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杀虎口就有人居住，名参合径，又叫参合口，秦、汉、隋沿用此名。唐时更名白狼关，宋时叫牙狼关。明时北方少数民族南侵，朝廷多在此口发兵抵御和征伐，因此又更名为杀胡口。清朝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将“胡”改“虎”，从此杀虎口沿用至今。
中国边患自古多来自西北，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纵马南下，多从这里进取中原，历代王朝都在这里屯兵扼守。作为山西乃至中原的北大门，杀虎口作为军事要塞和边境雄关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发生过无数次血战。
杀虎口作为重要关隘，历经烽火狼烟的洗礼。早在战国赵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著名大将李牧曾多次出参合径击败匈奴的进犯。汉代大将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从这里挺进大漠，驰骋疆场。明代为了防止鞑靼、瓦喇南侵，修筑了万里长城。为了加强长城防守，于嘉靖33年（公元1544年）在杀虎口修筑了城堡，万历40年（公元1615年）又在旧堡的基础上修筑新堡平集堡，两堡相连，能攻易守。
到了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历时50多年的征服葛尔丹部的战争中，杀虎口一直处于大本营的地位，担当着传递情报，运送军粮军饷等国防重任。康熙皇帝更是亲率大军征讨，康熙年间的三次亲征，大军十几万，负责运送粮草的又是十几万，人来车往，络绎不绝。而且西征凯旋时就在杀虎口设御宴宴请有功将士，因此，杀虎口又沾上了帝王之气。
在清代的200多年间，杀虎口就像万里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又是从杀虎口发家的，杀虎口便成为晋中商人经营商贸和发财的一个跳板。
在杀虎口，来此做贸易的商人由于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学会了蒙古语并熟悉了蒙古人的生活习俗与交往礼仪，因此懂得怎样与他们交易。早在康熙西征时，他们就以小商小贩的身份，肩挑货物做起了随军的买卖。当时在杀虎口的山西商人大多摆摊设点，各种字号的作坊、店铺已达上千家。后来精明的商人还通过向朝廷捐献银两讨要了印票、龙票，甚至是红色顶戴，不仅风险大大降低而且有了不少特权。这样杀虎口便成为晋中商人发家的一个重要关口。在经营商贸中，因为晋中商人恪守诚信经营的理念，再加上细致周到的服务，因此经商之路越走越顺，与此同时也名利双收。同时杀虎口也出现了商贾云集、市衢宽敞、繁华富庶、货如雾拥的繁荣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些商人把杀虎口推进了日进斗金、斗银的经济繁荣时代。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杀虎口这个干戈不息之地，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故事更是屡见不鲜。
杀虎口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常四面边声连角起。汉代苏武出使匈奴前就写下了著名的“三别”，《别妻》《别昆弟》《别李陵》，把夫妻、兄弟、朋友间生离死别，难舍难分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让人读后不由得潸然泪下。《别妻》中写到“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有人说这是最早的走西口的吟唱。
这里自古地瘠天寒，民生维艰。到了16世纪末，有些中原的百姓贫困潦倒，苦不堪言，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走西口”谋求生路。“走西口”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前后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历史。好多人都是边走边唱一路乞讨走到西口外。有诗曰：苍河水，水长流，流的是眼中泪，淌的是心中血。
杀虎口处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界处，这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汉民族与匈奴、突厥、契丹、蒙古族等战争的同时，也互相影响、互相学习。杀虎口曾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窗口，也是昭君出塞回首大汉山河之地。
杀虎口的民族结构是多元的，随着历史的演变，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人们都在此地生生不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杀虎口好比一口坩埚，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里面不断碰撞与交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杀虎口展现的民族文化习俗也是多元的。这些炫丽多彩的民族多元文化通过习俗予以互溶互渗，恰恰是西口文化的特色所在。流行于杀虎口一带的二人台和民歌就兼收并蓄，集歌舞、曲艺、戏曲为一体，既有汉民族的民歌、丝竹乐等成分，也有蒙古族音乐成分，有时歌唱和道白还用蒙汉两种语言混合起来。杀虎口庙宇、楼阁甚至坟碑的书法牌匾都用汉满蒙回等多种文字书写，闪烁着多民族的文化之光。
今天的“西口”依然壮丽，满山遍野的绿色，让西口多了一份柔美。骄阳下，落日里，漫步在西口玄武岩铺设的古驿道上，重温着悠久的历史，十分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