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伤害企业家就是砸大家饭碗
秦朔 | 文
过去的一周，我在上海龙华医院住了五天，很小的手术，但要卧床休息。这倒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多思考的机会。周六开始写“大视野”，已经写了六年多，没停过。第一次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久坐，所以无法像以前那样做细致的文献搜索。但还是要写，因为有些话还是想说。
如上周《关于联想的联想》的写法一样，也是把自己的思考原原本本告诉大家。
第一。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社会爆发了一场以共同富裕为背景、反对贫富分化的激烈声讨。这种声音前几年已有，近期尤为浩大。值得我们非一般地加以思考。
我想到了自己一家的经历。
我生在河南开封，是城市，但父母都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所以我对贫穷并不陌生。父亲是周口地区沈丘县小邢庄人，他在1962年考上大学前基本都是赤脚上学，他6个兄弟姊妹，大哥终身未娶，二哥为支持他上学放弃了自己的机会。我小学回老家时，没有电灯，没有硬路，睡土炕，夜里解手就是旁边一个旱厕，天天吃的都是红薯，哪里有肉！那时家家都穷，穷病相连更是苦不堪言，我大伯、二伯、四叔都因病较早时去世。
小学三年级暑假那次回去，一个亲戚说：“你好好念书，将来做大官。”我说：“我要是当了总理，把你们个个都封成官，不用过这么苦的生活。”顺带插一句，日后听很多朋友说，他们小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真的是“千里去当官，都为吃和穿”。
我母亲家里条件好一点，主要是我姥爷在县城当医生，他几个孩子都念上了书，有一份国家分配的工作。但时代的灾难还是躲不掉的，我姥姥在乡下，在1975年河南西平、遂平、漯河、舞钢等地区的“75·8洪灾”中遇难。当时不少水库的溢洪道闸门紧闭，有的多年没打开过，已经锈死，当入库水流远超警戒水位时，一些水库的溢洪闸门甚至打不开，而要用炸药炸毁泄洪道闸门，又必须一道道向上请示，时间被无情耽搁，最终，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相继溃坝，导致29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680万间房子被毁，京广线中断了18天。但这样的灾难，除了受灾地区，外面没多少人知道。
这些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的种子就是，不消除贫穷和官僚主义，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
但我想强调的并不是贫穷和苦难，而是如何走出贫穷和苦难。我们身边，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类似的历史记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改变我们家庭命运的，不是谁当了官，而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人可以自由流动；不是天天坐着，等着，抱怨着，骂着，而是出来打工，或者大学、大专毕业后找工作安身立命，我的亲戚们去了广州、昆山、天津、安徽、新疆以及我不知道的地方，有开车的、扫地的、教书的、卖楼的、当工人的、当会计的、当总经理的，还有我这样写字的。再下一代，条件更好，发展也更好了。当然，前几年我再回到小邢庄，看到空空的老院子，心里也是别样的滋味。
第二。
我们家庭变迁的背后，是改革开放、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大时代。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注定是漫长的，国家越大，农业人口越多，现代化的大迁徙就越漫长。1978年，中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总人口70%以上，现在只有不到24%。
过去几十年，这数以亿计的人要完成迁徙，要迁徙到有更高收入的地方和部门，最关键的两个字是：饭碗。给中国人造饭碗，这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成绩。饭碗来自哪里？不是像传统计划经济年代，指望政府给个铁饭碗。正因政府的的确确给不了那么多，所以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人口才一直那么多，甚至城市就业解决不了时，也让知识青年下乡。
我们的饭碗来自：改革开放后和国际市场接轨的加工业、制造业，对外开放后的外企，基建投资和持续城镇化进程中的建筑业，城镇规模扩大后随之而来的各种服务业，以及近些年互联网兴起后的新型就业，等等。到去年末，中国的就业人员有7.5亿多，城镇就业有4.6亿多，其中2亿左右都是灵活就业。
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就是造出越来越多的，含金量不断提高的饭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企业家、创业者。他们发现机会，整合资源，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无中生有，从小到大，固然主要的动力是发财致富实现自我，但对公共福祉的最大贡献就是造了许许多多饭碗。
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有血汗工厂，污染严重，劳工权益保护不够，付出了代价。1995年左右，我到广东中山一家鞋厂看我母亲家乡舞阳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当时有一种流行病毒，她家里听说中山死了几个人，打电话叫我无论如何把她劝回老家，我坐中巴到了中山一个镇，在中午下班排成长队的茫茫人群里找到她，她坚决不回去，说：“回去更没有路。”
今天很多人愤怒声讨企业家、资本家，进而声讨市场经济，呼吁社会公平，我理解不少声讨是有原因的，但对这种偏激并不认同。多年来我写过大量反思富豪问题、倡导商业文明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章，去过除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采访，很多都是贫穷落后地区，我日常也非常喜欢和普通的保安、保姆、司机聊天，了解他们的故事和故事背后一个个家庭的变化。基于长期采访和研究，我想给出几个基本观点：
1、我们必须关注贫富分化，但一定要清楚，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的差异。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福祉与保障在过去几十年得到了巨大提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已经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每个人的保障水平和富裕门槛都抬高了，中国也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当然保障水平还有待不断提高。
回顾历史，我们基本上、总体上不存在因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榨、剥削，导致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更差。或者说，中国先富、更富人群的富有，并不是建立在对后富、未富者的剥夺基础上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造饭碗者和找饭碗者是一种命运共同体，是市场经济下的契约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个大是大非，即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是在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大框架下发生的，是基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所以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通过调动全社会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变命运，成就美好生活。
第二，由于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法治化程度和治理能力还不够等诸多原因，我们的市场经济之路，确实有缺陷，有寻租，有为富不仁，有唯利是图，有富而骄横，有对利益相关者不负责，但我们在短短几十年，在很多方面“浓缩”了发达经济体一两百年走过的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客观比较，中国市场经济的畸形和负外部性比之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美国当年的镀金时代，以及很多发达国家早期的殖民主义来说，要少得多。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个大是大非，即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参与者、奋斗者，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中，开展经济行为的。即使是缺点偏差和错误，和经典私有制国家在早期原始积累阶段那种贫富分化也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也在努力承担社会责任，从上世纪90年代的“光彩事业计划”到最近脱贫攻坚中的“万企帮万村”，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把他们假想成窃国、偷公、坑民、违法、穷奢极欲、居心叵测，这不仅是巨大荒谬，也和事实完全相悖。这些现象不能说没有，在某个转轨时点或某个行业可能还比较突出，但只是局部与个别。我们国家的企业家如果都是这样，怎么可能创造出“56789”的价值，数以亿计的就业者会跟随他们吗？党和国家会允许吗？
第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崇高使命，这一使命是对过去的超越，但不是否定，而是创造性的、建设性的、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根据《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以及国家统计局的解读，十八大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虽然存在贫富差距，但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趋于缩小。”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列举了详细数据，说明从2011年到2020年，中国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逐年下降；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逐年下降；2020年，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东北与西部地区的收入之比分别为1.62、1.07、1.11，分别比2013年下降0.08、0.03和0.18。
同时，中国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也在缩小。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呈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基尼系数除了用居民收入计算，也可以用消费支出来计算，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2016年中国消费基尼系数为0.385，比当年收入基尼系数0.465低0.080，说明从消费角度看，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比收入差距的表现更低。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始终是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的，因此既发挥了市场机制对于调动人的内生动力的活力的一面，也始终没有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大的航道，至少是没有明显的、大的偏离。
即使是现在被广泛诟病的房地产，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欧盟平均水平、住房拥有率超过美国30%以上（中国96%，美国63.7%），且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美国净资产最高1%家庭的净资产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比重为38.6%，中国为17.1%）、房价超高城市（以房价收入比为指标）数量在所有城市中的占比并不高等事实，在讨论问题时至少也会心平气和一些。（央行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2020报告）
第三。
那么，贫富分化是不是不需要关注了呢？不是。
首先，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且愈演愈烈，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美国这样的第一大国也会发生“占领华尔街”，老牌帝国如英国也会发生“占领金融城”，造成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对抗严重，至于那些陷入贫困陷阱、中等陷阱、拉美陷阱等问题的国家就更多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此迈向现代化新里程之际，更当高度关注贫富分化。
其次，今天的贫富分化已经主要不是表现为温饱意义的，日常消费意义的，更突出地表现为资产意义，财富意义，因此尽管绝大多数人的资产和财富价值也在上升，但和资本化、资产化、金融化表现出来的超富现象相比，有着过于强烈、遥不可及的差距。
第三，从我和很多严肃学者（如李迅雷、王小鲁）的交流看，中国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存在着一定低估。一个主要依据是统计局通过住户调查得出的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与央行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之间，存在若干万亿元的差额。这部分差额不可能平分给五个收入组，主要应该集中在高收入群体，因为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更难掌握，他们对城市调查队的入户收入调查也有更大动力回绝或少报。尽管这一差额也有统计口径、核算原则导致的问题（如央行的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中包括了固定资产折旧，而统计局口径中不包括），但无论是经验事实（如中国一线城市房价跻身世界前列，全球主要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销量大致占1/3），还是多项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高收入群体实际拥有的财富比统计局口径要多。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就不止0.468，何况0.468本身也不低。例如，2018年中国人均GDP与日本1982年相当，但日本当时的收入基尼系数只有0.34，37年后的2019年还降低了两个百分点。
第四，由于人口红利消失等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社会上升通道的宽度和高度没有过去明显，这导致打工阶层感到“好处都被以前占了”，怨气上升。而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改善的速度跟不上中产收入者的要求的提升，他们也有诸多不满。尽管这些感觉并不全面，忽略了中国近年来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与明显改善，但确实都存在，某些不满还有上升趋势。
林林总总，我们正面临着新的考验，并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这些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化解了。
第四。
怎么办？
经济学家刘世锦认为，搞共同富裕面临着三种不同选择：
第一是“递进”，也就是在继续保持先富起来的积极性的同时，加快后富人群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使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增效带动增长；
第二种选择是“僵持”，先富起来的增长乏力，低收入人群无法提高生产率，可能陷入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增长相对衰退；
第三种选择是“后退”，就是所谓“杀富济贫”“劫富济贫”，先富起来的不再具有增效的积极性，收入差距可能缩小，但会回到“平均主义+普遍贫穷”。
他特别指出，第三种选择看起来可能性不大，但出现这种局面的社会土壤其实还是有的，“因为不劳而获对一些人还是相当具有诱惑力”。力争第一种选择，避免后两种情景，是我们应该的选择。
经济学家王小鲁认为，市场体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再分配体系，防止以权谋私的权力制约机制，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在中央领导于《求是》杂志发表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已经把促进共同富裕要把握好的四条原则讲的很清楚：
1、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
2、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3、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4、坚持循序渐进。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逐步推开。
具体路径则是六条：
1、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2、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3、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4、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5、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6、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对高收入群体来说，一定要特别注意《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的相关精神。
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这涉及到税收问题。
二是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这是第三次分配的问题。
三是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加大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管理，清理借改革之名变相增加高管收入等分配乱象。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坚决遏制权钱交易，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这涉及到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的正当性问题。
四是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要坚决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对敏感领域准入划出负面清单，加强反垄断监管。同时，也要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这是对产权、资本、企业家的宏观指引。
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央精神，而不是拿着一个大帽子，循着“标题党”习惯了的夸大其词、移花接木、片面裁剪的路径，动不动就瞄准一些企业，这不仅无助于客观分析问题，建设性解决问题，很可能会制造新的问题。
第五。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联想公司引发的声讨与争论，促使我们从共同富裕角度审视过去的路，求索明天更好的路，我们的社会为此支付了巨大的时间成本，我们不应该浪费。
坦率说，我个人极不适应社交媒体上这种山呼海啸、极为简单化、似是而非的场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演进中，远没有像很多声讨、跟帖、回应所说的那样不堪，但网上就是一片喊打之声？我咨询了一些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他们说了两个原因，让我有所醒悟。
一是社交媒体和智能推荐的“信息茧房”效应。不断推给你某些内容，不断强化，让你认为这就是大多数，这就是整体，这就是事实。越来越简单地站队，越来越不能听别的观点，更不用说基于事实进行讨论，形成“人多就是正确，流量就是一切”的循环效应。
在这种排山倒海无比强大的情绪冲击下，一旦谁成为声讨对象，就很难解脱。而且绝大多数社交媒体缺乏更正机制，一些明显错误或不准确的事实不断被推荐，不断翻新，不断发酵，却无法停止。
这样一种指哪打哪的力量的兴起，以及其团聚力的强化，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也缺乏深层次和更长远的思考。似乎这就是民意，可以任其自生长？
二是近年来当这种情绪不断升级，当这种情绪反映的问题在某种场景、某种视角下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主流媒体、企业家、知识精英（姑且这么用吧，因为社交媒体上这都是负面词），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和化解。有的避而观之，有的明哲保身，有的清高不屑，有的吃了亏缄默不语，有的干脆顺从“民意”。无论如何，和这些情绪之间缺少沟通，缺少化解，导致在分析问题时一些应有的基本事实、基本逻辑、基本立场越来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越来越偏离。
对于主流媒体、企业家、知识精英来说，今天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和责任，是从一直并不那么习惯甚至有所抗拒的“推荐型社交媒体情绪”中，洞察社会的变化，有所自省。今天社会需要的市场经济，需要更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利益相关方思维，否则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因此需要更加积极地、理性建设性地发声，因为我们同在一块大地之上，同在一片天空之下。
第六。
最后简单回应一下和联想公司有关的话题。
在和联想的财务数据相关的方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创办副院长、财政部国家会计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薛云奎教授写了《联想之争，穿过舆论旋涡的财报真相》，基于历年财报，深入浅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有人反反复复拿联想比恒大，恒大已经在香港联交所发布了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而联想集团的股价最近稳中有升，我不知道哪里有我们这样开放的社交空间，充满着用各种论据判断甚至希望一个自己的年营业额4000多亿元的世界第一PC企业的终结。这真的超出了我的认知。我谨祝广大联想员工和利益相关方用最大的勇气、坚韧和努力，把企业做得更好，为国为民，也为用事实回击那些谣言。
在和联想历史尤其是“柳倪之争”相关的方面，2000年前后知名IT记者刘韧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写过《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他采访过倪光南。你可以反对文章的观点，但这篇文章对于了解整个过程的脉络会有帮助，里面也有当时中科院乃至国家相关部委对今天网上所声讨柳传志的很多问题的组织鉴定，也涉及到对“流失”问题的意见。你可以说“此一时彼一时”，并以今日之视角声讨他，但历史的一些基本结论如果都全然不顾，我不知道会导向一个怎样的境地。
关于2009年联想控股29%的股权转让给泛海，当时中科院已经有说法，当然今天依然可以质疑是不是“定制”和“过桥”。从我对企业的调研和对管理层激励与管理层控制理论的研究看，管理层寻求股东层面的协同和支持，并无不堪，这在学术上有非常复杂的讨论，在实践中也有诸多经验教训，不可简单论之。且在充分竞争行业中，管理层股权从来都是“双刃剑”，因为管理层承担经营责任，如果经营不好，哪怕再多股权，也可能倒下，那时股权越多的越倒霉。
有人会质疑“内部人控制”，说富了和尚穷了庙，但管理层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不是一回事，管理层控制是为了保证经营的长期化，所以追求控制权，众多互联网公司“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安排就是通例。而“内部人控制”不是创造价值，而是挖现有的墙角，确实容易出现“经理人败德”，伤害股东利益，是要负刑责的。做企业是九死一生的事，没那么容易。关键还是看是否是在三公原则下进行市场交易，以及交易完成后是否促进了企业发展，在公司治理中有没有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就此而言，今天社交媒体上对联想公司的质疑与声讨，也有着督促董事会、管理层在公司治理方面更加严谨、审慎、尽责的客观效果，而且对整个中国公司的治理都有深远意义。
最后一个是关于高薪的问题，一些意见领袖建议联想高管降薪。我认为联想是公众公司，而资本市场对于不合理的高薪是有法治化解决渠道的，如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股东大会或直接向主要股东（联想控股第一大股东还是中科院的国资公司）提出建议，国资股东也可以向董事会提出建议，由董事会聘请外部独立调查机构进行评估，提交报告。
这里面有很多专业问题，如同业比较，以及选择怎样的指标（经济增加值、市场占有率、销售额、毛利率、净利润、净资产回报率以及增速等等）与管理层的薪酬数量和薪酬结构挂钩。我们可以把民意通过法治化渠道导入公司治理，但不应该由社交媒体上的声音来裁决。如果是这样的裁决方式，那就真的是流量为王了。
总之，最近围绕联想的声讨和争论是中国市场经济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事件。
我们一定会走上更好的市场经济之路，但这不意味着，就要踩着那些创造过并正在创造着价值的人的身体，哪怕今天来看他们确实也有历史的局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