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一己私利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点燃战火，而这场大火也让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的秘密生物实验活动在黑暗中若隐若现。虽然其一再声称，自己没有研制生物武器，然而众多事实表明，这一说法难以让人信服。
生物武器一直是国际军事和政治领域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美国先是推动各国达成《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之后又在20多年时间里独家反对建立公约核查机制。隐藏在这种翻云覆雨立场背后的，是美国对国际国内现实的精细算计，是在其狭隘安全观主导下试图谋取全球霸权的又一恶劣行径。
美国对核查说“不”
世界上公认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共就3种，“老大”核武器、“老二”化学武器、“老三”生物武器。当全世界看到这“哥仨”都眉头紧锁的时候，美国却“幸福感”爆棚。因为美国的核武器独步天下，几乎实现了“核武器自由”。在化学武器方面，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话来说，“美国是迄今唯一一个仍然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在各方面都“优秀”的美国，不可能在生物武器上“挂科”。它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反对建立生物武器核查机制的国家。为什么反对呢？咱们慢慢道来。
作为国际生物军控的基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1972年开放签署，1975年生效，拥有180多个缔约国。这是国际社会第一个禁止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公约，与《日内瓦议定书》、联合国安理会第1540（2004）号决议等，共同构成了国际生物军控体系的基本制度安排。
那么，问题来了。由于公约对缔约国的遵守情况缺乏监督、核查和惩罚措施，所以各国普遍意识到，有必要制定一项包括核查机制在内的议定书。经过多年谈判，形成了综合各方立场，包含23条法律条款、7个附件和8个附录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草案。但是，2001年，公约缔约国突然发现，多年的努力“白费了”。
当时，小布什政府明确表示，因核查议定书草案存在众多问题和严重错误，所以美国拒绝接受。随后，在历次审议会上，美国都明确表示反对重启相关谈判。其实，美国是最初推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达成的国家之一。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王小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的生物武器政策受国际及国内政治、科技人文等多重因素影响，是一种基于精准算计的策略性取向、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脆弱平衡。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生物科技的变革，这种策略性取向和脆弱平衡很容易转向、坍塌。
冷战后“收割”苏联国家实验室和科学家
美国之所以“拒绝核查”，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以“防止生物恐怖威胁”等名义“收割”苏联国家的生物实验室和专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实现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的销毁。在参议员萨姆·纳恩和理查德·卢格的推动下，美国国会1991年通过立法，之后开启“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用以销毁苏联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拆除相关设施。
这一计划由美国国防减少威胁局负责，其中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在华盛顿的一再延长下，相关工作持续了约20年。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2008年报道称，该计划最初的重点是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实现无核化，之后将工作重点转向应对生物威胁。
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减少生物威胁计划”慢慢走了样，并非所有存放危险病原体的苏联国家研究设施都被淘汰，其中很多实验室都被美国升级改造。虽然这些实验室设在美国之外，但俄罗斯近期曝光的证据却显示，很多实验室是由华盛顿实际控制的。华盛顿还将这些海外实验室的研究材料和成果转移至美国。
在苏联解体后，成千上万科学家失去工作。美国以防止生物武器专家因为生活困窘而前往“流氓国家”为由，建立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CRDF)，招揽相关科学家。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国会1992年通过立法，之后于1995年成立CRDF，该基金会的公共支持机构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私人支持机构包括索罗斯基金会等。在成立之初，CRDF从美国国防部获得500万美元启动资金，并得到乔治·索罗斯1000万美元的捐赠。在最开始，该基金会每年的预算约为1000万美元。2000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表示，对CRDF的资金支持应从当年的6400万美元增至1.765亿美元。
重新审视生物武器的战略价值后，美国出尔反尔
可能是随着对生物武器研究的加深，以及自身生物研究能力的提高，美国于2001年，也就是冷战结束10年后，明确表示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持这一立场的原因，2002年，美国当时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说，美国的理由有3个：首先，生物武器不可核查。不同于核武器，生物武器制造材料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且生物研究具有双重性，既可以用于和平目的，也可以用于战争目的，而研究的真实目的难以确定；其次，公约核查议定书草案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泄露企业商业机密；第三，草案可能会被有心之人利用，伊朗、伊拉克等国可能以公约缔约国的身份，要求获得有关生物研究的技术和设备，用于研制生物武器。
对于美国的说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生物军控有其特殊性，但公约核查议定书草案提出的申报、访问、核查等措施是可行的，也是得到多数国家支持的。郭晓兵认为，美国在生物领域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例如，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非常不透明，因此美国是否借防御性生物研究之名行研制生物武器之实不得而知。
王小理认为，美国出尔反尔，拒绝建立核查机制有更深层次原因。首先，美国将国内政治置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前。无论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还是公约核查议定书草案，都是各缔约国求同存异的产物，是国际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但美国国内多变的政治气候显然很容易打破这一脆弱平衡。其次，美国推动生物武器问题解决的动力机制发生改变。进入新世纪后，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生物科技的发展，促使美国重新审视生物武器的战略价值，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原初动力日渐减弱。相反，以防范生物恐怖威胁为名，美国生物防御预算急剧攀升。维护生物科技优势和科技霸权，实现生物领域的绝对安全，一跃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再次，美国基于维护本国军事和工业利益以及同盟利益，对要求有透明度和受国际法制约的生物武器军控多边协议持谨慎态度。加上美国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对政府进行游说，美国离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桌越来越远。
曾庇护纳粹和日本战犯的美国，“信誉欠费”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近期郑重声明，华盛顿在欧洲没有生化武器，然而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倒行逆施，导致其信誉破产。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获得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的优势，曾和日本达成秘密协议，为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提供庇护。石井四郎后来还当过美国德特里克营，也就是后来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生物武器顾问。此外，二战结束后，美国还将大批纳粹科学家强行“招募”到美国，为美国服务。这些人中就包括第三帝国纳粹生物武器计划负责人库尔特·布洛梅。
美国军事人员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前站岗。
不管是“收割”苏联国家生物实验室和专家，还是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美国给出的理由都很冠冕堂皇。然而美国资助的多个生物实验室，被爆曾进行致命的人体实验。华盛顿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分布也与当地多起事故发生地高度重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也是唯一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的国家。对海外生物实验室所进行的研究，美国三缄其口。面对俄罗斯提出的证据，美国也只是想用一句“虚假信息”搪塞过去。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美国的回应难以交代，难以服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