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传承弘扬晋商开放精神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一点体会
高春平
改革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内陆地区加速转型崛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赶超之路。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七一”重要讲话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今年春节前赴晋中平遥考察调研时又指示我们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挖掘晋商精神内涵，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大量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地方，改革开放、文化传承、创新驱动则国强民富，闭关锁国、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势必被动挨打。山西70多年来建设的巨大变化与结构调整同样说明，山西发展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开放不足。鉴此，新时代必须大力提高全省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开放意识、开放本领和治省富民能力。按照习总书记视察山西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学习借鉴明清晋商开放精神。
一、 晋商的文化根脉是开放的
山西自古就有重商文化传统。先秦时期山西就是玉石之路的东传线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推行“轻关易道”惠商政策，成就了晋国轻裘衣肥、富拟王侯的商贾猗顿、玄高。东晋高僧法显是民间探索海陆丝路的第一拓荒人。他的舍身求法、开拓创新精神，开启了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等中亚、西亚国家的千年佛缘，结成东西方文明硕果。习总书记2015年4月在巴斯斯坦发表的《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的新征程》中讲：“早在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就在我们两个古老文明的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中国东晋高僧法显曾经到过这里。”进入十七、十八世纪，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与威尼斯、犹太商等国际商人鼎足比肩，晋商彰显了敢为人先、敢领业先、敢为天下先的开放精神。晋商率先开拓的欧亚陆上通道“万里茶路”更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有机组成部分。李克强总理视察山西时高度评价晋商，称赞晋商精神是华商的精髓。民间非常推崇晋商踏遍千山万水，吃过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 挣下千金万银的创业精神。习总书记2017年6月21日视察山西时强调山西自古就有重商传统。豪商大贾家天下的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总书记将晋商的创业精神和文化自信内核高度概括为: 诚实守信 、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汇通开放、经世济民。我们学习领会深感500多年前晋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商实践中，一直坚持“诚信为本、开拓进取”精神，长期奉行“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理念，始终秉持“汇通开放、经世济民”境界宗旨，终成纵横欧亚数万里，称雄商界500年的华商翘楚。
第一，在精神信仰上，晋商尊奉关公，笃守信誉。把儒家传统的“民无信不立”当做立身、治家、经商的基本道德准则。关公被古人誉为 “信义昭著”、“义
薄云天”、“言行忠信”等传统美德和忠义武圣的化身，因此，晋商尊奉关公，以“忠义”精神来团结凝聚同仁，把关公作为大家共同信仰的精神支柱和能护佑商人发财的偶像神灵崇拜，不仅在店铺和家中悬挂关公画像，而且在全国各通都大邑兴建会馆和关帝庙供奉。例如，扬州是全国盐业的中心，山西盐商在嘉靖年间建起一座关壮缪侯庙，每年阴历五月十三举行盛大的祭祀，并唱数日三国题材戏。他们以赞扬传承关公的信义来团结同行，布信社会，取信顾客，反对在商业交易与为人处世中的不忠不义，见利忘义的欺诈行为。
第二，在道德观念上，晋商主张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在商业活动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对待义和利方面，不同的商人看法做法不同。不法奸商往往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坑蒙拐骗，损人利己，因此社会上有无商不奸的贬称，但晋商认为不能搞“一锤子买卖”，诚信不欺才是长久盈利的成功之道，主张利以义制。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赢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基，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明代著名蒲商王文显把从商40年的经验总结为“善贾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另一位商人樊现以亲身经历体会告诫子孙说：南至江淮，北尽边塞，贸易之际，人以欺诈为计，我却不欺，因此，我的生意日兴，而他们很快衰败。正因此，晋商才能在明清十大商帮林立的市场竞争浪潮中发展壮大为国内外瞩目的领头雁。
第三.在对待顾客上，晋商坚持“服务至上”“信誉第一”、“顾客至尊”。晋商反对巧取豪夺、缺斤短两、坑蒙欺骗，十分注意维护信誉和市场交易秩序。甚至即使亏本，也不食言失信。旅蒙商在蒙古做生意时，多方满足牧民需求，不仅送货上门，深入帐篷，还要求员工熟蒙俗、懂蒙语、会针灸，并针对牧民牛羊多银钱少的实际，发展了春季赊货，秋后用羊抵账等多种灵活销售方式。据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碑文记载，雍正时有商家在称上捣鬼，轻重失衡，于是全行商贾齐集会馆，公议以后依天平为准，一斤必足16两，不得私下更换份量，初违罚戏三台，再犯举称禀官究治。
晋商还总结了诚信经营商谚：“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销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买卖不成仁义在”、“称平斗满尺码足”。当时信誉著称晋商比比皆是。盂县商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磐石”。临县商人王子深开店维生。有一次，客商住宿后丢金一袋。王收金待客，后客商啼哭返回，王验证还之。客以半赠拒收，叩恩谢去。
第四.在产品质量上，严把产、运、销各关，把信誉和质量视为企业生命和成败兴衰的关键。晋商视质量为生命，注重信誉，薄利多销，绝不掺假售劣，实行产、运、销一条龙服务，严把货物进出质量。例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公油坊，从不贪图非法暴利，用户中信誉很高。有一次，复盛油坊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到山西，经手伙友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水，掌柜发现立即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尽管吃点小亏，但信誉无价，近悦远来，复字号产品成为人们信得过的免检产品，生意更加兴隆。电视剧《乔家大院》对此也有生动反映。太谷老字号广升远药店，严把原料关，参非“高丽”、“老山”不选，茸非“黄毛”、‘青茸“不用，故信誉著于国内外市场，所产龟龄集、定坤丹、安宫丸历数百年至今不衰。为确保原料质量，晋商在福建武夷山，两湖交界的羊楼洞包买茶山，雇当地人生产加工砖茶，然后包装转运到蒙俄售卖。
第五，在对待生意伙伴上，诚信互济，劳资双赢。晋商选择生意伙伴十分慎重，不随便建立盟友关系，但一经确认对方信用，便与之发生长久业务往来，且不轻易拆台挤兑，而是同舟共济。即便对方中途因市场变化亏损，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共度难关。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盟友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又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改字号名为天亨永，照常维持营业，未发生倒账。1929年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王盛林认为本号受过大盛魁之助，不能过河拆桥，不顾别人反对，毅然设法从资金和业务上支持大盛魁渡过难关。而且晋商东家与伙计的劳资关系处理较好。伙计对主人十分忠诚，合作非常成功。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曾写道：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他们以品行相交，合伙经营，名称伙计。一人出资，众人伙而商之。虽不发誓但绝无私藏。祖父以字母利息借贷于人而中途死亡，贷者已放弃数十年，子孙出生并知道后，必定要勤劳苦作还清所贷。因此，那些资本富厚的人，争着要这类人做伙计，谓其不忘死岂肯背生也。这样，贷者放小钱于前，获大利于后，所以有无资本都可以合伙做生意。而且富人积蓄不藏于家，而尽散发于伙计。估计某人产业，只数他大小伙计有多少，则数十百万资产屈指可致。他们当中富人不会速贫，穷人可以勤劳致富，原因就是治产有方，而且诚实守信，品行端正。
清代晋商天顺泰绸缎庄
二、晋商崛起和发家致富走的是开放之路，靠的是汇通天下、开放进取精神
（一）走出去，谋生计，敢为人先、敢领业先，敢为天下先，开放精神乃晋商持续发展、长久取胜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源泉。
晋商崛起于明初，发展于明中后期，兴盛于清代中后期的强大商业集团。洪武三年（1371年），山西商人抓住明政府实施“开中法”这一难得的利国、便民、惠商政策机遇，利用山西靠近北部九大边镇中的宣府、大同、延绥、山西四镇的有利地理位置，捷足先登，主动参与到交纳粮食换取盐引贸易行列，从而迅速地崛起于国内商界。与此同时，政府为解决明初中原十室九空，尽快恢复被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和凋敝民生，在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进行了十八次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于是地狭人稠，人口高达403万，总数超出河南、河北两省的山西成为全国移民的首选集散地。随后，聚自洪洞大槐树的山西移民迅速撒开散落在中原江淮各地垦荒力农，出现了齐鲁两地多晋民、京津河北留足迹，苏皖两湖听乡音、陕甘宁被开发，挺进塞北闯关东的空前壮观场景。这次山西人被动地迁往全国13个省近500个县。其后裔辗转再迁徙，流布到海外东南亚。洪洞大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迁民人数量最集中、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极大。开中法和洪洞大移民，人流与物流，农耕与商贸双向互动，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幅山西人走出去垦荒种地、经商致富的奋斗创业全景图。
明中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白银的广泛流通使用，晋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气魄，又一次走出山西娘子关，将商业市场由黄河流域的北部边镇拓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史称“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经过近百年的经营，山西商人不仅掘取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而且垄断了明代中国北部边镇市场的粮食、铁器、贩盐、丝绸、棉布和清代全国的茶叶、当铺、帐局、茶庄、票号、物流等市场。
进入清代，随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蒙古、西北边疆地区的开发，晋商获得长足发展。雍正年间率先开拓万里国际茶道，乾隆年间又开中国粮食期货贸易之先河，到道光三年更是首创票号，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进入鼎盛阶段。其财力之雄厚、活动地域之广阔、经营商品之众多、管理制度之严密，开放领域之宽广，在国内外商界首屈一指。晋商成为汇通天下，货流天下，足迹遍天下的强大商业集团。进而在商贸业（商号、店铺、作坊）、物流业（船帮、驼帮、车帮、货栈）、金融服务业（票号、钱庄、帐局、印局、会馆、旅店、饭铺、镖局）等诸多行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积累了数千亿银两的巨额资本。明清晋商不仅走口外、走出山西开票号、拓展万里国际茶道，占领中国各大商业贸易城镇市场、主要交通要道，而且走出国门，远涉印度、俄罗斯、朝鲜、日本、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例如，康乾之际，祁县、太谷贫苦农民张杰、王相卿、史大学合伙跑往内蒙做生意，自己做梦也没想到，原来大年初一喝稀粥的三个穷汉，靠着给康熙征讨葛尔丹做军需生意，竟然发展成为“集20省之奇货裕国通商，步万里之云程披星戴月”，拥有骆驼7000多头，员工1万余，分号遍布全国各地，国内最大的股份制商贸集团——大盛魁。时隔不久，祁县乔家堡一名自幼父母双亡寄养东观镇舅家的青年乔贵发因不堪舅母的虐待和乡邻的讽辱，毅然决然只身一人闯荡到杀虎口外小村包克图，凭着惊人的毅力，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以拉骆驼、供草料、卖豆芽、磨豆腐起家，滚雪球发展起“复“字联号“复盛公”油坊、“复盛西”粮店、菜园、杂货十几座店坊，创造了中国城镇化史上罕见，流传至今并非神话的“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奇迹。谁能想到，这位年过四十，有挑能选的大款竟然拒绝多家名门富户闺秀，娶了一位早年同情自己遭遇，且带一男孩的寡妇；谁又曾想到，这位乾隆年间祁县一个穷光棍创办的“卖树梢”生意，竟然开中国粮食期货贸易之先河，而且比世界上最早的美国芝加哥粮食期货贸易早半个世纪。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不解放，行动跟不上。穷则变、变则通，地脊民贫的山西农民不甘心屈服于自然灾害和地理环境的恶劣，不断地向天灾挑战、向命运抗争，走出大山，走出雁门关，跨越黄河、沙漠、戈壁、海洋，勇敢地走了出去，求生存，谋发展，闯天下。咸丰五年，晋北大旱，山西人再次走出雁门关，渡过黄河，跨过长城关隘杀虎口、得胜口、张家口，晋中祁、太、平，忻州河（曲）、保（德）、偏（关）、雁北代州、宁武、天镇一带数以万计的农民又进行大规模的走西口、闯（河）套外的谋生创业活动。他们或打工，或种地、或学徒，或给寺庙进香打杂，或成为春去打工秋收挣钱后返回的雁行客。一曲晋蒙陕冀数省家喻户晓、哀婉凄楚传唱不衰的民歌《走西口》正是当年山西人走口外的真实写照。
晋商走西口和山东人闯关东、江浙闽广人下南洋一样展示了人类开拓进取、开放有为的壮举，构成中国古代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三大民间自发移民浪潮，极大地推动并影响着中国近现代社会人口结构性流动和商贸经济的发展繁荣。他们的开放意识和商贸活动很快将山西变成了“海内最富”。于是一座座高墙深宅大院在三晋大地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拥资成百上千万的著名家族涌现在中国商业舞台，一批又一批千百年来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农民转型成了腰缠万贯的商人。金融票号业的发达更是给山西留下了“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业牛耳的辉煌。李克强总理2016年视察山西时高度评价晋商，称赞晋商精神是华商的精髓。
（二）闯市场，谋发展，变观念，弃农经商，弃儒从商，不断开拓商路和发展空间，成为堪与威尼斯、犹太商人媲美的国际商人
明中期后，全省各地从南到北“民风淳朴、俗尚俭素”耕读传家、勤于稼穑“”“专力农耕、少事商贾”，“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做官光宗耀祖”的官本位等传统观念逐渐向“勇于商贾、婚丧大奢”“挟轻资、牵牛车，走四方十之八九”“商旅辐臻”“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转变，大批农民、穷秀才弃农经商，弃儒从商。山西商帮一跃而起，“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窖粟、或转贩，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甚至雍正皇帝给山西巡抚刘於义的奏折也批道“山右积习，重利之义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才以下方许读书应试”。
晋商以诚信、节俭、敬业的精神跃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并以全面开放的气度和不断开拓市场的雄健步伐走向通都大邑、大漠戈壁，并向海外拓展市场，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晋商所代表的诚信精神，是晋商文化的灵魂和基石。但明清时期的晋商可以雄居国内各大商帮之首，且成为堪与威尼斯、犹太商人媲美的国际商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开放，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海洋是走向开放的通途，早在明末，晋商就将东北的人参和山西的酒枣贩运到海外东南亚一带。在清代中国南方的商帮从海上走出去、闯市场的同时，晋商早就从陆地上走出去了。晋商首开中国内陆商帮对外贸易先河。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开始。从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晋商在恰克图维持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山西票号最盛时期达500多家，不仅遍布全国，而且开到俄国的恰克图、圣彼得堡、莫斯科，日本的神户、大阪，朝鲜的仁川以及欧洲大陆。
晋商虽是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活动范围、及其文化的诞生地绝非本土，而是足迹所至北、南、东、西、从陆地到海洋的广袤土地。在他们开拓出来的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丝帛之路、烟碱百货之路上。山西商人虽在黄河之畔的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但黄土文化并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开放进取精神、奋斗创业意志，更没有成为山西商人创业创新的包袱。晋商文化不是山西商人局促于这个四塞之地的创造，相反，是走天下的山西商人数百年间活跃在山西本土以外的地域，吸纳融合中外各地所到之处的多元文化元素，与山西本土的固有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同时，晋商的企业管理体制也体现出开放的特质：票号是典型的两头在外，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等现代企业望其项背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式。
晋商的市场是开放型的。他们针对中国南北方地域、物产、资金、储蓄理念的不同，因地制宜，开拓了北存南放、合作共赢的东南市场。根据北部少数游牧民族畜牧经济为主产品单一，现金缺乏，生活需求多元的实际，晋商灵活多样地采取了以供配需，上门赊货、茶马互易、丝绸、棉布与牛羊畜产品交换、为牧民针灸看病等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占领了广袤的内外蒙古与西北市场。他们鉴于清末官员出洋、大批留学生东渡日本、赴欧美留学的商机，经过反复争取，艰难开拓、终于打入多方角逐，竞争激烈的外国市场，用木船、牛车、骆驼驮拉着中华精美的茶叶、丝绸、汾酒、棉布等闯进狼群出没、风沙遍地的蒙俄境内和荒芜人烟的前、后营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并以“大盛魁”、“元盛德”、“壁光发”、“长玉川”、“锦生泰”等驰名字号品牌打开欧美、印度、日本和东南亚各个海外市场。
（三）求转型，重开拓，谋创新，晋商开放精神的成功实践和系列创新
明清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向近代转型、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的重要阶段，又是山西商人开拓创业不断创新的关键时期。
市场多变化，商场如战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自古没有一成不变的产品和固定的经营方式。随着时间、地理、人类消费水平与习惯的改变，商家的产品和经营必须适应市场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坚持顾客至上，需求第一，开展全方位服务；他们以人为本，兼通医术，为蒙民针灸治病；他们有需即供，不论远近，开辟多项便民利民业务。
晋商不仅具有开放型思维，开放型服务。而且善抓机遇，勇闯市场，敢于引领行业之先，不断转型。晋商成功实现了四次转型。第一次当明中叶白银大量流通，孝宗弘治五年政府实行折色制，原来的纳粮换盐引改为纳银换引后，晋商及时南移，将原以北边军镇粮食市场为主转向盐业经营为主，以全国盐业中心市场扬州为基地，进军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迅速把市场范围由北方边镇扩展到全国。第二次隆庆六年“封贡互市”实现后，明蒙结束了200多年长期干戈不休军事对峙的冲突时期，蒙汉各族进入互易有无的和平发展新时期，晋商及时进行北拓，以原来长城边线的墩堡关市为根基进一步拓展到长城以外的大漠漠北，挺进内外蒙古腹地和中俄边界地区。第三次是清前期随着西北边疆的开发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晋商在康乾年间随着军需贸易西进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在荒芜人烟的戈壁沙漠伊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喀什等地经营贸易。第四次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晋商一方面收缩江南的商铺业务，发展北方市场，另一方面在江南寻找新的商机，票号很快为广东、福建、浙江、两湖数省开办代垫官饷、接济西北军需，代办监生捐纳，使得晋商票号每股的利润分红在光绪年间高达3万余两，成为政府的财政金融支柱，创下业绩之最。
晋商的经营管理开放、高效益。他们率先实行两权分离，敢于明晰企业产权，他们大以开放的气魄，大胆放权经营，让经理全权负责，东（家）掌（柜）有机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心智的经营管理，没钱缺经验的年轻人也可以顶身股，通过放手施展，对业绩突出贡献巨大的身后仍给予故身股，这一系列有效经营管理规章制度和办法，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激励着从高管经理层到普通小伙计，人人尽心出力，个个竭忠尽智，上下左右一盘棋，齐心开拓谋发展。他们因地制宜，总号放权分号大胆开办小号扩展业务，各分号因时而动，经理伙计灵活机动处置商机。他们因人而异，针对性处置人际交往和业务关系。留学英国的万荣著名商人李子用接管家族事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家规，将掌柜和员工的持股比例由40%提高到50%，与东家同等，从而更大地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家族事业更加欣欣向荣。正是这种“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股份经营制度，使晋商在当时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凝聚了社会力量。所以说，晋商的开放也是与诚信一样是其不可或缺的灵魂与基石。
晋商是开拓型创业创新的标杆。晋商首创票号，汇通天下；首闯新疆、西藏，开内地商人经营高原戈壁先例。他们率先开辟万里国际茶道 拓展国内外统一大市场；率先实施银企互助联动，破解企业发展瓶颈资金断链；率先走出国门，投资海外，为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注入生机和活力；率先实施两权分离、股权激励，劳资共创，为明晰企业产权，破解千百年来企业劳资矛盾纠纷探索了成功的实践经验。具体来讲：
一是道光年间实现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首创票号。票号分为祁、太、平三帮，习称“西帮”票号，以区别于红顶浙商胡雪岩后来仿办的“南帮”阜康票号，外国人称票号为“山西银行”。著名的票号有平遥李家“日升昌”，侯家“蔚字五联号”，祁县乔家“大德通”，渠家“三晋源”、“百川通”，太谷“志成信”、“协成乾”，太原张家“义成谦”等，到清末光绪年间极盛时期，晋商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集镇有570多家分号，形成“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并延伸到日本、印度、朝鲜、俄罗斯恰克图等地，标志着中国民间资本和商业汇兑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二是晋商是率先开拓万里国际茶道。晋商在恰克图的商贸活动引起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评论和关注。明末到清，由于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海外殖民市场的开拓和掠夺，沿续千余年的陆上丝绸之路渐趋沉寂，海上丝绸之路时断时兴，但有着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中华民族不断奋起抗争，代替海上丝绸之路衰败的是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茶叶之路的兴盛。
万里茶道是“丝绸之路”的延续。这条茶路发展于明后期，兴盛于清中期，以山西商人为主力，贯通蒙古、俄罗斯、欧洲和中亚各国，途经235个城镇，总长1.3万余公里。是继汉唐宋元“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连接欧亚大陆，在中外经贸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商业动脉作用的陆上国际通道。经历200多年历史长河的冲刷与积淀之后，这条商路像丝绸之路一样正在演变为一条国际黄金商贸文化旅游线路。习总书记出访俄罗斯时强调“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
中俄两国是近邻。300年前，以晋中祁县一带为中转大本营的晋商历经艰险开辟了从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途经鄱阳湖、汉口，河南赊旗镇、洛阳，穿越太行山，过太原、雁门关，出杀虎口、张家口，北上呼和浩特、乌兰巴托，直抵恰克图，然后远销莫斯科、圣彼得堡、欧洲的万里国际茶路。自从《尼布楚条约》签订，恰克图便由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一跃而成为亚洲腹地出现的第一座国际商埠。从1692年俄国第一支商队进北京，到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恰克图市场随着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繁荣了整整200多年。这里成为中俄两国互易有无，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造就了以“晋帮”商人为主，“京津帮”为辅，总人数近百万的旅蒙商贸集团，进而拉动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归化、多伦诺尔的开发和内地杀虎口、张家口、天津、汉口及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伊尔库斯克、上、下乌金斯克一批城市的发展。
恰克图边贸在清代乾隆中期进入鼎盛时期，每年都有成千数万担的茶叶、瓷器、大黄、丝绸、锦缎、铁器、棉布、烟酒、糖碱和其他日用百货从中国内地源源不断地输向恰克图、伊尔库斯克、莫斯科、欧洲，同时从俄商手中换回各种皮革、畜毛、羔皮、呢绒、棉线、麝香、鹿角等。
恰克图市场的中俄贸易道光朝（1821—1850）空前繁荣。俄国各阶层的饮茶者与日俱增，大大刺激了茶叶进口量的急剧增长。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达到了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
三是出现了一批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为一体，银企互助联动、多元混业经营的巨商财团家族。临汾亢家、灵石王家、榆次常家、祁县乔家、渠家、何家，平遥李家和侯家、太谷曹家、介休冀家、汾阳牛家、太原张家、襄汾刘家、万荣李家等都是家拥有数千万两白银资产和大量商号、店铺、票号、宅院的垄断财团。清代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号称集22省货物，拥有上千家分号，上万名员工，其资产据载用50两的银锭元宝从北京可铺到库伦（今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
四是在实践中结累创新了一整套用人管理制度、激励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诸如“密押”、“暗码”、“股俸制”、“学徒制”、“标期制”、“合伙制”、“顶身股”、“故身股”、“龙门帐”、“预提护本”、“公座厚成”、“旅行支票”、“同业拆借”、“票据扎差清算”等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自身发展需求，有效协调劳资矛盾的经营管理制度。现代银行的许多原理规制皆肇始于此。二战后日本的松下、东芝等现代企业学习借鉴晋商的身股制，实行了全员入股分红等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收效颇佳。
五是晋商拓展了数条重要的联接国内外商业贸易的物流通道。晋商通过长途贩茶、运铜、售皮毛，相继开辟了连接殴亚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大（小）西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中亚一带）、海上商路（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日本、流球）、 张库大道（张家口——库论）、晋蒙粮油古道（临县碛口——内蒙包头）。忻州至今流传“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的民谣。忻、代走西口者，除走“北路”内、外蒙古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走“小西路”和“大西路”。在新疆白玉河畔巨石上，至今留有“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山西忻州王有德在此苦难”。在河西走廊，由于忻、代帮商人众多，还建造了面积1.2万平方米的山西会馆。这数条物流通道即加快了国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国内的市场，将民间私营组织的国际贸易扩展到俄罗斯、日本、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六是带动了一大批商贸城镇的发展和繁荣，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商业文明与城镇化是一对共生相伴体。城镇是商人之家，商业文化是城镇之魂，晋商带动中小城镇发展，促成一批金融、商贸、文化名城、特色集镇崛起，带动部分军事卫、所向商业化、政区化方向转变晋商在长期的贩运贸易中，促进和带动了国内外大批城镇的崛起，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国计民生，尤其是商贸流通、推进城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间至今盛传着“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字号，后有朝阳县”的说法。晋商在通都大邑京津、汉口、南京、广州、成都、沈阳、营口等市广设会馆、店铺、票号；在交通要道、黄河沿岸的内蒙河口、包头，山西河曲、保德、碛口、孟门军渡等码头集散货物，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数十座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加之各地地理、物产、工商业发展的差异，到明清时形成一批特色城镇。今运城市，明初为村，开中法实施，河东盐产销两旺，聚集全国500家商贾，成为晋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新兴盐城。明代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绛州、代州文化发达，时有“南绛北代”之称。宣大、山西、延绥镇所辖数十卫、所。蒙汉“封贡互市”后，商人大量前往，边镇人口日增，卫、所逐渐发展演变为行政区。如今甘肃省山丹县由明山丹卫演变而成。山西省右玉县由大同右卫与玉林卫合成。清代平遥、祁县、太谷票号兴盛，一度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位于黄河边的包头、碛口镇，是晋商在华北贩运牲畜、皮毛、粮油、药材的集散地，号称“水旱码头”；张家口、杀虎口原是军事重镇，由于晋商活跃，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贸易商埠和联接中原与草原地区的关税口岸，习称 “东口”与“西口”；侯马居晋南的核心区，发展为以商贸为主的物流重镇；长子鲍店镇药材交易闻名国内；长治荫城镇以铁器著名，号称铁货奔流天下。
三、 晋商的开放创新至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晋商在长达五百多年的经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创新是晋商兴盛的不竭动力，而且是晋商兴盛成功的源泉。体现在八个方面。
首先，诚信经营 两权分离。晋商在诚信经营的实践基础上，认识到明晰企业产权非常重要，经过反复长期实践，大胆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破解了企业数百年的明晰产权与经营绩效问题。
其次, 商业信用，标期结算。企业间的三角债、多角债纠纷古来有之。晋商注重商业信用，通过合伙经营、东家委托授权经理、通过银行印鉴\密押\暗码\旅行支票\票据扎差清算\标期结算等规章制度解决信用和债务问题。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当时没有工商、税务审批监管部门，尤其是在商号店铺之间流动资金结算方面按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订标，实行标期结算清账, 谁失信顶标违规者自然淘汰，大家就不和他做生意，从而有效防范了金融债务和风险。
第三, 构建金融体系，投资三产物流业。晋商先后构建钱庄、账局（同城资金清算）、票号（异地汇兑）、当铺（城乡当物支钱）、印局（短期借贷，每逢春夏青黄不接之机发放印子钱）、银楼（打造金银首饰，兼发行小额钱票），解决城乡和不同地域的物资流通和资金结算。晋商还利用开辟的茶叶之路、大小西路、海上商路、 张库大道、粮油古道，大量投资三产，通过长途卖粮、贩茶、运铜、出售皮毛、交易丝绸，既加快了国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国内的市场，将民间私营组织的国际贸易扩展到俄罗斯、日本、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开现代物流运输业的先河。
正在沙漠中行进的晋商驼队
第四, 金融创新、经营期货。晋商是以店铺实体起家，但敢于大胆创新尝试，乔家在包头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粮食期货雏形“买树捎”，比美国芝加哥农产品期货交易早50年。清代晋中商人在寿阳粮食市场进一步发展了粮食期货贸易。祁寯藻在《马首农言》中将其概括为：“买者不必出钱，卖着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这是典型的粮食期货交易。
第五, 股份经营，资金增值。明代晋商在初创起家阶段，大多实行的是伙计制，一人出资，众人合伙经营。到清代晋商股份制日益完善，有银股（资本）、顶身股（人力股）、故身股（对有重大贡献的人员死后仍在定期发股，大德通经理高钰身后子孙仍享受20年股份分红）协调了千百年难缠的劳资矛盾与纠纷。大盛魁创立了东方中国土生土长的股份合作制(资本银股\人力顶身股\生产技术经营要素股)，协调了千百年难缠的劳资矛盾与纠纷.
第六, 海外投资，跨国合作。晋商具有全球的眼光和开放意识，他们大胆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开放经营，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边贸勃兴。旅蒙商在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出巨资控股和俄罗斯商人合作开办远东商业银行，后称东亚银行。五口通商后，外资纷纷进入中国，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俄罗斯道胜银行陆续来华，他们设在沿海，便和票号合作，一位在上海的汇丰银行经理曾说：山西商人信誉极好，合作二十余年从无一位不讲信用的山西商人，外国人都把山西人办的票号成为山西银行。祁县商人申树楷瞅准清末中
正在恰克图市场过秤打包晋商茶货的俄罗斯商人
国屡有外交官员出使、留日学生大批东渡商机，率先在日本开办票号。开创了海外投资和合作办国际金融业的先例。
第七, 银企一体，资金高速流通周转。晋商以实业起家，靠金融业辉煌。但并不是单打一，而是实行混业集团经营，银企联动互济。许多票号把本号的资金贷放于本商号店铺，手续简便灵活；本家商号赚的利润又存放于本家票号，资金周转快，经营效益高，有效破解了现代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审批时限长，成本高绩效低的难题。清代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号称集22省货物，拥有上千家分号，上万名员工，2万多头骆驼，既从事“上自绸缎、下自葱蒜”的商业贸易，又经营“印局、当铺、钱庄、帐局、票号”各类金融业务。其资产经营非常灵活便捷。
第八，家国情怀，投资公益，带动城镇和社会福利事业。 商业文明 与城镇化是一对共生相伴体。城镇是商人之家，商业文化是城镇之魂，晋商的繁荣，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他们赚钱后，担当意识，社会责任感很强，投资修桥、铺路、建校、盖庙之举数不胜数，促成一批金融、商贸、文化名城、特色集镇崛起，带动部分军事卫、所向政区化方向转变。民间至今盛传着“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字号，后有朝阳县”的说法。晋商在通都大邑京津、汉口、南京、广州、成都、沈阳、营口等市广设会馆、店铺、票号；在交通要道、黄河沿岸的内蒙河口、包头，山西河曲、保德、碛口、孟门军渡等码头集散货物，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数十座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加之各地地理、物产、工商业发展的差异，到明清时形成一批特色城镇。今运城市，明初为潞村，开中法实施，河东盐产销两旺，聚集全国500家商贾，成为晋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新兴盐城。明代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绛州、代州文化发达，时称“南绛北代”。宣大、山西、延绥镇所辖数十卫、所。“封贡互市”后，商人大量前往，人口日增，卫、所逐渐发展演变为行政区。如今山西省右玉县由大同右卫与玉林卫合成。清代平遥、祁县、太谷票号一度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位于黄河边的包头、碛口镇，是晋商在华北贩运牲畜、皮毛、粮油、药材的集散地，号称“水旱码头”；张家口、杀虎口原是军事重镇，由于晋商活跃，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贸易商埠和联接中原与草原地区的关税口岸，号称“东口”与“西口”。
四、历史启示
基于诚信、敬业、开放、创新基础上的开放精神是山西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全方位高质量转型发展中仍值得后人学习传承，发扬光大。
一、三晋悠久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增加了晋商的开放自信。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璀璨，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交接带，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经济、军事、文化、艺术交流、碰撞、融合的大舞台，是东西方文明和中外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汇的中转枢纽。这种表里山河和四赛之地的地理环境和兼容中外的文化特征，尤其是关公的忠义品行孕育凝铸了山西人即吃苦耐劳，又坚韧不拔；既自强不息，又豁达大度；既精打细算，又疏财仗义、既恪守道德，又开放包容的性格特色。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自信，增加了晋商开放的底气和自信。
二、诚信是晋商发家致富的内生道德根源，但如果没有开放，人格道德就没有向外发展的动力。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既要诚实守信，只有诚信才能长久致富取胜，才能避免一锤子买卖造成的短期利益和难以持久行为。但光有诚信，缺乏开放进取精神只能守本保富，难以进一步发展壮大
三、晋商经营管理思想、开放的精神，虽“古”今悬隔、时代变异，但仍是一笔珍贵的、可借鉴的文化遗产。今天的商人是历史时期商人的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商业文化的建设也离不开对传统商业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因此，研究、传承、弘扬晋商的开放精神具有现实意义。通过通过研究，吸取其时代性的精华，“古为今用”，使之成为当今企业文化建设、市场主体精神和文旅融合发展的宝贵资源。
四、山西要解决目前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关键取决于深化改革，激活人才资源，龙头带动，抓好中部城市群、太原高新技术经济区、太（原）忻（州）雄（安）一体化项目发展，实行全方位开放。
山西经济发展到今天，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拐点，到了发展动力深度转换、经济结构全面升级、打造能源革命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关键阶段，要按照省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要求：要树立全球视野，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协同，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克服疫情影响，在发挥好首都护城河作用的同时，把山西经济纳入京津冀、环渤海市场大循环。确实走出一条内陆资源型省份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新路。让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为山西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国际旅游目的地、能源革命的排头兵、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不懈努力。（作者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