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争已久的万宝大战，也让人逐渐认识到了宝能系控制人姚振华背后的“潮汕帮”，并由此见识到商会组织的力量。在经济下行的大形势下，抱团取暖、加入商会以求共生共存已经成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不二之选。然而五花八门的商会并没有想象中美好。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多家商会相关负责人后发现，受经济放缓的影响商会也在转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商会林立
数量年增超一成
近年来，上到省会直辖市，下到乡镇街道，各种五花八门的商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各级工商联所属商会共有41679个。而在2014年底，这一数字尚为36981，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增加了4698个商会，增长12.7%。而这一数字仅为各级工商联所属商会，还有更多商会归属各地投资促进局管辖，甚至有不少尚未登记在册的“野商会”。
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数据中，除行业商会、异地商会外，乡镇商会占到了商会总数的38.2%，街道商会占总数的9.3%。市场、园区、楼宇、村商会等其他类型商会共有3382个，比2014年增加587个。这一趋势，与各地工商联“抓基层，打基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政策分不开。具体到四川，四川省工商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省工商联直属商会有30家，全省各级工商联直属的商会在1000家以上。而成都市工商联，除具有19个（市）县工商联（商会）外，拥有直属商会100个。
商会硬伤
领军人严重缺乏
如此众多的商会，几乎涵盖了每个行业领域，而商会的存在，是否真正能够发挥拓展人脉网络、信息渠道，增强话语权重等诸多有利作用，也不见得。曾担任东部某省在四川商会秘书长的曹女士对记者表示，尽管她所在的商会已经成立了近十年，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很多企业处于“能维持就维持”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商会也只能帮点小忙”，局限于帮
助会员企业贷款融资等。
除此之外，曹女士还指出目前不少商会存在的通病，即缺乏专业的领导人才。“商会的核心是秘书长，但现在很多商会的秘书长都是部队转业下来的，或者是退休的老干部。”曹女士说，商会会长所起的领军作用也至关重要。“但如果商会会长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重的话，商会也得不到持续的发展。”曹女士透露，自己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不久前辞掉了商会秘书长工作，而商会也成了她的伤心地。成都泸州商会副会长李洋杰认为，缺乏有感召力的组织方式和人，是目前许多商会被诟病的原因之一。“中国许多企业家都是靠自己单打独斗起家，缺少团队协作的意识。”受这种传统思维模式影响，商会变成“伤会”也不足为奇。
组织松散
与政府沟通存障碍
曾任四川陕西商会副会长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商会的主要职能，应该是为企业搭建起与政府对话的平台。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双方的沟通存在不少障碍，“这也是很多商会组织松散的原因”。“原来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还可以多多少少跟政府合作一些项目，但现在政府对社会资金比较谨慎，结果就形成了‘大事做不好，小事没法做’的局面。”张先生说，作为商会，当然会支持会员单位，积极为企业和政府搭建桥梁，“但受经济形势影响，企业满足不了政府的条件，很多企业就逐步放弃了”。张先生举例说，他所在的商会中，有会员热衷于教育事业，并有多年教育经验，想在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建一所职业学校。“但土地落实很困难，民间资金进入这个领域，被设定了很多条条框框，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李洋杰则认为，商会的价值在于帮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的管理制度，“而不是只让大家出钱，收会费”。“实际上，现在很多商会仍处于探索过程中，都没有找到很好的运作模式。”而这也导致商会组织乏力，“会员企业不愿意跟你做这件事”。
转型探索
严密公司化运营或是方向
对于商会运作模式的探索，一种可能的方式便是商会变成更加严密的公司化组织。日前，分布在北京、广州、昆明、深圳等地的15家泸州异地商会共同成立了中国泸商商协会联盟，该联盟采取公司化运营+商会会员制。
联盟将成立注册资本为60亿元的泸商平台公司，并负责与泸州市政府进行区域合作、项目投资、品牌营销等商务活动。成都泸州商会会长林代湘表示，平台公司最终将发展成为“泸商股份有限公司”与一般的商会不同，泸商联盟将作为一个严密的公司组织，与政府洽谈对接包括老产业、通用航空、基础建筑设施在内的大型建设项目，试图与央企、国企分一杯羹。
“我们的设想是建立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要创设出一批科学的管理方式，要实实在在地落地一些项目，真正地为当地政府承建一些大型的项目和一些相对较前沿的具有科技含量的项目。”成都泸州商会副会长李洋杰说，获得与大的央企和国企以及政府平台同样的政策，也是目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