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的中美“天津会谈”备受世界瞩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的会谈中先向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王毅外长紧接着在会见舍曼时明确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三条底线”。
“中方的这一举动史无前例，”香港《南华早报》26日称，这是中方首次为中美关系划下“红线”，并明确向美方提出修复关系的补救措施。
然而，观察者网注意到，美媒在报道中在尽量淡化中方的严厉批评，甚至有报道中用文字游戏回避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对观察者网表示，这次“天津会谈”某种程度上是中美关系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这两份清单打的美国媒体和政府“措手不及”，就目前美方以及欧美媒体的反应看，大概率在此之前，他们没有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准备。
沈逸认为，多数美主流媒体，以《纽约时报》为典型，有在报道中淡化“中国对美国划线”的倾向，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接受，他们在抗拒，从用词，清单的选择性翻译来看，似乎“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这个现实，就是现在中国的底气已经可以向美国提出纠错清单了。他们连把这个事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南华早报报道截图
舍曼会后接受美媒采访，避重就轻
舍曼在26日的会谈后接受了美媒的电话采访。从《美联社》和《纽约时报》的报道来看，舍曼在电话采访中似乎避重就轻，未特别提及“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
舍曼称：“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对双方进行的这些对话，没有期待任何具体的结果。”
她称，美国欢迎和中国进行激烈的经济竞争，但并不希望这种竞争转向冲突。“事实上，我们想看看是否会有后续行动，我们是否能够再迈出一步。在建立这种关系的早期阶段，我们无法知道能否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
舍曼表态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很复杂，所以我们的政策也很复杂。我们相信，我们的关系（中美关系）可以容忍这种细微的差别。”
“在那些存在巨大分歧的领域，我们彼此非常直接。在我们有共同利益和重大全球利益的领域，我们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分享了一些想法。”
7月26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
纽约时报的“文字游戏”
同样回避中方“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的还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普莱斯称，舍曼和王毅的会面是一次“坦诚而开放的讨论”，“双方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两国之间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对此次“天津会谈”的报道和舍曼、普莱斯等美国政客如出一辙，尽量淡化中国对美国的指责和划线。
从美联社、《纽约时报》、《国会山报》的标题中可见一斑。
美联社：美中高层会谈、分歧凸显
《纽约时报》：拜登的对华战略在谈判桌上遭遇阻力
《国会山报》：美国外交官呼吁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在气候、流行病方面进行合作
为了回避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纽约时报》直接在行文中写成谢锋副部长向舍曼提出两套所谓“要求”（demands）。
对此，沈逸评论称，这两份清单显示美国政府和媒体，应对这种意料之外变化的应变能力有限，似乎准备采取“装糊涂“的方式，拖延一下。
他认为，心理上的抗拒和调试，可能是影响相关报道和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直都是我（美国）给你划线的，什么时候我（美国）沦落到你们给我划线的地步了。他们没有勇气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现在中国的底气已经可以向美国提出纠错清单了。他们连把这个事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纽约时报》并没有一一列举两份清单上的具体内容，只是模糊地写道，“内容包括撤销对中共党员的签证限制、取消对中方官员的制裁，以及撤销将主要的中国新闻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等等”。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沈逸表示，这里的“清单”内容翻译含糊不清，只挑选了其中意识形态的部分，没有提关于停止打压企业的部分，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其他部分内容。“这反应了美国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出来的错误政策和举动，在整个美西方世界是有深层的心理和思想认知原因的。”
“他们不是由于被错误信息误导而导致错误行动，他们的这些举动是基于一种陈旧的认知结构和过时的知识体系，其中隐含的是‘白人至上、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沈逸补充道。
“这次如果是美国来给中国划线，那么欧美媒体肯定会压倒性的报道这个消息。但是现在反过来了，他们就不敢报道，甚至没有勇气去列清楚这些要求的细节。从新闻价值来看，有什么比中国给美国列清单更具轰动效应的新闻呢？美媒为啥不报呢，不就是他们在心理上比美国政府更受不了嘛，反映了西方媒体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整个世界居高临下的傲慢。”
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吹风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向记者表示，会谈中，中方还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在纠错清单里，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
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里，中方主要就中国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美不法分子滋扰、冲撞我驻美使领馆，美国国内仇亚、反华情绪滋长，中国公民遭暴力袭击等个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要求美方尽快解决，切实尊重、保护中国公民和机构在美的合法权益。
“天津会谈”VS“阿拉斯加会谈”
“天津会谈”结束后，不少媒体将这次会谈和中美3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会谈做对比。
《纽约时报》称，“天津会谈”和“阿拉斯加会谈”如出一辙。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看法和《纽约时报》并不十分一致。
美联社认为，“天津会谈”中双方尽管凸显出巨大分歧，但总体基调似乎没有上次会谈那么有争议。路透社则称，“天津会谈”没有“阿拉斯加会谈”那么剑拔弩张，但双方似乎没有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而是继续坚持既定要求。
谈及这两次会谈的对比，沈逸提到了会谈前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普莱斯于7月21日表态。从普莱斯的表态来看，他认为舍曼这次来天津和上次布林肯等人在安克雷奇会见杨洁篪一行中方代表是一样的。“当时普莱斯用了一个词not unlike，双重否定表肯定”。
当时，来莱斯说，舍曼将“从实力的地位出发”（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飞往中国会谈，就像国务卿布林肯从印太地区回来的路上在安克雷奇会见杨洁篪和其他中方代表一样。
沈逸认为，“美方这次让舍曼来，或许多少有一点幻想，认为可以在天津找回阿拉斯加失去的分数。从舍曼和王毅谈完之后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来看，美国政府仍然在自我催眠。”
“他们在描述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并不准确的天津之行，上来第一句就是，舍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与王毅和中国其他官员进行了会谈。事实上，舍曼就是和谢锋副部长谈的，王毅外长对她只是礼仪性的会见，他们在扭曲概念，甚至在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新闻稿当中根本没有提他们拿到的两张清单，只是在讲舍曼跟王毅说了些什么话。”
沈逸补充道，这就说明了美国继续沉浸在这种错误的思维和认识当中，就跟安克雷奇一样。但是相比安克雷奇，中方表现的更加坦率、直白、明确。而且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对于中美之间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和路径，明显比美国思考的更加周全。而美国则在继续玩弄它的文字游戏，在他们复杂的心理活动、情感需求和傲慢与偏见之间为自己找补。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美国拒绝直面中美之间已经出现的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还没有在思想上做好中国外交风格变得更加自信的准备，拒绝以一种正确的、相互尊重的方法跟中国谈话。”
“现在美国更需要跟中国谈”
路透社在27日的报道中分析称，周一中美的高层外交会谈没有宣布任何成果，中美关系似乎处于“停滞”状态，双方都坚持认为对方必须做出让步以改善关系。
来自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专家葛来仪（Bonnie Glaser）说，双方保持某种形式的接触非常重要。然而“天津会谈”似乎没有就后续会议或正在进行的对话机制达成任何协议。
“这可能会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感到不安，他们希望美中关系更加稳定且可预测，”葛来仪补充道，如果都希望对方先让步，那么双方都可能会感到失望。
路透社报道截图
针对中美关系现状，沈逸在采访中对观察者网表示，现在是美国更需要跟中国谈，因为美国客观上更有求于中国。
“第一，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和中国谈，来为拜登在国内政治上加分。第二，美国需要通过和中国的会谈，让美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上得到中国的配合。第三，美国需要中国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和缅甸问题上配合并支持美国的政策和立场。”
沈逸指出，这次“天津会谈”某种程度上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中方第一次向美方列出任务“清单”，是历史性的。美方这次来之前说要给中美关系建立护栏，某种程度上，两份“清单”就是中方所说的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健康发展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就是说，这些“清单”上的事情不解决，或者不开始解决，要让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中方在这次会谈中非常坦率地向美方阐述了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现阶段状态的看法，对于美方不惜恶化中美关系来转移和转嫁国内矛盾、用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实现自己有效变革等深层的机制性问题、影响中美发展的结构性的问题，都做了系统的阐述。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不多见的，或者说是第一次。
中方用这种坦诚的方式指明了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中方的看法，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这也反应了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国的诚意。
第三，王毅外长在会见舍曼时第一次中方清晰向美方指出了中方的三条底线。我认为这是十分合理的，既表现出中国坚持和平崛起、不谋求霸权，又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以改善本国民众生活福祉为核心任务的新型大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善意。
不过，王毅外长也提到了，中美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将是一场大灾难。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是不会让步的。如果美国坚持要是核心利益上试探中国，那出了问题美国负责，我们把底线和红线都比较清晰地向美方划清楚了。
拜登的对华政策会改变吗？
就像《纽约时报》所说，拜登的对华战略在谈判桌上遭遇阻力。那么，在“天津会谈”之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府会出现改变吗？
对此，沈逸表示，很明显，除非他们改变，否则中美关系很难突破。中方对拜登政府的要求很简单，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是错的，请首先从错误的轨道上走出来，再来讨论如何良性发展。
“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表现出要走出来的做法，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算计。美方把国内政治置于中美关系之上，那就没有办法了，这种做法只能让中美关系经历更多的风波和挑战。责任一定在美方。”沈逸补充道。
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评价舍曼的天津之行时称，舍曼常务副国务卿此次天津之行是继安克雷奇对话后中美间又一次重要外交沟通。尽管舍曼女士只停留了24个小时，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与其会见、谢锋副部长与其会谈的时间加起来有6个小时。应当说，双方谈得很深很透增进了相互了解。
赵立坚指出，在会见会谈中，中方清晰地表明了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认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严重困难和挑战，下步是走向冲突对抗还是得到改善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美方需要认真思考和作出正确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