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篇文章揭示了当今世界必须要正视的一个宏观现实：“谎言帝国”不仅属于整个西方集团，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无条件接受它的谎言和欺骗的群体规模巨大，除了西方社会的普通民众，还有非西方社会的一大部分精英。
如果做一个全球调查，统计出所有因“谎言帝国”的长期作用而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人，对西方媒体和政客的撒谎和欺骗全盘接受深信不疑的人，在全球人口中占比是多少，其结果一定是令人吃惊的。一方面人们会惊讶于“谎言帝国”制造和传播谎言这份工作是多么轻松容易，另一方面人们也会惊讶于人类轻信和盲从的天性是多么坚定不移。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难道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吗？谎言文化泛滥成灾、“谎言帝国”为所欲为难道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一个必然宿命吗？眼看着这个“谎言帝国”正在用越来越多的谎言压制科学、用越来越大的欺骗制造愚昧和反智，甚至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不惜在世界各地制造动乱和战争，让整个世界游走在核大战的边缘，难道整个人类社会就这样被这个畸形怪物绑架了吗？难道人类的终极命运就是在谎言和欺骗中自我毁灭吗？
人类文明历史的演化上万年，事情本不应该如此。科学家们早已认识到，从古至今，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没有任何“非零和”的内部积累，是决不可能持续的，一定会在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自我毁灭。而每个人都依靠撒谎和欺骗他人来获得生存资源的社会，就是一种“零和”博弈压倒“非零和”博弈的社会，就会早早灭亡。
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说，今天这个被西方集团“谎言帝国”所绑架的人类社会实际上是对古代人类社会的一个逆反？今天这个充斥着谎言和欺骗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是对古代主流文化的一个背离？
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当代学者经常使用的那个将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区别开来的概念——现代性，看看谎言文化的盛行是否与现代性的发生密切相关。
所谓现代性，不同于现代化，它特指近现代以来人类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思想观念和精神信仰上的一种新的变化。虽然关于现代性的学术定义有很多，但大体上，它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不再服从于“自然法”的法则，反之，人开始要“为自然立法”；第二、政治与道德的分离，政治被化约成了一种关于权力的技术，只要目的达到，手段的选择不必受道德的约束；第三、权利与义务的分离，权利本身以及获取更大权利的权利被神圣化，泛称为“自由”，并被抬高成了人的目的本身，但与权利相匹配的义务却不再被强调。
这三个分离，开创出了一种大大不同于古代的新型文化，并孕育出一种特别的人类——由于获得了过去只属于上帝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开始自比为上帝；由于摆脱了传统道德的约束，他们开始为所欲为；由于不再承担义务只顾追求权利，他们开始以自由之名放纵贪婪本性。
这是现代性的另一面，总体上看的确是对古代主流文化的严重背离。而这种新型人类也不是在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社会中诞生出来的，他们集中出现在一种新的文明当中，实际上就是这种新的文明的产物。19世纪30年代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全本问世，作品中讲述了与魔鬼订立了契约的浮士德，靠出卖自己的灵魂换得了超人的力量去寻求世俗的一切喜怒哀乐，“已经规划的要立即做好，让大胆的设想终于实现！”（歌德，1832）。从此以后，学者们开始将这种新型人类称之为“浮士德式”的人物，将具有“浮士德式”心灵、以“浮士德式”人物为主体的民族称之为“浮士德式”的民族。
回顾历史，无论是包含了三个重大分离的现代性，还是包含了大量“浮士德式”人物的“浮士德式”的民族，都不大可能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社会中出现，只可能在那个公元1000年前后发源于西北欧地区的新生文明——西方文明中出现。
《浮士德》主要塑造的两个代表人物：魔鬼靡非斯特和饱读诗书的浮士德
为什么说只可能在西方文明这个最晚发生的新生文明中出现呢？为什么不会在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中出现呢？
因为早在西方文明出现的1000-1500年之前，这些古老文明都曾先后发生过一次“文明突变”，从此以后都进入了比较高级的文明阶段。按照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说法，在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处于地球表面北纬25度至35度这一狭长范围内的人类社会，自东向西不约而同地先后涌现出了一些伟大人物，在各自的社会中创造了新的思想观念，树立了新的道德标准。彼得·恩斯特·拉索尔克斯在他1856年的《历史哲学新探》一书中写道：“这绝非偶然，公元前六百年，在波斯有琐罗亚斯德，在印度有乔答摩·悉达多，在中国有孔子，在犹太人中有先知，在罗马有努马王，在希腊有最早的一批哲学家，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埃利亚学派，他们差不多同时作为民族宗教的改革者出现。”维克托·冯·施特劳斯在他1870年的《老子注释》中说：“在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生活的这几个世纪里，一场奇特的精神运动席卷了所有的文化民族。”
这些发现最终在卡尔·雅斯贝斯1949年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得到了总结：“哲学家第一次出现了。人们敢于作为个人依靠自身。中国的隐士和漫游的思想家、印度的苦行僧、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他们同属一个行列，即便他们在信仰、思想内涵和内心状态上并不相同。人有能力在内心与整个世界相抗，他在自身之中发现了起源，从那里，他超越了自身和世界。”
他认为，正是这些圣贤人物的思想和言行共同推动了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将人类文明带入了一个“轴心时代”。自此之后，一些真正伟大的社会开始形成。
无论这个解释正确与否，这几个被称为“轴心民族”的古代民族的确都在那个“轴心时代”构建出了一些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重大影响的信仰体系。在这种体系，人们通过终其一生的道德实践克服了内心的贪婪私欲，涵养出了仁者爱人、与人为善、推己及人的合作互助精神。从今人的角度看，只有成功建立起了这种信仰体系的社会才可能是“非零和”合作压过了“零和”竞争的社会。
而今天所说的西方文明，在地理上远离“轴心民族”分布的北纬25度至35度这一范围，在历史上晚于“轴心时代”1000到1500年，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与这场伟大的精神运动相距甚远，甚至互为对立。
相对于西北欧这个地区，所有的“轴心民族”都在遥远的南方和更加遥远的东方，而相对于西方文明的诞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轴心时代”，更是久远犹如史前历史，因为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光明的时期，西北欧这一地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古以色列文明，或者古伊朗文明，在这一地区都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华文明。在整个古代世界，这一地区在很长时期里属于人类文明之光辐射范围之外的黑暗角落。
自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这一地区一直被日耳曼蛮族建立的众多封建国家所占据。如果说罗马帝国是“轴心民族”推动文明向北方化外之地扩展的结果，那么蛮族对罗马帝国的毁灭就是这个扩展过程的反过程，就是野蛮对文明的反征服。正如彼得·弗兰科潘在他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所说的：“哥特、阿兰、汪达尔和匈奴横扫欧洲和北非，他们烧杀、奸淫、掠夺的程度已难以言述；帝国的文明水准一落千丈，石构建筑几近消失，原先的富庶和雄心彻底崩塌……技术已回落到史前时代。”
这个黑暗角落的黑暗程度，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直到9-10世纪的西北欧，历史学家还只能用“真正的黑暗时代”来描述。在这片被大大小小的蛮族封建国家所盘踞的土地上，所到之处只有野蛮、血腥、杀戮、抢劫和破坏，“轴心时代”诞生的那些宗教无论是哪一个，在这里也只能和文明中的其他各方面一起“一落千丈”，不得不在一种野蛮社会状态中重新开始。这就是10世纪末期开始的克吕尼修道院改革口号“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的由来。989年，某大主教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了3条和平法令：擅自闯入教堂或抢劫教会财产者将被谴责；抢劫穷人的绵羊、公牛、奶牛、毛驴、山羊或猪者将被谴责；袭击、逮捕或殴打神职人员者，将被革除教籍。
任何比这一标准更高的道德教诲和戒律都是没有的，不要说中国儒家的诚意正心、修齐治平，或者印度佛教的“五戒”，即使是早期基督教的福音之爱、宽容慈悲，对于当时的西北欧来说，也是高不可及的。
遗憾的是，这就是西方文明诞生之初的真实历史，也是一直影响至今的现代性得以发生、“浮士德式”文化得以发生的真实历史。在这个真实历史中并没有什么古希腊-古罗马这个“古典时代”，也没有什么“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是“轴心时代”的产物，而所有产生过自己的“轴心时代”的文明，都不会有长达千年之久的“黑暗的中世纪”。只有那个完全没有过自己的“轴心时代”的、从真正的黑暗时代中诞生出来的新生文明，才会拿来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古文明当作自己的“古典时代”，然后将中间的历史空白说成是一个中间期，最后再接上一个突然发生的“文艺复兴”。
“谎言帝国”在任何一个“轴心民族”中都不可能出现，因为它正是“轴心时代”精神运动所要克服和抵制的东西。但是它与现代性运动和“浮士德式”文化却毫无冲突，甚至相辅相成。既然现代性运动让人类自己成了上帝，政治活动成了权力技术，自由本身成了终极目的，那么，谎言无非就是一种手段，而一切也就都可以在最终目的之下进行“合法”的伪造了。
不可否认，的确是“浮士德式”民族第一个完成了对于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理发现，第一个完成了对世界所有民族及其各自历史的全面考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不受任何挑战地编制了“世界历史”，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就是给自己空白的、缺少“轴心时代”的、没文化的历史增添上一个光辉的前世。
这也正是“谎言帝国”诞生之后所完成的第一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