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明年，中国经济运行将面临三大国际风险因素：第一，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水平较高，美联储在应对通胀的情况下会逐步收紧货币政策，这将导致国际市场的外部需求下降，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是产业链重组的风险。如今发达国家反复呼吁，要把部分产业拉回到自己的国家，避免产业空心化。所以，明年全球产业链的重组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出来，很多订单甚至很多工厂都会逐步挪到其他国家，对此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第三是低碳风险。如今发达国家均以第三产业为主，所占比重高于60%，它们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远比我们小。这些国家出于政治考虑及各种压力，想方设法要减碳，而减碳的成本，便不成比例地压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头上。
该怎么应对这三大风险？我认为，必须要重启新增长点。从何处着手呢？
我的答案是加快产业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城镇化，目前中国14亿人口呈现“10+4”结构——4亿多人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10亿人口还在中等收入门槛之外，他们正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10亿人口中，大部分是年轻人，而且大多都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有较好的教育基础，总体上身体素质也是非常健康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和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同龄人相比是干劲十足的，拥有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更美好未来而奋斗的精神，这是非常宝贵的。
对于这10亿人口中的大部分年轻人，我们要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增加收入、被纳入现代经济生活轨道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关键还是城镇化。这件事如果不能在未来几年解决好，恐怕房地产问题、产能过剩等挑战都难以解决。
怎么才能把新的增长点打造出来？我的核心观点是要重新研究一门功课——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也是几年来，我努力和国际一流专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一起合作，希望打造的一个经济学新分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要求我们在分析任何经济活动时，必须把政府作为核心和重点——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featured in all economic analyses。
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一问题同样要重视。
例如，在打造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极其重要，如今阻碍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张开双臂欢迎外来人口。他们可以来打工，但如果要来定居，买房买车，享受教育等公共服务，就会面临很多门槛。地方政府是理性的，外来务工人员多了，一是容易出现治安问题，二是地方政府必须提供公共服务，如果是在高负债的情况下，资金从哪里来？如果地方政府忙于还债，怎么能够把兴奋点转移到吸纳外来人口、提供和改善公共服务上？所以，必须要解决相关激励问题，让它们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税收激励，比如将地方债一次性变成国债，一方面能为地方政府减负，使它们专心致志打造新的增长点，在城镇化问题上不再“躺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国际上很多投资者是认我们的国债的，而目前我们的国债水平仅占GDP的20%左右。
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性，也体现在绿色低碳问题上。如果从经济学分析来看，本质上要由政府去启动、培育和匡正我们的绿色低碳市场。至于实现低碳的路径，无非是从数量和价格两方面着手。目前我们偏重于限制数量，给不同的部门敲定排碳量，有了数量后可以进行交易，碳市场便做起来了。
另一个思路是从价格着手，不限定各个部门的排碳量，但是给碳定一个价格，只要用了煤，就按照每一克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来定价，如果用了汽油和天然气，则制定另一种价格。钢铁厂自然会以较高的价格购进煤或者焦炭，钢的价格就会上涨。但价格是传递的，在经营一段时间后会发现，钢铁的价格有可能下降。因为一旦钢价上涨，二手钢的价格也会随之提高，很多钢厂就会回收二手钢，二手钢进来后，炼钢过程中用的碳就少了，钢的价格就会下来，钢铁行业就会发展，钢铁产量就会上来，而水泥不能回收，所以价格难以下降。如此一来，钢铁产品就会逐步取代水泥，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很难算清数量关系的时候，可以借助价格机制，避免运动式减碳。
总之，当前经济运行的风险不容小觑，如果不及时加以应对，2022年下滑趋势还会延续，甚至延续若干年。这个过程将是比较痛苦的，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匡正，包括缓解债务问题，让房地产软着陆等。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新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那么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门课要学好，一定要基于中国实践，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