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9日，宁卧庄宾馆，兰州建投公司债务问题金融机构通气会在这里召开。
当时，西北省会兰州成为债券市场的焦点。9月份一张标题为“研究兰州建投公司防范化解金融债务风险有关事宜”的截图不胫而走，兰州建投债券被抛售。甘肃省和兰州市在10月15日召开第一次恳谈会，推出100亿信保基金。
会后兰州建投债券估值开始逐步下移，回归票面利率附近，一级市场也恢复发行，恳谈会效果较为显著。但12月非标逾期传闻再起，甘肃省和兰州市召开第二次沟通会。银行、证券、信托、租赁、评级等机构百余人汇聚于宁卧庄宾馆，他们希望从兰州建投及当地政府获得更多光关于债务化解方面的信息。
这是一个典型的债务“恳谈会”场面：因为债务风险暴露，金融机构对地方国企的债务偿付忧心忡忡，而地方政府则想要打消金融机构的疑虑，说服他们继续支持地方再融资及经济建设。
除了具体举措，人们也关注甘肃省副省长张锦刚的表态。在市场人士看来，意愿甚至比还款能力还重要。只要还款意愿充分，地方政府就会协调财政金融资源去偿债。张锦刚在会上表示：“省委省政府始终密切关注兰州建投债务风险，采取果断措施，穷尽一切救助手段，举全省之力推进风险化解。”
甘肃省政府网站显示，张锦刚负责商务、招商引资、金融等方面工作，市场则把分管金融的省级副职干部（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统称为金融副省长。近年来，随着地方国企违约增加，一些金融副省长直面投资者、回应市场关切，与此同时债券市场对金融副省长的关注与日俱增。
过去很多年，债券市场很少把国企领导甚至政府官员纳入到信用分析框架。但从山西煤炭债、冀中能源等债券开始，市场逐步意识到：在区域系统性重要国企发生流动性危机时，政府主管领导发挥着举足轻重甚至扭转乾坤的作用。
坊间甚至一度传言，某金融副省长协调监管部门在非工作时间打开大额支付系统兑付了债券，避免了技术性违约。类似种种传言不一而足，但这更是增添了金融副省长的神秘色彩。
毫无疑问，金融副省长成为当前债券市场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他们对内要协调各部门、对外要沟通债券市场。他们具有怎样的成长履历，又存在什么样的显著差异？当前地方国企债务问题仍在发酵，城投债违约越来越近，这些问题都将考验着金融副省长。在债务风险化解中，他们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遴选池
简历显示，张锦刚出生于1970年4月，现年51岁。和张锦刚类似，现任26位金融副省长（新、藏、湘、陕、晋五省份未明确金融分工负责人，一般而言分工明确后每个省份都会有一位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大多出生于1970年前后。其中，最年轻的是安徽省副省长张红文，他生于1975年；最年长的是青海省副省长王黎明，他生于1962年。
这群金融副省长大多具有相同的成长经历。他们经历了成年后的经济改革开放，开始参加工作的时间大多数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
张锦刚1992年从鞍山钢铁学院钢铁冶金专业毕业后即进入鞍钢工作，前后长达23年。2015年，他调任宝钢集团副总经理，后出任合并后的宝武集团副总经理，2021年3月调任甘肃省副省长。
据记者统计，出任金融副省长之前在非金融央企任职的共计两人，在非金融部委任职的也是两人，二者合计占比达到目前26位金融副省长人数的15%。这使得他们能够利用在中央及央企工作过的优势应对地方金融的挑战。
如沈丹阳在厦门市贸易发展委员会和商务部工作过，在空降海南前，他是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非常熟悉商务和贸易工作。2018年7月，他调任海南省副省长，任务之一即是推动海南自贸区建设。
另据统计，成为副省长之前在地方政府任职的共计7人，占比约三成，是金融副省长的第二大来源。相比而言，他们具有较为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人们也注意到，具有金融业工作经验的副省长越来越多。据统计，在担任副省长之前在金融系统任职的共计15人，占比过半，是金融副省长的第一大来源。这一占比相比2017年大幅提升。
其原因在于，2017年7月14日—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领导在会上强调，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具有金融从业经历的副省长密集出现是中国金融深化的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业获得了长足发展。Wind数据显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76.5亿增加至2020年的8.4万亿，同期其占GDP比重由2.1%增加至8.2%。
从工作履历看，这15位副省长都在金融系统历练十余年甚至三十余年，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及人脉。其中，在出任副省长之前担任国有大行副行长及监事长的为9人，占比高达六成。国有大行副行长并无行政级别，但一般视为正厅级，担任副省长意味着他们的级别获得拔擢。
其次，来源于证监会系统、央行系统、金控集团的人数分别为2人、2人、1人。此外，光大银行行长葛海蛟2019年9月出任河北省副省长，开辟了股份行行长升任副省长的先河。
专业性
近年来，随着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暴露。全国来看，金融风险化解仍在持续，中央要求压实地方政府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地方层面看，大型国有企业及房企陆续出现违约，隐性债务化解、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都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应对能力。
在此背景下，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成为维护区域信用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副省长相当于一个省份的CFO，需用专业来直面投资者的质疑。近三年来，除甘肃外，贵州、山西、天津三省市也召开过投资者债务恳谈会或座谈会。
2019年10月，贵州省副省长谭炯就带队到上交所推介贵州债券，召开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这是他首次以地方官员的身份直面曾经的同业，距离他离开金融业仅1个多月。在贵州任职之前，谭炯先后在中行、工行两个国有大行工作了31年。
“我个人到贵州工作40来天，但是在金融系统工作了31年。”谭炯在会上如是说，“坦诚讲，我能够非常切实地了解金融运行的本质、目标、规定，也切实地了解和在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到地方工作以后，虽然时间短，但是也非常深入、具体地了解到政府的使命和责任。”
2020年10月永煤违约后，山西、陕西、河北的煤炭债券被砸，一级发行困难，尤以山西为重。次月，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主持召开省属国企和金融机构负责人专题会议。
王一新早年在中海油系统及海南省农垦总局工作，没有金融系统的工作履历，但他对金融市场很熟悉。2015年开始，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大，煤炭产业产能过剩，山西经济及煤炭企业面临严峻考验。2016年7月，王一新带领山西9家大型国有和民营煤炭企业到北京金融街进行路演推介。
“2016年的山西政治上塌方、经济上断崖，面临着去过剩产能、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金融机构全面收紧银根等多重叠加压力，山西省属国企尤其是煤炭企业当时命悬一线，但山西熬了过来，活了下来。当年那么严峻的条件下，山西省属国企都咬着牙没有爆一颗雷，没有出一单风险，今天这样的背景下，山西更没有理由出现违约情况。”王一新2020年11月在专题会议上表示。后值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山西债券风险得以化解。
永煤事件发酵之后，中央对地方金融风险防范高度重视，山西主动与金融市场沟通的做法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榜样和范例。2021年，全国多个省区国资系统赴山西交流考察，加强与金融市场的沟通。目前王一新已调任黑龙江省副省长。
7个月后（2021年6月），天津也召开债券市场投资人恳谈会，副市长康义宣讲天津经济发展、公开市场债券风险防范情况，此前因为永煤违约冲击，天津投债发行困难重重。康义有着丰富的金融业从业经历，他毕业后在建行工作28年，2016年11月出任农行副行长，一年后出任天津市副市长。
康义对天津物产数据造假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说，天津有个物产集团，曾经是世界五百强，年销售收入在6000亿左右，但出事了，成了“巨型炸弹”。2018年对6200亿的年销售额做了梳理，4700亿是虚增的，只有1500亿的真实业务，剩下的4700亿都是到银行去开信用证做融资性贸易。
康义还表示，天津将健全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体系，签署债务风险责任状，对公开市场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化解不力、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人员，一追到底、终生问责。
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这类表述和传统的官方话语体系有明显的差别，不是单方面高高在上的宣教，而是双向沟通、体现恳谈之意，一定程度上能够打消金融机构的顾虑。整体而言，金融副省长直面投资者时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他们的专业素养，表现为对经济、金融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官话、套话连篇。
据统计，现任26位金融副省长中，有17位专业和经济管理相关，和金融工作十分对口。他们中的五位还取得博士学位（不含在职）， 其中广东省副省长张新还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博士学位，是一位“海归”。
“说”与“做”
虽然大多数省份债务管控的挑战都要小于贵州、天津、山西，但对于全国各省份而言，共同的难题显而易见：隐性债务规模居高不下，特定领域的国企债券违约“牵一发而动全身”。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月10日，城投债余额为13.1万亿，相比2014年末增长了2倍；同期占信用债（企业债、公司债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比重为53%，相比2014年末增长了14个百分点。如果加上地方国企产业债，地方国企债占信用债的比重将达到70%左右。
此前，2020年10月永煤违约已造成了巨大冲击，且形成链式反应：弱资质过剩产能债被抛售——信用债取消/推迟发行规模骤增——债券型基金赎回——市场流动性紧张。目前城投债仍保持金身不破，但如果城投债打破违约，冲击只会更大。
正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2021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则表示，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从“建立”到“落实”，意味着这一机制渐行渐近。
王一新曾表示，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山西省的体会是，党委政府要坚定地扛起责任，坚决守住风险防控底线，在金融风险面前不能简单地说将它交给市场而弃之不管。因为我们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党委政府重视并且能够敏锐地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这是防控风险的基本前提。否则待风险扩大再来处置，将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2021年8月10日，青海省财政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西宁召开。青海是第一个成立这一机制的省份。从人员构成看，小组实行的是“双组长制”，由党委书记、行政首长担任组长。
领导小组呈现高配的态势：青海领导小组由六位省级干部担任领导，分管金融的副省长王黎明也是小组副组长，他在会议上通报了全省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情况。毫无疑问，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有助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但日常工作仍可能仍由金融副省长处理。
应对债务风险时，金融副省长还会专门拜会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及大型金融机构寻求支持。兰州建投债务引起关注后，张锦刚赴京拜访人民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总部，就稳定增加信贷规模、助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等事宜进行沟通交流。
2021年4月，王一新在京与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举行工作会。王一新表示，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控，始终坚守诚信底线，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惜山西的信誉。即使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依然做到了信守承诺不违约。潘功胜表示，山西敢于担当，金融风险防控成效显著，值得赞赏。
据梳理，现任26位金融副省长除分管金融事务外，还分其他各项领域。其中5位同时分管国资和金融领域，3位同时分管财政、金融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13位金融副省长还出任省委常委，这将使他们能更好地统筹省内资源处理好相关事务。
如王一新在山西时分管工业、国企国资监管、国有资本运营、金融等方面的工作。他在省属国企和金融机构负责人专题会议上介绍，山西对省属国企进行了全面优化调整，重点突出了专业化，将过去大量存在于煤炭集团旗下的二级、三级、四级新兴领域的公司和资产调整出来，进行重塑性重组。
再如，谭炯在恳谈会上介绍了贵州一系列的化债举措：加强信用建设、做到有借有还；利用省级的资本运营公司，通过资本管理运作、股权运作、产业培育等方式，助力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现在看，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在风险化解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是为市县平台发债增信；二是受让茅台股权，推动“茅台化债”；三是参股多个市县城投平台。
广发证券固收团队称，恳谈会召开后，短期内有助于提振城投一级发行，但是其效果的持续性，需要较为稳定的信用环境呵护。而维护区域信用生态环境非一日之功，恳谈会只是其中一种措施，还需要多维度并重。比如加强与投资者的日常交流，敢于直面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彰显意愿和态度。
当前地方国企债务问题仍在发酵，城投债违约甚至越来越近，这都将考验着金融副省长。在此背景下，部分债务压力大的省份，金融副省长的“路演”将成为常态。正如20多年前时任广东省副省长任上处理广信、粤企事件时所说，既要做明白，也要说明白。
“我一直希望做到逢事想明白，说明白，做明白。比较起来，我不太注重说明白。但最近广东的这两件事情境内境外议论纷纷，因此要加强‘说明白’。像这样既涉及多方利益又属于转折探索性质的经济问题,公开性不够，会引起市场更多的猜测,也会引起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