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在北京举行，本次对话会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中国论坛、CGTN、观察者网协办。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副理事长李世默在发言中，对自由主义政体衡量民主的标准提出质疑，认为当下世界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如今自由主义已经不能服务于民主了，是时候重新审视“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了。
李世默发言：
今天我主要聚焦于民主这个话题，同时也讨论一下中国。在我看来，我们今天之所以讨论民主话题，是因为民主处于危险时期。有关民主陷入困境的传言遍地都是，刚刚马凯硕也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我希望“民主陷入困境”只是一条假新闻，但无情的现实和层出不穷的数据都显示民主的确陷入了困境。
根据"自由之家”今年发表的最新报告，全球范围内的民主水平在加速下降，报告还提到美国民主水平出现大幅下滑。瑞典V-Dem研究所的调查也显示全球民主水平在下降，耐人寻味的是，那些美国盟友国的民主水平下滑得最为严重。资深民主学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多年来一直在抱怨民主出现了倒退，最近甚至认为这种倒退已上升为危机。拜登今年暗示，中国认为“民主”无法战胜“专制”，而美国需要证明中国的判断是错的。拜登首次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提到，当下的关键是证明民主制度会继续在21世纪发挥作用，并本着与“专制”国家竞争的目的行事。
我认为从这种言论中透露出的是一种绝望的心态。这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面临很多困难。当时领导人说时间紧迫，我们要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管用。目前的情形同样令人困惑。
“阿拉伯之春”运动始发于突尼斯。我们都知道，在“茉莉花革命”发生前，突尼斯被归类为一个独裁国家。根据“自由之家”的数据，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突尼斯的民主状况极差，发生“茉莉花革命”后，该国被评为半自由国家，再往后，它就变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宣称突尼斯的“民主”获得了胜利。然而，突尼斯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痛恨这种民主。“自由之家”的数据显示突尼斯的民主状况出现了极大好转，但人民却在承受苦难。自由之家的观点与现实矛盾，突尼斯的状况究竟如何？
自由之家衡量突尼斯的民主水平
图源：自由之家官网
这是皮尤研究中心做的研究，但自2016年起他们就停止收集数据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停止收集数据，可能是因为这个数据让他们也挺尴尬的。从我读过的新闻报道来看，2016年之后突尼斯的状况愈发糟糕。现在的突尼斯又有新政权上台，我不知道这个新领导人能否带领国家走向成功，但这确实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之前它太糟糕了。突尼斯曾经因“阿拉伯之春”始自于该国而被视作“阿拉伯之春的光辉典范”，它也是在阿拉伯之春中唯一取得成功的国家。现实与数据相互矛盾，这让我们感到极为困惑。
再回到即将于下周召开的民主峰会，中国不在受邀之列，但是世界上另外有110个国家和地区受邀参会，这些形形色色的国家有着非常迥异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经济文化现实。观察这110个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疫情情况，我发现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总共有44亿人，占全世界人口的56%。新冠病毒致死人数是420万，占全球因疫情死亡人数的83%。真遗憾，他们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并不好。参加此次峰会的三个大国，美国的死亡人数为75万人，巴西为60万人，印度为47万人。美国和印度，分别以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和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那么，“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我不是戴雅门，但我想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提出一些个人见解。我研究了“自由之家”、V-Dem之类机构在评比各国民主状况时采用的衡量标准。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们衡量的是一套特定的制度程序。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程序都是自由主义政体和自由主义社会独有的，比如说特定形式的选举和言论自由等，它们都属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范畴。在我看来，脱节之处在于它们也许并不是在衡量民主状况，而是在衡量自由主义的状况。他们是在衡量一种叫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形式，而且它们还只是在衡量这种民主形式里自由主义的部分。
我们知道民主的出现其实比自由主义要早了几千年。民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但当时的民主根本不是自由主义式的。很多学者声称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包含很多民主元素，但中国并不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自由主义的民主是直到现代才出现的。在启蒙运动时期，洛克、孟德斯鸠、密尔等思想家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治理的革命性观点。而他们都是围绕着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来构建这些观点的。这些价值观包括，个人是宇宙的中心，个人拥有自主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通过程序正义来体现法治原则，所有这些价值观都转换成了我们所称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
我今天提出一个猜想，当然它也可能是不正确的。我认为当下世界之所以出了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自由主义体制辜负了民主？而这就是所谓的病态民主？因为自由主义社会的确在过去一段时期引领了民主进步。我们应认可这一点，但如今自由主义已经不能服务于民主了。
我想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不能只用程序来衡量民主。“自由之家”、V-Dem等机构最关注的就是程序，只用程序来衡量民主，他们从不用结果来衡量民主。我是一个商人，从未有人这么向我推荐过股票，他说，你要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因为这个公司已经持续亏损20年了，而且技术糟糕没有客户，但这个公司的治理程序很完美，董事会开得很规范。就我而言，我根本不会买这家公司的股票。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以结果为标准去衡量某个制度是否民主，这个制度能产出民主成果吗？
我不关心程序是什么。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程序、伊斯兰国家的程序、还是中国的程序，这套程序能否产出民主成果？民主的真正目的必须是使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感到满意，否则我们要这样的民主何用？如果民主的程序带来了不民主的结果，我们要这样的民主程序有什么用？如果通过选举持续选出没能力的领导人，我们要这样的选举有什么用？如果独立的司法只保护富人，我们要这样的司法独立有什么用？如果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带来的是社会的分裂和失能，那要这样的自由有什么用？
我认为我们应该探索，至少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对话，讨论如何通过结果来衡量民主。人民对治理方式是否满意？人们对未来乐观吗？社会是否有凝聚力？你比以前过得好吗？我在美国学习时，正值里根的第二个任期，他的竞选口号是“你们比4年前过得更好吗？”那么，你们过得更好了吗？你们的国家对子孙后代的投资足够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在预支子孙后代的钱？一个来自北大的中国学者建议要有一个阶层流动指数，我认为其言之有理。你们的社会是否具有社会流动性？应该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你们的制度是否产生了民主结果。
被视为民主标志的选举，却让美国变得越来越对立。图为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骚乱，来源：美联社
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建议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番讨论。一位伟大的美国领导人（伍德罗•威尔逊）曾说过：“为保卫世界民主而战”。我现在认为，我们应该让世界享受到更好的民主。我们需要展开对话和讨论。我认为我们需要制定一套新标准来衡量民主。这套新的衡量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尤为有益，因为过去几十年来他们受制于自由主义教条和机制，他们没有办法充分发挥本国的民主潜力，所以他们应探索新的方式去实现民主。
这样一套新衡量标准对于自由主义政体来说也是好事。自由主义体制之所以衰落正是因为没人挑战它们，没人按结果评价过它们。就好比它们去学校参加考试，但却没人给它们打分，很多美国学校的确在这么做，结果就是没人好好学习。
经典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当垄断者被迫开始与人竞争时，他们的表现都不好，他们根本没能力竞争。自由主义社会几乎垄断了对民主的解释权，并且认为自己天生就是民主的。这对自由主义社会来说是危险的。我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有成功的机会。同时，我也认为应该有多种形式的民主，它们互相之间可以展开竞争，从而让彼此变得更好。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要积极参与到这样的民主探讨中来。在以往进行的全球民主大讨论中，中国的缺席令人沮丧，中国很少讨论民主议题，也不派学者出国研究民主理念。但如今，中国应该要更积极地参与民主讨论，而非自废武功。中国要审视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成功，哪些方面有待改进，并形成新的民主衡量标准。
至于拜登政府，当他召开有110个参会者的民主峰会时，我想给他的主旨演讲提点建议，我当然知道他不会听我的，但我仍希望他会说，“让我们携手设立一些新目标，并以这些目标来衡量民主，看看五到十年后各个国家做的怎么样”。自由主义民主在衰落，出现了问题，但曾经获得过成功，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非常成功，大幅改善了人民生活，以至于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在冷战后效仿西方的政治实践，比如接受市场经济。
拜登应该说，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都是失败的。如果拜登难以承认中国也有成功之处，有可借鉴之处，觉得这样会让他丢脸，那也有很多成功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可供美国借鉴，比如瑞典、挪威、芬兰、新西兰等。这些国家的治理业绩都不错。首先，大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可以从这些小型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身上学到些什么。如果现在他们还不采取行动做出改变，那么他们就危险了，也许自由这个词再也不配放在民主这个词的前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