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也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和模式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革命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传统和优秀基因，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也深深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话语的有效建构，不仅是其强大政治动员力的重要来源，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思维模式和行动方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执政以来，虽然不时有各种“告别革命”的声音，学术界也有所谓的“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但在自身话语体系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共产党从未否定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的革命性，反而特别强调在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时，全党要永葆革命激情，大力弘扬斗争精神。回顾百年大党的光辉历史，我们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对革命的认知方式和话语建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革命”话语的历史演变具有客观规律性。站在“两个一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分析党的革命话语的百年演变，对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我主要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历史演变和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的有效建构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根本理论来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正是基于其彻底的革命性而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成为人类解放事业的领导力量。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同传统的观念和所有制关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也正是基于所要面临的敌人的强大和顽固，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革命事业的艰巨性是史无前例的，其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必须坚如磐石，其革命战略的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必须有机结合。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了改变世界实践的关键就在于实现革命化，即“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勇敢地与一切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作最坚决的政治斗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革命底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洞悉资本主义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正在呼吁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关系的暴动，且唯有通过发动彻底的政治革命和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革命，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及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才能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生活领域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的体现，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交往方式等方面的革命都会深刻反映到社会有机体中，引起所有制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和深刻革命，政治革命既是社会革命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往往也是社会革命的前提与先决条件。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2)，资产阶级革命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将农民从封建土地上解放出来，从而市民社会从社会有机体中独立出来并不断发育成熟。与此同时，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政治革命的先进领导力量——共产党人，并成为“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3)。夺取政权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动政治革命的直接目标，利用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革命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革命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其中，脱胎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就存在实现自我革新和自我超越的内在指向。共产党人作为革命运动中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过程中实现自我扬弃的内在需要。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直接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却意识到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强化自身建设、夯实其领导和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早期工人阶级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马克思曾批评德国缺乏彻底革命所必需的前提和基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革命者，也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作为无产者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不仅不断催生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发展机制，而且成为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革命的现实基础，即具有革命理论、革命精神的阶级力量，特别是掌握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方向的领导力量。总的来说，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主轴，政治革命是上层建筑的变革，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而社会革命则是政治革命的最终落脚点和根本指向。在阶级社会中，政治上层建筑的有效性直接决定着社会革命的效果，政治革命是牵动社会变革最活跃的因素，二者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实践，进一步创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列宁明确指出：“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4) 这是列宁关于革命本质的经典论述，革命的标志是国家政权在不同阶级之间的转移，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观点是列宁革命话语的逻辑原点。面对孟什维克和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系教条式的诘问，列宁旗帜鲜明地驳斥道：“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进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5) 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革命没有遵循等待生产力发展达到特定的阈值水平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预设，而是先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进行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有效建立和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此外，列宁还批评孟什维克等对马克思主义只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 1856 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6) 革命辩证法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以极大的灵活性发现和把握革命的时机。列宁对俄国革命特殊性的论证也十分丰富。一方面，俄国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战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加速了工人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结合，给无产阶级政党发动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俄国地跨欧亚，既有西方的革命条件，也有东方的革命条件：前者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运动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人民群众得到了普遍锻炼；后者例如，农民占据了人口的多数，他们遭受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具有高涨的革命热情。俄国成为帝国主义世界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这种特殊的革命道路、社会发展路径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概言之，不照搬革命理论，不盲从理论规划的革命路线，而是在实践中创造一条适合现实国情的革命道路，是列宁创新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和革命理论的根本立足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革命”的论述异常丰富，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1）与政权直接关联的政治革命。这个层面的革命指向社会制度、政权、统治阶级等的更替，通常与暴力相关，是传统的、本义的、狭义的革命。(7) 正如恩格斯所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8) 革命是阶级暴动，是阶级斗争的集中体现，往往表现为残酷而暴烈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2）与政权非直接关联的社会革命。该层次的革命涵盖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这些领域的活动和变革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被学术界称为“广义的、类似哲学范畴的”革命。(9) 对“革命”的理解不能仅限于暴力，革命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一切行为。(10) （3）革命领导力量的自我变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领导力量的自我革新是革命的题中之义，“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1) 马克思强调：“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2) （4）对革命精神的回归。马克思主义不仅注重现实的革命运动，还非常注重革命精神的培育和延续。针对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类似复兴、回归、循环往复等现象，对于一些伟大事件的再版或再现，马克思指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13) 而复兴、回归、复活、循环往复的恰恰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革命精神”。(14) 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中，革命并不仅仅指向暴力革命这一种表现形式，还包括人们“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一切活动与运动，以武装夺取政权为活动目标的政治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种类型，而绝非唯一的类型。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要达成的主要目标与任务不同，但“改造世界”活动的革命性质则是不变的，不能将革命与建设对立起来，对旧社会状况的破坏是一种革命，对新社会状况的建设同样是一种革命，而且是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革命。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历史演变
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和最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是最富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的现代政党。作为典型的革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革命精神一直是成就强大政党的核心秘诀。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执政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扬红色革命传统，永葆革命精神和昂扬斗志，有效防范和化解长期执政的各种风险挑战，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和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成就了中国发展和稳定的奇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特色“革命”话语的重要形成时期，党的革命话语成为指引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有力支撑。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明确用“国民革命”代指中国革命的性质，并强调具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双重内涵。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直接开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符合中国革命现实，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首先应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再着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党的革命话语经历了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向“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重大转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5) 这些革命话语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内涵仍然停留在阶级斗争和暴力运动的层面。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更加重视革命话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以革命话语为媒介，引导广大群众认识、参与和信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共同建设工农民主专政国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阶级联合的方式，进行认知的消解和重构。毛泽东提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替代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厉害。”(16) 将国民党与具有贬义的军阀并列宣传，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了国民党的真实形象，有效消解了国民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边界红旗子之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17) 在这一话语表达中，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实物化为一面红旗，以明喻的方式向民众直接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属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上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同时，针对革命根据地群众存在严重的封建迷信思想等问题，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分注重运用革命话语破除民众的封建落后思想，并向他们传播科学理论。他们多次在向农民的讲话中直言没有所谓的神，要想打倒土豪劣绅，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靠自己，引导广大群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信仰。另一方面，在革命话语表达方式上，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必须对民众开展革命教育，广泛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但是，由于宣传教育对象主要是缺乏基础文化教育的农民，传统的大字报和宣传标语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党创新了一些特色鲜明的革命话语表达方式。比如，在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开展了大规模的传唱红色歌谣运动，在延安时期则创作了大量革命戏剧等，基本以讴歌党、苏维埃政权、红军和领袖为主题，将革命话语渗透到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过程中，一改过往枯燥的说教方式，构建了一套包含革命色彩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在确保马克思主义主旨大意准确的前提下，通过加入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俗语和特定表达，尽可能地让广大群众能快速理解并支持我们党的主张，有效增强全军上下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团结党政军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激发群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革命话语的表达创新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既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演变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构建了有效的渠道和机制。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加速实现工业化，中共中央先后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文化革命”“教育革命”“技术革命”等，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适应性调整。1957 年 3 月，毛泽东在巡视期间发表讲话称：“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8) 这种类似表达在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也时常可见。用“革命”转喻“建设”，固然有语词习惯因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经常用斗争、战线、战役等语词指称和形容建设事业，其中也蕴含着对发扬战争年代那种意志坚定、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的期盼，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像革命那样在较短时期内促成整体性的巨大变化，实现超常规发展。虽然“三大改造”的超前完成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国家建设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但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形势产生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产生了“左”倾错误思想，要求集中力量推进国家的全面进步，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革命。在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后，党将很多社会发展问题，尤其是思想认识问题定位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接连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倒党内走资派”等革命口号，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阶级斗争再次成为党的工作重心，毛泽东多次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人与人的关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革命还没有完成，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由于党中央对形势的错误研判，阶级斗争愈发激烈，最终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理念、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口号。基于错误认识形成的革命话语给党和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将“革命”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推进改革开放定位为“一场深刻的革命”。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19)，改革本身也是一场革命。诚然，邓小平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义为革命仍然有历史习惯的影响，但是“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20) 的重要论述表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定位于更好更快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同时，“改革也是革命”的论断是邓小平创新革命话语的另一重要成果。一方面，改革开放是一场全面系统的变革，不是零敲碎打，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深层次全方位变化，是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1986 年 3 月，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客人时再次强调：改革“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21)。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22) 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革命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党和国家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进入 20 世纪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中国日益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改革作为一场革命的深刻意义愈发凸显。中国的社会结构逐渐复杂化，人们的利益和认知趋于多元化，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面临新考验。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23) 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角色认知与历史方位取得了新的认知，与之相适应的是，革命话语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出现的频率和重要性均逐步走低。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为例，统计显示，“革命”一词的使用在十二大报告中为 28 次（十一大报告中高达 171 次），十三大为 23 次，十四大为 24 次，十五大为 19 次，十六大为 8 次，十七大和十八大均为 10 次。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革命”一词的使用：首先是历史叙述的固定语汇，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革命”“土地革命”“革命战争”“文化大革命”“革命与建设”，包括将改革形容为“新的伟大革命”等；其次是表达特定要求的固定词组，例如干部“革命化”、“革命军人”、“革命军队”等；再次是指称具有时代特色的重大新动向，如“新技术革命”“科技革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世界新军事革命”等。(24)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减少革命话语的使用频率，并且不再赋予革命特殊的“斗争”和“破坏”的意蕴和倾向，以便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逐步实现“革命”话语内在意涵的深刻转变。
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需要革命的行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25) 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革命。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具体内涵和表达方式各有差异。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政治目标已经实现，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目标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
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强调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相应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告别革命”的思潮。有的人认为和平年代再提革命是不合时宜的，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党的话语风格应该及时从革命转为建设；还有些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要尽快摒弃革命思维，淡化革命话语，防止个人、社会与国家权力话语混为一谈，再次出现破坏稳定的革命运动等。可以看到，这种思潮企图用“改革话语”驱逐“革命话语”，含有对革命的贬低、抹黑，对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的否定、嘲弄。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必须警惕和驳斥“告别革命”思潮中潜藏的历史虚无主义，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与革命坚定性。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出“党的自我革命”“伟大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性锻造”“进行伟大斗争”“永葆斗争精神”等具有鲜明特色的革命话语，标志着革命话语重新强势登场。进言之，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在历史地承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不再拘泥于传统革命概念中的暴力与破坏性，而是采用辩证的态度看待革命的破与立，更加侧重革命对新制度的促进作用，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伟大革命”，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6)。新时代的革命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创新，具有特定历史环境的科学意蕴。一方面，新时代革命话语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存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新中国成立之后，敌我矛盾开始消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表现出的自我矛盾逐渐凸显。面对“四大风险”“四大考验”“八大斗争”，中国共产党提出要补足精神之钙，解决信仰滑坡问题，雷厉风行抓作风、猛药去疴反腐败，不留任何盲区和死角，对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协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是对自身矛盾有了深入认知的前提下的理论超越。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在新旧事物的斗争过程中，“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27)。然而，历史反复证明旧事物总是不情愿主动告别历史的舞台，新事物总要通过暴力的方式登上历史的舞台。诚然，革命是斗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始终贯穿于整个无产阶级运动过程。但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斗争的对象与方式需要加以调整，以在稳定发展和保持革命之间取得有效平衡。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征程中，斗争的场域与内容、形式与原则又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具体而言：斗争不仅在思想上要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进行顽强斗争，还要同制约改革发展的制度体制开展激烈斗争，也要与损害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错误行为勇敢斗争，斗争的场域和内容明显更加宽广；在斗争方式上，党中央多次强调要讲究斗争艺术，善于抓住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革命的方式与手段也要更加多元化。可以说，进行伟大斗争是新时代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重要抓手，在这些革命话语中蕴含着深刻的革命策略。
关于新时代社会革命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界定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28) 作为政治革命的演绎，党的自我革命是理解“政治革命”的一把钥匙，是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语境下的逻辑展现。自我革命的政治话语彰显出党的崇高革命理想和旺盛革命斗志，持续唤醒每个党员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重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身份和革命理想，将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革命目标引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中，凸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双重制度身份。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以持镜自检的态度强化党的自我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制度建设保障党的自我革命的纵深推进，既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经验，也是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本原因。(29) 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革命话语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理论层面来看，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是双向互动关系。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反作用于党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历史也反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自我革命是顺利推进社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坚决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才能有效肩负起领导社会革命的重任；社会革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不竭动力。从最高理想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树立了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社会革命理想，并将之作为自身的初心与使命，这就必然呼吁党要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来看，社会革命的任务与目标各不相同，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具体的形式与内容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从实践层面来看，新时代社会革命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长时期内仍然是基本国情，中国还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改变，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也不会改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涵盖领域更加广泛的深层次社会革命，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障碍，合理规划新的利益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党的自我革命可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消除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确保人民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从而凝聚起领导社会革命的思想力量、政治力量与组织力量。
可以预见的是，社会进化将不再局限于政治革命的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章程》作出“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基本论断。这说明无产阶级执政党取得政权并不会因此终结政治上层建筑的内在调整，也不排除内外风险集聚下的风起云涌，因而必须保持对“政治革命”话语的警觉，以防“苏东式”的祸起萧墙。或者说，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终极意义上的阶级差别及对立的消除和国家的消亡必须要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只不过，这种革命和以前的剥削制度被推翻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革命进程包括党以自我革命为根本路径，以国家功能的充分发挥和能量充分释放为基本手段，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最终实现自我扬弃，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反之，如果执政党丧失自我革命能力，那么，必然会增加政治风险，甚至导致政局动荡，出现开“历史的倒车”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0) 这就需要党在伟大社会革命历练中锻炼坚韧不拔的革命品质，运用和传承好这一“大党得以治、大国得以强”的特色优势资源。
回望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历史演变，可以从革命的目的、革命的形式和革命的方法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一个较为科学的整体性认识。首先，在革命的目的上，不同革命话语的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革命的目的从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再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其次，在革命的形式上，可以看到革命话语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价值导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和新时代结合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其话语主题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发展再到社会全面进步：阶级斗争话语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误入歧途的沉痛；以经济发展为旨归的革命则带来中国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巨变，经济永远是基础是中心，但不是唯一的指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理想的健康的发展，这是新时代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的革命才是契合社会发展规律、为当今所需要的革命。最后，在革命的方法上，革命话语反映的革命策略具有连贯性与创新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思考怎样革命的深层理论资源。从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到依靠制度规约有序推进是在原理应用层面经历的巨大转变。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演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话语创新与当代实践发展的逻辑自洽。再次证明了只有始终保持革命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新时代勇于自我革命、坚持自我革命、强化自我革命，统筹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时代性、永葆纯洁性和先进性，从而巩固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