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微博发文称，“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这一观点引发巨大争议和热烈讨论，支持和反对之声皆而有之。
但无论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都无法否定一个现实，人们越来越不愿生孩子的一大原因，来自于生养成本压力。
很难说清楚，一天24小时有多少时间是属于佳西（化名）自己的。
早上7点起床后，她给1岁多的双胞胎儿子穿衣，目送5岁的大宝上幼儿园，9点前赶到公司。下班到家后，当丈夫陪双胞胎儿子做游戏时，她会花1-2个小时给大宝讲故事，把孩子哄睡后，已是晚上10点，她再处理白天剩下的工作。
“没办法，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33岁的佳西是一位职场妈妈，她感慨，生育三个孩后，家庭要付出的不光是时间，还有教育成本、职场中的隐形机会成本，这远比养育一个孩子要艰难得多。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延续了近40年，如今故事迎来不同的走向。继“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后，2021年5月，中国再度放松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孩子。这一政策变动基于现实：中国的出生率低迷和人口增速放缓。
为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各地纷纷加码与生育相关的福利。据统计，已有20余个省份进行了新一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下称“条例”）修订，各地普遍增设了育儿假、陪产假，并延长生育假，还有地方直接奖励“真金白银”。种种鼓励措施是否见效，还有待验证。事实上，如何提振生育水平，并非中国独有的难题，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曾经或正在经历类似的困境。
当下，像佳西一样的“80后”，被认为是受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属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辈正在老去，而自身正处在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在“老有所养”与“幼有所依”、“生”与“升”的多重压力下，他们与家庭该如何抉择？三孩时代，谁来分担养育成本？
甜蜜的负担
“选择喜欢的事，那你就得付出所有的热情，一定要想清楚再做决定，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养孩子也是一样。”这是佳西成为三孩妈妈以来最深的感受。
佳西是辽宁大连人，她和丈夫都是各自家中的“独苗”，2015年结婚，两年后，大宝出生。此后，一家人都围着这一个孩子转，当时“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实施，生不生二胎，佳西和丈夫反复掂量。
等大宝到了3岁，佳西开始意识到：“要是哪天家里有个事要商量，而作为父母的我们又不在身边，孩子其实很需要有一个同根同源的人一起拿主意，这样才不至于让他独自承受压力。”这是佳西对生二胎的最初想法。
2020年2月，佳西被检查出怀上了双胞胎，她形容当时的心情：“非常奔溃。” 拿到检查结果后，双方父母曾产生过激烈争论，长辈们的考量是：头胎已经是个儿子了，再添一双，养不养得起？
养育三孩是一项成本高昂而回报甚微的“投资”。一度流行的段子“儿子是建设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人们对养育成本的担忧。
“有兄弟姐妹陪伴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心理、性格更阳光和健康。” 佳西一直这么认为。她从小羡慕多子女家庭的热闹场面，也享受把孩子搂在怀里的甜蜜感，在丈夫的支持下，2020年11月，佳西诞下二胎。从那时起，这位年轻妈妈真正体会到甜蜜的沉重。
这是佳西第二次坐月子，当地的到家月嫂均价已经涨到了每月1.2万元-1.8万元，如果选择月子会所，则要2万元起步，有人觉得坐月子不值得掏这么多钱，但佳西坚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毕竟，家里老人对同时到来的两个新生命如何护理也没有经验，她和丈夫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权衡之后，她托熟人介绍了一位月嫂，出价1.5万元，这样能省下1000元中介费。
“我们家多的不止一个孩子啊，是俩，养育成本肯定是明显提高的。” 佳西记得，“断奶后，大宝一直吃300元一罐的进口奶粉。”但轮到双胞胎时，她只舍得花200元买稍次一点的品牌。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三孩的到来，不止是人口数量的简单相加，还有算不清的经济账。佳西估算过，一个娃一周就要喝掉一罐奶粉，尿不湿从早到晚换6片，两个娃用量翻倍，这两项固定消耗品每个月至少开支3000元。双胞胎出生后，她们还换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新房子，如今每个月还贷款1万多元，这对像佳西这样的普通白领来说，压力不小。
无法“开源”，那只能在“节流”上下功夫。佳西把大宝婴儿期穿过的衣物拿出来重新利用，亲戚家很多都是男孩，也能提供一部分。她还打算把大宝现在的玩具、书本都留好，等双胞胎兄弟长大了“接力”。
“有了三个孩子后，我和老公对自己更苛刻了，现在要把钱更多花在孩子身上。” 佳西说。
两代人的捆绑
除了经济账，是否愿意生，还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家里的老人能不能帮忙带孩子——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众多双职工家庭。
柳天（化名）是湖北人，2011年在武汉结婚成家，现在一所高校任职，朝八晚五，她喜欢在朋友圈记录家庭的幸福时刻。在儿子6岁那年，柳天意外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当时，婆婆年龄60岁出头，身体还算硬朗，综合考虑后，她便要了二胎。“老人也带得动小孩，我想，那再要一个也没什么不好，俩娃今后还能有个伴。”
在柳天的讲述中，她之所以仍有勇气生育，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是：她和老公都来自多子女家庭，今后四个老人的养老压力不必全部压在一个家庭身上，这让她可以把更多精力花在孩子的日常照料和教育上。
在1990年的央视元旦晚会上，小品“超生游击队”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及流动人口被外界认为是对生育率贡献最大的群体。但在研究婚姻与家庭、人口问题多年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发现情况已经有了变化，相比在体制外工作的女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等体制内的年轻女职工才是目前生育二孩、三孩的主力人群。
“体制内的工作环境对女性生育更友好，单位会严格执行国家产假制度，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可以较好地兼顾工作和家庭。”在许琪的观察中，这些女性一般都是城市中产，生活稳定，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的职业抱负，对她们而言，孩子不仅要养大，更要养好，她们的物质条件和资源也能满足自己对孩子的期待。
但毕竟多生一个孩子，无形的压力会贯穿于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具体到个体身上，柳天明显感觉家里人手更紧张了。她回忆，离临产只剩半个月时，婆婆生病住院，公公在过马路时遭遇交通事故，两位老人前前后后住院一个月，虽然最终并无大碍，但还是让全家人紧张不已，而在外地工作的老公抽不开身，又需要照看上幼儿园的儿子，最后是请了姐姐过来帮忙，柳天的压力才小了些。
在教育领域工作的柳天清楚，孩子父亲平时不在身边，她需要在孩子教育上倾注更多精力。在柳天二胎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儿子有一天晚上11点多仍不肯睡觉，哭着闹着要玩积木，她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关了灯，这时儿子朝她闹情绪：“妈妈，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喜欢你肚子里的孩子，我只想你们喜欢我，我也只喜欢我自己。”等到第二天，柳天再次问儿子的真实想法，他却改了口，“我没说这话啊。”出生后的二胎是个女孩，儿子还买了一份礼物送给妹妹，这让柳天很宽慰，从那以后，她也更加懂得照顾孩子的心理需求，做到一碗水端平。
《财经》记者与柳天的电话采访约在一天下午5:10，但只聊了20多分钟，听筒那边就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柳天正领着3岁的女儿去接放学的儿子，婆婆会在这个间隙做晚饭。接下来的晚上，等待柳天的，给儿子辅导功课、教女儿识字……
“除了上班和睡觉，我的时间都是碎片的，尤其是生了二孩，基本没有自己的空间，孩子的社交就是我的社交。” 柳天打趣。
虽然大部分精力和孩子捆绑在一起，但在二孩妈妈中，柳天的压力算轻的——高校的工作有寒暑假，几乎与两个孩子的假期同步，她会用好这个时间，陪伴课外阅读，或者带孩子到丈夫工作的城市团聚。在婆婆的帮衬下，总体上，柳天可以做到工作与家庭两不误。
这是很多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所面临的一大烦恼。柳天的朋友李斌（化名）是一位二孩爸爸，他和妻子都在企业工作，如果忙起来，要加班到晚上八九点，甚至更久。妻子的下班时间稍早，但公司路程远，不一定能在大孩小学6点托管结束前赶到。唯一在家的人是李斌的母亲，老人从幼儿园接完二孩后，就要开始准备晚饭，无暇再去接大孩。在没有富余人手的情况下，大孩只能在浩浩荡荡的接娃大军中，跟着顺路的家长走回家。到了寒暑假，李斌夫妇更加没时间照顾孩子，只好送回农村老家“散养”。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社会是通过单位组织起来的，在婴儿照料方面，很多工厂、国企、事业单位盛行自办托儿所和幼儿园，有专人负责看管0-3岁学龄前儿童，服务也许并不完备，但哺乳和基本照料不是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单位制解体后，国企纷纷改制，当初自办的托儿所、幼儿园被大规模砍掉，而我们并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会化的婴幼儿照料体系，导致现在学龄前儿童的照料责任和成本只能重新回归家庭。” 许琪表示。
老人进城带娃，成了很多像柳天、李斌这样的家庭内部分担抚养成本的选择。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随迁老人”近1800万人，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
与此同时，当大家庭向新家庭进行人力、资本倾斜时，育儿观念的代际隔阂正在一个个小家庭上演。李斌常叮嘱自己的母亲少给孩子吃糖和零食，但他发现，母亲当时听进去了，但日常依然照旧，“老人们总觉得怎么能哄孩子开心就怎么弄，图个省心。”回老家后，孩子更是沉迷在电视里，老家条件有限，大孩的兴趣班也只能中断。
李斌明白，母亲正一天天老去，迟早还要兼顾生活在老家县城弟弟的孩子。李斌做好心理准备，到时候自己得再找得力的保姆——这是“双职工”家庭生育二孩、三孩后的现实处境，仅靠家庭内部有限空间内的自我调节。
育儿焦虑
李斌比38岁的妻子大一岁，最初对于“生不生二孩”“什么时候生”，他是有过犹豫的，因为担心自己年龄太大，挣钱能力赶不上孩子未来的教育消费。但妻子打心底喜欢孩子，他也反复权衡了家庭的经济实力，现阶段养育两个孩子似乎并非不能实现。可短短几年过去，李斌当初的教育焦虑照进现实。
李斌的二孩不到4岁，他就近找了一家幼儿园，每年学费1.5万元，另加5000多元伙食费。“老大当时上幼儿园，一年学费才1万多一点，这中间只间隔了五六年，价格又提高了，这还只是很普通的幼儿园啊。”李斌感叹。
事实上，李斌所在的武汉，幼儿园收费差距巨大，他去隔壁小区的幼儿园打听过，一年学费高达2万元，柳天也听说，“有的娃上幼儿园一个月学费5000元。”公办难进，不少家庭只能投入加倍的金钱上私立，买一份安心。这个时候，便利性才是第一考虑要素。
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家庭生活开销、房贷等，每个月的支出至少2.5万元——在不追求学区房的前提下，李斌和妻子的收入刚好维持收支平衡。“现在家里不能出任何意外和差错，否则真不知怎么办。”李斌说，在这座新一线城市，他不敢追求稍微有质量的生活。
纵使压力大，李斌还是坚持给大孩报了两个兴趣班，一个是羽毛球，每周五上课，另一个是舞蹈，每周六上课3小时，一年大概花费七八千元。“都是孩子喜欢的，舞蹈从幼儿园学到了现在。”李斌说。
腾讯理财通、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9新中产家庭消费与理财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新中产人群在支出结构上，子女教育是支出最多的三个领域之一，55％的新中产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在10％-30％之间，9.9％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超过50％。家庭年收入越高，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越大。
“有些家庭让孩子礼拜天上各种辅导班、兴趣班，一年要花十几万，从文化课到音乐、跳舞各种都有，这些孩子很早起床出去，一整天都在外面，这在双减之前很常见，现在才好了些。”这是上海一位二胎妈妈观察到的情况。
对于养育压力，许琪认为，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普遍对下一代抱有很高的期待。他说：“东亚国家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总是希望一代超过一代，大家什么事都强调一个竞争，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小孩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育儿观念不仅给小孩造成心理压力，也给家长带来经济负担，过去几十年，家长在孩子身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太多的金钱，这简直就是无底洞的投资啊。”
在这一点上，佳西感同身受。她隔三差五就会接到各种儿童教育机构的电话，在大宝2岁时，她第一次报了一个幼教班，原本是想让孩子学会交朋友，建立起秩序感，但她发现走过一遍之后，也就那么回事。“教的一些生活小技能，比如剪刀怎么用，其实小孩到了一定年龄阶段自然就会了。”
在她看来，男孩子的生理相对晚熟，其实没必要太早把钱花在这上面，但幼教机构不停地建议做测评，渲染各种焦虑，让佳西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
在“生”与“升”之间
很多时候，“挣钱”与“养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成为三孩妈妈后，佳西却不得不思考二者的平衡关系。“生小孩，照顾小孩，对女性的职场发展是很大的羁绊，只能自我调节。” 佳西感叹。
在休完4个月的产假后，2021年3月，佳西回去继续上班了。她的职业是猎头，日常是跟候选人沟通联络面试，忙起来不分时间和地点，同时作为公司合伙人，她还有一些客户关系需要维护，因为很多业务搬到了线上，她要比普通求职者更加敏锐地感知到这种就业市场变化。那段时间，一对双胞胎还未断奶，为了孩子的口粮，她成了“背奶妈妈”，每天在工作缝隙中挤时间，躲进公司的会议室存奶，晚上带回家。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孩子1岁。
《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在新一轮条例修订中，大部分省份将产假（含生育假）天数调整至128天-188天不等，河北、浙江、内蒙古需要区别对待，生育二孩、三孩的产假比一孩更长。除此之外，多地均规定，子女满三周岁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享受5天或10天的育儿假，重庆的育儿假最长可休一年。
许琪也关注到了这些政策，但他担心这可能会产生反向效果。“按照相关规定，产假期间工资待遇不能少，延长之后，企业就会有用工成本考虑，会不会更加不敢雇用女性？有些地方虽推出男性陪产假、育儿假，但是和女性的产假相比，天数都不算长，如果男性不愿意使用这个假期，而家里又没有人照顾小孩，那么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要么请月嫂，要么女性亲自带，这就容易导致女性就业困难，让人更加不敢生孩子。”
可话说回来，即便产假延长，又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休？一家互联网大厂的销售岗员工透露：“我们公司规定产假180天，剖腹产再加1个月，但是大部分人会提前结束假期，尤其是带团队的经理级别以上的，怕被取代，都会提前返岗。” 这是职场中的隐形机会成本。
2017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林燕玲主持了人社部的课题“女职工假期设置对女性权益维护的影响及国际经验比较”。在这项研究中，课题组发现，延长产假不仅不能达成劳资政三赢，反而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而企业似乎有各种办法去消化这一成本。
“部分调研企业的工资结构一般由基础工资、绩效、奖金部分构成，员工休生育奖励假的时候，只给发基础工资，这个比例占全部薪资的20%到30%不等，不休也不符合规定，要休那只能低工资了。” 林燕玲提到，她和课题组曾访谈过一些售楼员，因为这一群体的主要工资是提成，如果因生育而停下工作，连孩子的奶粉都买不起。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布的一项对25个省份共计7642人的调查研究显示，与一孩生育行为相比，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生育1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 6. 6%，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 5. 6%; 继续生育第2个孩子，妻子的就业几率再次下降约 9. 3%，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 7. 1%。
林燕玲说，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几乎是世界最高的，但是现在有的女性生育后，会退出劳动力市场，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她曾经接触过一位女性，对方原本有全职工作，但生育之后要照顾小孩，最终选择到网上卖母婴产品，而这种现象在四线城市十分普遍。
生育对就业境况和收入水平的影响，不仅限于女性。对更多“80”后城市中产而言，多生养一个孩子，意味着夫妻双方要在事业、家庭之间“踩钢丝”，“不是你进，就是我退”。
李斌目前在一家民营企业从事IT工作。和传统制造业不同，这个行业追求创新，氛围简单自由。他技术过硬，但发现很多时候全凭经验做决策，生育二孩后，也渐渐有了职业危机，“各种新技术更新迭代太快了，你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学习能力比年轻人要差一些。”如果再不向管理岗位转型，可能发展空间受限。
和李斌的职业轨迹不同，妻子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国企，至今已有15年，她和丈夫都是各自部门的负责人了。但李斌觉得，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妻子供职的国企前景更好，但人际关系更复杂，苦于缺少上升资源，而现在孩子还小，必须要有一个人保持现状。
国家的多项研究认为，母亲在生育之后会将主要精力用于照顾子女，这会降低她们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导致工资收入下降，父亲的遭遇与之相反，不但很少遭遇雇主歧视，反而会被认为在有孩子之后会拥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获得更好的工资待遇。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调查（CHNS）从1989 年至2015 年的相关追踪数据，许琪在研究中发现，生育对中国男性工资收入的积极影响逐渐减小，并在2000年以后变得不再显著，且在 2009年以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单位制解体和子女养育方式向精细化转变，是导致父职工资溢价逐渐消失的两个重要因素。在子女养育责任回归家庭，且养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男性已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不得不分担一部分照料工作，这导致他们很难像以往那样享受生育红利。” 许琪在研究中写道。
谁来分担生养压力？
如何缓解育儿压力？什么样的激励举措才能提振生育信心？对于这些问题，世界各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马春华在此前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传统社会中，儿童是私人物品，付出的养育成本也被当作家庭和父母的责任。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越来越多青年夫妇开始拒绝承担“养老抚幼”的责任，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许多欧美国家的关注，既然儿童养育的成果是由全社会分享，那么儿童养育的成本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既然父母劳动是公共服务，育儿的薪酬也应该由国家提供；由全社会共同照顾儿童，未来儿童才可能照顾全社会需要照顾的人。
作为高福利国家，瑞典的经验是立法先行。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瑞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父母育儿假取代母亲产假的国家，规定父母共同分享6个月的育儿假。此后，挪威、丹麦和芬兰等国家纷纷效仿瑞典的育儿假制度。
然而，该政策刚推出时，真正休育儿假的“奶爸”不到1%，妇女负责儿童照料仍是家庭常态。1995年，瑞典政府出台新政，规定480天的育儿假中有30天不能转让给女方，到了2016年，“奶爸”的育儿假份额进一步提高至90天，也就是说，母亲充其量只能休390天的育儿假。当父母共同使用育儿假时，还可以获得每天5欧元的“性别平等奖励”。
这样一来，父亲也能和母亲一样投入到新生儿的照顾工作中，不会因为要工作而缺席，当男性和女性都需要照顾新生儿时，用人单位在雇佣新员工时才不会偏向要男性。“可以看出，瑞典的这些举措是想鼓励丈夫与妻子更平等地分享育儿假。”许琪分析。
在长达480天的育儿假中，一个重要保障是国家掏钱为新生儿父母支付“家长津贴”，其中，有390天的津贴数额占原工资收入的80%-90%，剩下的90天则按每天20欧元的固定费率。如今，走在瑞典的公共场合，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护婴幼儿的“奶爸”随处可见。
此外，瑞典为所有1岁-6 岁的儿童提供高品质的学前教育，唯一条件是父母双方(或单亲)至少有一方工作，或者失业父母在参与再就业培训。
这一系列政策所带来的变化明显：2013年，瑞典15岁-64岁母亲的就业率则高达83.1%，同一时期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值只有66.8%。
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西欧和北欧的生育率率先跌破更替水平，此后几十年间，瑞典的生育率呈现“W型”起伏波动，1998年跌到最低点1.5，在不断加码的鼓励生育政策刺激下，瑞典的生育率两度回升，其中2010年回升至1.98，接近2.1的人口更替水平，虽然近几年又有所下降，但总和生育率仍保持在1.8左右。
对于这些变化，许琪认为，瑞典并非仅仅鼓励生育，而是通过国家分担儿童养育责任的方式，倡导性别平等，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引导男性参与育儿。当女性看到自己没有因为家庭而放弃事业，反而还创造了财富，获得很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这个时候，家庭才不会为孩子的养育压力发愁，生育意愿才有可能提高。
“在传统社会，中国有句老话，男主外女主内，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大部分家庭都是女性在照顾小孩和家庭，不光是中国，世界上其它国家也普遍是女性无偿承担儿童抚养和照顾工作，现在，瑞典通过一代人改变育儿观念，提振了生育率，对我们东亚地区是一个启示。”
在东亚，日本和韩国是较早遭遇生育率下降，面临“少子化”危机的国家。从两国的实践来看，出台配套生育支持措施是提振生育率的基本解决思路，但效果并不理想。
自2006年以来，韩国政府颁布的生育奖励政策多达100余项，包括修建免费托儿所、给女性员工生育津贴、缩短工作时长、补贴企业给父亲发放带薪的“陪产假”、增加双职工中女性的福利、增加公租房供应、对买第一套住房的新婚夫妇的购房税减半等政策，甚至安排集体相亲。
但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人口自然减少3.3万人，首次出现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况，总和生育率为0.84，已经连续三年低于1。多年前，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甚至预言，韩国将会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为推动解决少子化问题，日本鼓励更多男性休育儿假。据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此前提出，计划到2020年把男性育儿假的休假率提升至13%，到2025年进一步提高到30%。然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日本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仅为6.16%，距离日本政府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根据日本总务省最新预估，截至2021年12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为1.25亿。2020年日本新出生人口约为84万，是自1899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根据日本政府最新预测，2021年全年日本新出生人口可能为80.5万人，比2020年有所减少。
日本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沈洁撰文称，日本学者分析，日本女性承担的双重责任和双重的评价标准是使女性对生育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负责家务、照料孩子是女性职责的观念和社会规范依然根深蒂固，就业女性既要与男性一样全身投入工作，又要承担家务和照料孩子，难以平衡育儿和职业双重角色。其次，日本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结婚生育中断职业的女性，在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难以获得较好的待遇和职务。在职场上，对女性的怀孕、生育和养育，往往是一种负面评价，常常会影响女性职业提升或使其面对失去工作的危机。
如何才能走出“超低生育率”困境呢？沈洁在文章中提到一个观点：日本社会各界一致认同推动“工作-育儿平衡”，扩大育儿公共服务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这项政策不分男女性别，尊重每一个人在“工作-育儿平衡”选择上的个人主体性，并要对个人的选择和实现其目标，提供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
沈洁援引相关学者分析指出，韩国在1960年-1980年期间曾经推行过温和的节制生育政策，在短短的时间内，从节制生育政策过渡到激励生育政策上来，在政策操作上遇到种种难题，因此在政策转型上，失去了以“工作-育儿平衡”政策调整的最佳机遇。中国当前面临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与日本和韩国当初面临的少子化冲击多有相似之处，日本和韩国的教训或可引以为戒。
针对中国的情况，马春华建议：国家应该分担儿童养育直接成本的直接比例 , 有研究者推算，最低比例应该不低于儿童养育直接成本的25％ , 或者基于代际间正义不低于政府对于养老金保费负担部分的40％。
“很多东西不能直接抄作业。比起延长产假、设立育儿假，我们更应该先调研清楚：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他们到底在顾虑什么？对于养育成本，外部力量能为家庭提供哪些支持？这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社会问题。”许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