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结果于12月20日出炉，90名当选者社会背景“五光十色”。
在占有40席的选举委员会界别中，平日为香港教育问题奔走疾呼、几无政治参选经验的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前会长邓飞以高票当选，在公布名单中名列第三。
首次参与立法会选举是怎样一种体验？香港的爱国教育在推动过程中又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围绕立法会选举和香港教育，观察者网采访了邓飞校长。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您之前从未参加过立法会议员的选举，为什么这次会想站出来竞选？
邓飞：其实在选举制度完善之前，也就是去年，我就已经报名参加功能组别的选举了，结果选举延后了一年。所以严格说来，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过，整个选举工程已经运作了快两年。
为什么参与？理由很简单，过去关于香港教育的话语权、立法权基本上都被反对派的议员垄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香港的教育被扭曲了。
首要表现就是价值错乱。“国民教育”在2012年就完全被妖魔化了，这四个字变成了一种票房毒药，教育者很长时间里都不敢提这事；如果你说要搞“爱国主义教育”，那就更加不得了。而在2009年之前，推广普通话教育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在2009年之后，普通话教育基本上在香港也成了票房毒药。
此外，关于课程、考评，也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反对派会把他们自己的政治论述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课程和考试里，说白了就是洗年轻人的脑。
香港一些所谓社会运动或学生运动，无论是“反国教”、非法“占中”还是黑暴，都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中学生走在最前头。这是同时期外国一些学生运动没有的情况，无论是英格兰、加拿大还是乌克兰，都是大学生冲在一线，而非中学生。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出了大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派垄断了立法会的议席，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决定课程、考评的建构。
同时，反对派议员在很长时间里把所有的教育问题都扭曲成老师的权益问题。比如教育界之外的人和他们讨论教育，自然是优先关注入学、升学、课程等议题，结果最后往往被他们变成讨论怎么减少老师的工作量、怎么保障老师的饭碗、工会怎么保护老师权利，这些完全是另一码事。
从1991年开始，反对派就占着议席，至今已有30年。我去年决定参选的时候，基本上是抱着一种必输的心态；但是即使必输，也必须去撼动一下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好像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议席。去年我比“教协”更早报名，就是想要在声势上先把他们压住。今年选举制度完善了之后，他们自己就解散了，基本上出局了。
虽然整个情况完全改变，但是他们的群众基础仍在，所以即使我当选了，这也只是开始，未来的工作还是非常艰难的——怎么去改变这种群众基础，怎么把被反对派洗脑洗惯了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扭回来，乃至怎么在教育界上移风易俗，这些都是长远工作。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他们没有参选，也就是说他们难以继续垄断、甚至失去关于未来教育的立法、解释等权限。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拨乱反正”，香港下一代的思想教育大体上是可以让人放心了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邓飞：我觉得这跟时间没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因为不可能用二三十年去重新把它扭过来，这实在太慢了，这意味着我们又要牺牲几代人。重点在于在做教育内容时，尤其是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价值观教育方面，我们要名正言顺、旗帜鲜明——不说什么“国民教育”，就应直白地说要推广“爱国主义教育”。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没有必要把它说得那么暧昧；说句难听点的，不能鬼鬼祟祟。明明我们就是想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明明我们就是想增加学生对当代中国的认同感，没有必要把它变成很隐晦的其他词汇。
第二，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这点也必须明确。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做青年工作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回避讨论政治，我们称之为“去政治化”。我们带领学生认识国家，即使是2012年的“国民教育科”，里面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政治内涵，就是很简单地介绍中国的地理、国旗、国徽、国歌等；青少年回内地交流考察，主要也是去一些观光点，一般都回避讨论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等政治问题。
然而，我们这边回避，不等于反对派也回避；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谈政治以外的话题，就咬着政治不放，拼命地灌输他们的那一套政治论述。对于当代中国，以“教协”为主的反对派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妖魔化、黑暗化，反复说当今中国政治怎么不好；如果是更极端一点的本土派或“港独”，不光反当代中国，也反传统中国，比如说整个中国从古代到今天基本都是野蛮的、落后的、黑暗的。
我们回避政治问题，讨论那些非政治的内容，这没有办法抵挡住反对派在政治论述上对中国的贬低。一般的经济、民生、社会及一些软性的文化，比如李子柒和前段时间的“云南大象往北走”新闻，这些都可以讲，但是讲这些不等于就能够提升香港青年一代在政治上的认同度。
我觉得接下来的爱国教育，我们必须要特别讲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怎么跟西方区别开来、我们怎么走这些道路，等等。
二十年前，中国的经济、民生发展得还不是很好，因此那时很多人缺乏自信，讨论中国道路时，对于是否用“中国崛起”这词，纠结、憋屈，会觉得不好意思，在想是不是太张狂，要不说“民族复兴”得了——但其实翻译成英语，都是“Rise of China”。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民主道路，不论是理论的论述还是实践经验，都比二十年前充实很多。换言之，未来在香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古今并重”，我们已经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
观察者网：上次采访时，一些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改革刚准备推出，说是等到9月份新学年会正式推行；现在三四个月过去了，这些工作推进得是否稳当？除了您刚刚分享的那些宏观上的、意识上的不足，在具体操作上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改进？
邓飞：高中阶段，传统的通识教育被取消了，改成一个新的学科——“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简称“公民科”。比起旧的通识科，它相对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当代改革开放的情况，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外交等都有分门别类地介绍。不过这些内容暂时仅限于高中，至于初中、小学该怎么改，还没完全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课程纲要，所以接下来这一工作还要再往下推。
其次，严格来说，介绍现在中国政治理念的东西还是偏少一点。一些客观事实介绍得比较多，比如改革开放，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一直说到今天，好的地方是比较全面，不好的地方就是容易变成流水帐，没有提纲挈领，缺少理论的概括，比如没有说清改革开放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什么区别。
而对于理论，在教育上也存在一个难度，即要考虑如何因材施教——教育的内容必须跟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相适应，拿大学生甚至研究生的内容去教中学生，那学生们肯定吃不消，死记硬背也没有意义。在这方面，不论是内地的思政课还是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都不容易做，要慢慢摸索。
观察者网：回归到这次选举，选委会界别是选举制度改革后新出现的一个界别，在立法会90席里占了40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而且只有51个人去竞逐。鉴于它是新出现的界别，能不能结合您自己的经历介绍一下你们要做哪些工作来拉选票？
邓飞：选委会分商界、专业界等五大界别，五大界别下再分出40个小界别，分别代表不同的行业或不同地区。刚开始我们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各自只能找一些界别里最资深的、名气最高的人逐个拜访，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他的联络办法。
但是这种做法效率低下，毕竟没有一个人和所有界别相通。比如你是工商界的，可能这个界别你认识的人比较多，但是在劳工界你认识的人就很少了。而且，从获得立法会选举提名到投票，中间就五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但选委会有1448位选民，就算每位见半小时，能见多少个？
后来这些界别干脆就开始搞候选人见面会，每个界别都搞，而且每个界别不一定只搞一次，这场去不了，过几天还有第二场，你可以再补上。规模效益出来了，效率就很高了，每个界别超过一半的选委都会见到你。
这也带来了另一个困难，频率很高——在这四五个礼拜里，我参加了不同界别逾70场候选人见面会——这其实是很累人的，而且彼此的时间很多时候是重叠的。有一次，在湾仔同时有两场候选人见面会，那就比较要命了；最惨且尴尬的是，你在前一场里抽到最后一名发言，在下一场抽到第一。
到了现场之后，每个界别安排你发言的时间也不尽相同，短的可能只有一分钟，长的顶多只有五分钟，而且你介绍完自己、说完了自己的政纲，不一定都有提问的时间。
此外，你也不能去所有的界别都说同一份稿子，好歹要说一些跟那个界别相关的内容。比如我是教育界的，我去每一个界别，都尽量把教育跟这个界别的关系扣连起来，所以备稿压力很大。有些是比较容易准备的，比如去专业界别、商业界别，可以讲人才培训；有些界别比如建筑界别、纺织界别，教育想和它们扯关系，就很有挑战性了。脑子不停在转，这压力不比地区选举和功能界别选举低。
图片来源：邓飞朋友圈
观察者网：以前不少候选人会出去摆街站拉票，按现在这选举制度来看，你们应该是不需要了？
邓飞：有鼓励大家去摆街站，但是其实意义不大，因为选委会界别的投票人只有1448位，而摆街站是对着普罗大众，没有什么实际效果。我看到有些候选人会去摆，但是他们可能也只摆一两个小时，因为实际上不如用这点时间去拜会更多界别，或给选民多打几个电话，效果更显著。
观察者网：关于选委会，我看现在西方媒体爱揪着一点不放，总说这千余人里只有一人不属于建制派。您怎么看待这点？
邓飞：我实在搞不懂到底哪一个不算建制派。但是我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在参选过程中把反国家、反“一国两制”作为拉票的主打广告词，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选举。正如美国的选举，不可能有人明摆着把“我要分裂美利坚合众国”当成自己的意识形态，继而将它作为竞选主张。所有参选者在认同“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进行政治选举，这才是常态现象。西方国家搞笑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观察者网：现在得偿所愿当选立法会议员，未来几年您会重点关注哪些事情？
邓飞：有三点，第一，重振爱国主义教育。
这既是政治伦理所要求，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如果我们不搞爱国主义教育，不端正青年人对国家的认知，你说再多“融入大湾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们根本就不搭理你，甚至会敌意相对。
第二，希望能将香港教育打造成一个国际品牌。
香港的教育完全可以吸收包括内地、东南亚甚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但是香港从来没有从这角度去推广香港的教育。我们在香港说要让香港的教育保持国际化水平，其实只是引进来，在香港开了更多的国际学校或国际课程，而非走出去，把香港的课程推到国际上。像英国的A-level课程，不局限在某个国家地区，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其实香港的本地课程完全具备国际化的条件。它的第一个优势是考试难度介于英联邦的A-level和内地的高考之间，既不会太容易，又不会很艰深；第二个优势是中英双语教学，这样就可以把课程推向东南亚华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天水围的香岛中学曾有三个俄罗斯同学就是学香港本地课程；我教过一个南亚的学生，他的语文都是拿A的，汉语的书写、口语能力一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香港的课程先推到区域化、再国际化。香港如果要保留国际大都会的地位，它的教育水平就必须跟国际大都会相称，而非任由自己萎缩下去。
第三点，就是希望提高立法会的论证质量和工作效率。
过去反对派把持立法会，又是“拉布”又是其他，很多时候议而不决。希望现在能把政治炒作的那些陋习一扫而光，大家在立法会上真的是要解决经济民生等实际问题，而不是进行一些没意义的争吵。
此外，现在增至90个议席，即使每人发言一分钟，也要耗时1.5小时。如果立法会的工作都只在开大会的时候才运作，这效率就高不到哪里去。比如以前很多时候是政策上到立法会，立法会议员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反对派借此“拉布”、炒作，大家啥事都干不了。
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在开各种会议前做好酝酿、协商共识的工作，其中包括跟行政部门和社会各行各业的对接。比如关于教育的一些改革措施，必须在会外对接、协商好了再拿到立法会上讨论，这样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