王李世民是大唐王朝的开创者之一，而且是年少时就起事，在隋末纷争中，以自己的英明神武平定群雄，在创立大唐国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更有趣的是，他还知道贞观年间流行音乐排行榜上有一首叫《秦王破阵乐》的歌曲。当然，毕竟通讯手段有局限，戒日王对于李世民身份的认识，还停留在秦王这个封号上。戒日王谈起李世民的时候，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其实，李世民和戒日王还经常派使者互动。[27] 晚年的李世民开始追求长生，服食丹药。李世民对古印度方士的到来十分欢喜，厚礼相待，请至金飚门宫内配制丹药。还命兵部尚书崔敦礼率一批人马，协助古印度方士炼丹。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津乐道，颂扬备至。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李世民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唐太宗不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妥当，政策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李世民历代评价
《旧唐书》：“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尝试论之：础润云兴，虫鸣螽跃。虽尧、舜之圣，不能用檮杌、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际，遭遇斯难，以至抉目剖心，虫流筋擢，良由遭值之异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
[4] 《新唐书》：“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3] 吴兢：“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29] 刘文静：“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
[30] 戒日王：“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
[31] 杜甫：“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32] 白居易：“圣人有作垂无极！”
[33] 欧阳修：“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
[34] 柴荣：“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
[35] 范祖禹：“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为太宗乎？及其成功，复归于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36] 司马光：“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37] 苏轼：“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太宗之从谏近乎圣。” 苏辙：“唐太宗之贤，自西汉以来，一人而已。任贤使能，将相莫非其人，恭俭节用，天下几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
[38] 曾巩：“法度之行，礼乐之盛，田畴之制，详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取，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古所不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
[39] 何去非：“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祸乱，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谓固天下之势，以遗诸子孙者，盖未立也。于是乎藉兵于府，置将于卫，据关而临制之。处兵于府，则将无内专之权；处将于卫，则兵无外擅之患。然犹以为未也，乃大诛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浑，平高昌，灭焉耆，皆俘其王，亲驾辽左而残其国。凡此者，非以黩武也，皆所以立权而固天下之势者也。”
[40] 程祁：“太宗举兵五年，定海内，率天下于仁寿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而已。任于仇雠，起于疏远，委之以政，责之以功，谏无不从，谋无不获。且太宗之才，固非天下之所及，然而不以此骄天下之士，惴惴然常若有所不逮，此所以能为千百年之基也。” 吕祖谦：“当时之治，不唯贞观而已，虽并隆于尧、舜可也。”
[41] 真德秀：“后世人主好学者莫如唐太宗，贞观之规模不可以不复。” 范成：“汝不及生在贞观中，粟米数钱无兵戍！” 胡寅：“两汉盛时，太宗所可及也。禹、汤、文、武之业，岂不在所希慕乎！” 陆九渊：“太宗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功业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听拂逆之辞于畴昔所恶之臣。呜呼！此其所以致贞观之治，庶几于三代之王者乎？” 郭思贞：“二帝三王之治，后世莫能及者，顺人之道，尽乎仁义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资，克敌人如拉朽，所向无前……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 吴澄：“三代以后享国之久唯汉与唐，唐之可称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创业守成之事，纳谏求治励精不倦，其效至于米三钱，外户不闭，故贞观之盛有非开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为唐三宗之冠。” 成吉思汗：“欲安邦定国者，必悉唐宗兵法。” 戈直：“至于后世之君，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两汉之贤君六七作，何贞观之政独赫然耳目之间哉？”“夫太宗之於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禹以本固邦宁为难，汤以时沈克终为难，太宗身兼创业、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满，而以其未能者为惧，其致贞观之治也哉！”
[42] 朱元璋：“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朱棣：“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昔唐太宗拨乱反正，贞观盛世，自古罕论，求其故，尽忠于国，虽仇必赏，心怀异谋，虽亲必诛。” 朱见深：“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莫若贞观之盛。”“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
[42] 张大龄：“三代以下英雄之主独称汉高祖、光武、唐太宗，然而高祖起义之年六八，光武兴复之岁三九，皆生长民间周历世故，未有出于纵垮裙展之中，发于孩提韶之始，而具凌驾四海之气，抱震撼八荒之才，如太宗者也。 太宗自秦王以上比迹汤武，自登极以后庶几成康，腐儒辈犹以尺寸瑕瑜之何异虾度神龙乎？” 《明季历代论书汇编》：“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谦虚纳谏，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俭爱民，后世人君之德未有过焉者也……后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至精至妙，后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 赵弼：“传三百载之唐柞哉，太宗在位朝有贤良之宰辅，内有长孙之贤后，致治之美庶乎？成康秦汉以来皆莫及也。实天之时，四夷入仕及朝贡者数百人皆痛哭剪发势面割耳流血洒地，非有得于华夷之心而能然乎.？史臣曰：‘秦汉以来功德兼隆一人而已’。” 康熙帝：“朕观古来帝王，如唐虞之都俞吁咈、唐太宗之听言纳谏，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情谊浃洽，故能陈善闭邪，各尽所怀，登于至治。”
[43]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44] 勒内·格鲁塞：“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
[45] 毛泽东：“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46] 成本俊：“汉与唐为吾国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灿烂之时期。太宗乘天下鼎沸，叱咤风云，荡平群寇，修齐庶政，然后南征北讨，收服四裔，威令所行，东综日本海，北逾西伯利亚，西被底格里斯河，南极印度及海洋洲，国势之盛，且超汉代而上之。太宗诚自古未有之民族英雄也！”
[47] 柳克述：“假如中国历史上没有李世民这样一位卓越的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华夏民族究竟会演变到怎样的境地？综数百年华夷乱离黑暗之局，成大一统的民族复兴与新局面的开创，其版图西至葱岭以东，南至中南半岛，东临大海，北被大漠。而国计民生之康裕，学术艺事之发达，典章制度之昭明，思想文化之融汇与创导，至使倭人贩其余绪以立国，欧西各国向往而慕化。其气魄之大、业绩之伟，无可媲美。推崇功业，数典不忘，我们岂能忘掉李世民！”
[48] 钮先钟：“唐太宗在我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其文治武功，固不待言，尤其是有超人的天才，而且又能好学好问，真可以说是天纵之圣。从《问对》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位天才皇帝的智慧和风度。在战略思想中，他的地位远超过拿破仑。” 柏杨：“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49] 张绪通：“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这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政府达到了礼制与正义政府的水准。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李敖：“唐太宗是历史上最有‘奇情’气质的英雄人物，柔情侠骨，一应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争中，当然他有和人一样的霹雳手段，但在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许多‘奇情’，使江山多彩，为人类增辉。”
[50]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