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代，尧、舜、禹的都城建于晋南便是明证。商人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出现，先秦时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情景的记载。几千年来，山西一直是我国经济较先进的地区。由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山西商人创建了我国最早的金融机构—票号，经营公私存款、官商汇兑，晋商的经营达到鼎盛，富可敌国，曾经一度垄断中国票号汇兑业。清代山西的票号遍布全国，并远及日本、俄国。清代山西富商云集，商业繁盛，内贸遍及各省，外贸也很发达，它基本控制了我国对俄国的进出口贸易。所以，在清代，山西在全国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清政府三大财税支柱省份之一。晋商以善于经商理财和开展对外贸易有方而享誉国内外。
晋商的内涵与外延
晋商的内涵有两种说法。一是，凡山西从事工商业、经营商品在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辞海》（缩印本）也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这是目前社会各界所认同的主流观点。另一个，是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国语·晋语》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可知，晋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轻重甲》）的商贾阶层，且成为晋国社会的上层人物。
“晋商”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交易的发达，晋商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趁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山西帮。正如明代文学家、史学家、万历进士谢肇淛的《五杂俎》中所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到清朝中叶，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
晋商经营文化的源远流长，晋国著名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欲速富，当畜五牸（母畜）”的经营经验；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方术，“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都是晋商文化的宝贵思想财富。
晋商的外延，从地域上说，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山西籍的商人，有在省内经商和省外经商之分；二是非山西籍的商人，在山西省内经商，对山西的经济发展有贡献，对晋商群体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从时间上谈，包括古代晋商、近代晋商和当代晋商。当代晋商的主体即为当代山西的民营企业家。
晋商的商业伦理和价值观
综观晋商的发展轨迹，从5000年前经营运城河东盐业开始，一直到明清经营票号，晋商之所以能够成就其大，首先在于其做人之道。就经商而言，晋商的商业经营总是在社会规范中进行。他们认为做人之道即为经商之道。其中的道理简单而又朴素：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当利义发生矛盾时，取义不取利。以义制利是晋商的根本精神所在。晋商的优秀品质就是诚信、重义、敬业、谨慎、团队精神。虽然晋商置身于财富之上，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事业。即使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地道的晋商也很注重修私德以养公德。在晋商大族中，一般都重视家规家风。如祁县乔氏，在中堂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将修身养德放在第一位的商人，才能真正称得上商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无数的新晋商，为山西的改革事业、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当前，我们又站在新的起点，时代对新晋商又有新的期望。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奋力开创“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的新局面。晋商要顺应这一时代赋予的新要求。
晋商是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在政府鼓励和支持下，晋商规范经营、良性发展，不仅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还要具备责任感和使命感。晋商行驶在了企业发展的快车道，不仅自己富裕了，企业壮大了，而且涉及的领域与员工及社会相融得更广、更深了。为此，晋商需要一种形象，说到底是责任感和使命感。过去，晋商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经商不仅仅是赚钱，是“商与仕，异术同心”，也怀着报效社会的信念，执着地在商界探索出一条商道。用行动创造了商业的辉煌，也教育和影响了数代人。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他们永远是受人尊重的人。
晋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总是慷慨解囊、大义凛然，不惜倾全部资产为国出力。如近代晋商从英国人手中赎回山西矿产资源，是华夏晋商全力为山西后代办的最为负责任的一件事。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资产，而为民族和后代留下永远生存的条件。新晋商就是要传承他们这种精神，与仕同心、与国同德，经营好自己的企业，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我们这一代晋商，责任可能更重一些，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错综复杂的问题较多，有很多困难需要晋商主动承担。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晋商的形象就一定能展示出来。因为有使命感的人一定是有信念的，晋商的信念归根结底应该确定在为社会做贡献上。办最好的企业，不一定是最大的企业，最好是既为企业发展可持续性创造条件，也为社会不断做贡献。获得财富和财富支出的过程也要有责任感，不能牺牲了一切而只为财富，而要遵循商业的规则、自然的规则，理性获取财富。我们也不能把财富仅仅看成是自己的，挥霍无度，无创造价值地随意支出。财富归属于社会，无论你有多少，只能暂时在你手里汇集或是分配。财富积累方法不当和支出方法不当，可能对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一些新晋商曾被社会舆论批评，确有教训可接受。
除财富和责任之外，晋商的责任还体现在道德的责任上，道德使我们崇高，我们如有财富就要时刻为用财富的人着想，我们每个人用财富都是有限的，财富的平衡是自然平衡的，我们看到世界级的富豪为什么到一定时候把财富回馈社会，就是他们深知道德的责任。在“寻找晋商领袖”活动中，我们看到的“大手大脚做慈善”的山西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同样也是如此。只要晋商富者兼济天下，晋商就一定会被社会所认可，晋商也一定会树立受人赞扬的形象。
富民强省是晋商的社会使命
晋商不仅为明清时期的山西省带来“海内最富”“金融贸易中心”的称号，还促使许多城市的复兴，如民谚所道“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等。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最终依靠的是其内部的驱动力，而这一驱动力恰恰是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活动。中国的传统智慧强调原则的力量，如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道而生”，也就是说凡事应依照内心潜在的善恶等价值取向原则。那么，真正的晋商绝不能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因此，晋商所秉持的，正是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及处理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关系时的伦理精神和商业道德。
晋商的伦理精神所体现的企业伦理，是指“企业为行为主体，善恶价值取向的伦理理念为核心，企业在与处理内外利益相关者关系时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不只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人，还应是人类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应为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担当，为山西的富民强省有所贡献。晋商在富民强省担当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其处理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如“寻找晋商领袖”活动报道的山西聚力环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凌云，就自觉完成了从污染者到污染治理者的转变。
晋商秉持“见利思义，诚信不失”。对待顾客以诚相待，所销售商品货真价实“秤平、斗满、尺满足”，对产品质量负责到底如有名的复盛公“换油事件”；且商号拥有极高的信誉，如晚清时期，政局动荡，战事不断，许多地方的金融机构挟款歇业，而山西票号却尽量坚持营业，在失去账目的情况下也坚持“见票即兑”的承诺。
晋商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满足员工的合理要求，如“身股制”适合员工的长期发展，“东掌两权分离”代表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放权行为使大掌柜具有经营自主权。对人才“用之不疑，疑之不用”“平日不过问盈亏”的原则大大解放了优秀人才，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干。若经营亏损在情理之中，都能得到股东的宽容和再次信任。晋商与同行既平等竞争，又相互关照，在竞争中谋求协调。如慎待“相与”，就是指不轻易建立同行共事的业务关系，一旦建立则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晋商追求高尚的道德人格，热心于社会公益，忧国忧民，如灾年设锅施粥以赈灾民，大捐军饷以助朝廷平定战乱。例如常家为救助灾民使其有颜面地接受施舍，以盖戏楼为名义，规定“搬一块砖换一天的饭”；清后期，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将山西多处的煤铁采矿权让渡给英国福公司，晋商集资近200万两从英商手中赎回山西煤权，保护了山西的煤炭资源。正是晋商这种“富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把晋商伦理推向了崇高的道德境界，也使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更加饱满。
“寻找晋商领袖”活动，召集全国各地的晋商代表齐聚一堂，是一次对晋商的未来发展重新思考的机会。尤其是在当前整个中国经济整体低迷，以及山西一直依赖的能源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的背景下，晋商的未来在何方？晋商为山西富民强省担当什么使命？
晋商是山西的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民营经济总量占到全省GDP的近一半，提供了超过一半的财政收入，吸纳了全省75%的城市新增劳动力和60%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山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一代晋商应成为责任晋商、诚信晋商、知识晋商、开放晋商。晋商要荷载起山西转型跨越的新希望，努力做时代的新晋商，以更鲜亮、更光彩的形象向世人展示。
在山西成长起来的晋商群体，他们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创业精神。他们在地方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晋商这一群体，县域经济发展、就业、民生保障都会发生困难。晋商群体是发展大潮中的弄潮儿，是成功人士，是时代骄子。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是这一时代的创富者。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会更多、更大。事实上，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社会化的过程，最终这些财富是社会的。因此，作为晋商主体的民营经济是本土经济、草根经济、民生经济，他们在当地有很强的适应性，他们在就业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撑起了县域经济的一片天。在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在经济增长、财税、就业、民生项目的支持上占到了80%以上。这就是晋商对山西富民强省的贡献。
“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主力军”是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进程中，晋商所扮演的角色。晋商投身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发展到今天，晋商应该对自身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应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带来更深刻和更广泛的影响。
此外，大量的晋商在全国各地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雄厚的资本，颇有经济实力。山西宜因势利导，依托全国各地晋商商会，实施“在外晋商回归工程”，吸引在外晋商心系桑梓，投资家乡。在外地的晋商回家乡投资，既拓展了晋商资本的投资领域，也利于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山西经济发展的新优势。通过品牌技术、销售网络、产业集群优势和资本的无缝对接，使更多的在外晋商看到回乡投资的巨大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