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猪肉帝国的戏剧性一幕
6月3日，香港九龙环球贸易广场楼上发生一起不寻常的争吵。
得知公司要提拔CEO，万洪建在上午10点匆匆赶到万洲国际总部。万洪建此前被外界认为是千亿猪肉帝国的接班人。他的父亲、81岁的万隆掌控着双汇发展和万洲国际两家上市公司，最新市值合计高达1800亿元，而万洪建是万隆的长子，今年52岁。
根据他的朋友圈以及接受《新京报》采访的内容，万洪建走近父亲后，没想到会引来一场训斥。“我听说你最近要提CEO，我想先私下与你交流，谈谈我的看法。”万洪建说，这句话惹怒了父亲万隆，对方反问他：“你听谁讲我要提CEO，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谁告诉你的？”
“我不会讲出谁告诉我此事，重点是我想交流CEO人选问题，其他是次要的。”随后，万洪建遭到万隆的当场训斥，还被骂“骗子”。万洪建情绪没绷住，一怒之下抡起拳头砸到房门上，并拿头撞向玻璃墙柜，头破血流。
在儿子被保安按倒在地后，一旁的老父亲万隆还要求“拍照取证”。两周后的6月17日，万洪建被万洲国际一则公告罢免所有职务，包括万洲国际执行董事一职，理由是“对公司财物作出不当攻击”，“无法履行作为董事的才能、审慎及勤勉行事的职责”。
这一出黄金屋里的父子争斗大戏，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万洪建愤怒到选择在一个月后自曝家丑，甚至还在朋友圈公开指责父亲不孝顺百岁长辈、不顾股东利益举债收购美国企业、低价收割战友和友人股份。一副父子彻底决裂的姿态。
7月16日，万洪建接受媒体采访时，恢复了些许冷静，并否认“争斗”一说。“万隆去年做了所谓的第十四五规划，打算再任职五年以上，没有接班人计划。”他还强调自己在公司没有实权，也未争权，只是在业务上提出了不同看法。对于长子的控诉，万隆对外并未作出过多解释。
如果翻看万隆缔造双汇帝国的历史，不难发现，他的强硬和极强的控制欲不仅体现在处理与儿子的关系，也渗透在企业管理和为人处事当中。早在万洪建被罢免时，双汇总部就有管理人员表示，这不会影响公司发展，因为万隆在集团内部有百分之一百的掌控力。
一位曾在双汇“瘦肉精事件“后见过万隆的媒体人向AI财经社回忆，“他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位‘沙皇’，企业管理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万隆信奉强人政治，他在河南漯河办公室过道里摆放的是挥动指挥棒的青铜雕像——一个欧洲合作伙伴赠送的礼物。《环球企业家》的记者写过，在双汇，不合格的管理者随时会朝不保夕。一个业绩不合格的大区经理，有可能下午就变成普通员工。而万隆保持着对他的猪肉帝国的绝对掌控，每天早上都去工厂转悠一圈，平时连演讲稿也要自己写。
尽管万隆喜欢把“我是职工选出来的厂长”挂在嘴边，自称是一个“标准的杀猪卖肉的屠夫”，但下属眼里老板是个不怒自威的角色，还曾因员工穿衣不注意把人大骂一通。
双汇姓万，万隆的万
“杀猪，把猪杀好。”万隆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述，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行伍出身的万隆，猪杀得好不好外界很难知道，但所有人都知道，万隆在经营企业方面有一套。
万隆出生于1940年，有过吃不饱饭，去野外挖草根、挖野菜的饥饿记忆。这让他在日后经营一家食品企业时，不管是扩展业务还是跨国并购，始终保持着“胃口大开”。
万隆当过五年兵，退伍复员后去到河南漯河肉联厂。当兵期间受到的严格训练很快就在企业中显露出来：他有军人的胆略、能吃苦，生活单调到乏味，但心直口快，杀伐果断。他做过办事员、办公室主任和副厂长。1984年，44岁的万隆高票当选为漯河肉联厂首位民选厂长。
1984年被誉为中国的“公司元年”。王石、柳传志、李经纬等一批企业家先后在这一时期创业。只不过对于万隆来说，当选厂长并不是一个值得多高兴的事情。他接手的肉联厂有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通病——创新不足、技术短缺，守着市场却没饭吃，年年亏损。这个国营小厂连续26年亏损，期间不但没向国家上缴一分钱，还背负534万元的负债，最大的固定资产就是一座冷库。
万隆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偷偷以高价收了一批远多于同行的猪源，然后以此带动，慢慢盘活闲置产能，从杀猪扩展到杀牛杀羊，从屠宰初加工扩展到深加工。不到五年，这个肉联厂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肉类出口基地。
这是万隆在双汇打赢的第一仗，第二仗是火腿肠。河南的80后90后童年时，都吃过“春都”火腿肠，市占率高达70%的春都遍布大街小巷时，还没有双汇的身影。1992年2月，第一支“双汇”牌火腿肠才问世，之后四五年时间，双汇、春都、金锣一直围绕着小小的火腿肠打价格战，低价的一个后果是，火腿肠里的肉越来越少，春都火腿肠的肉一度下降到10%，让人分不清卖的到底是面粉还是肉。
1997年，双汇开始反其道而行，推出了“双汇王中王”，以添加大瘦肉块作为产品卖点。这一行为直接终结了火腿肠价格战，也奠定了双汇的火腿肠龙头地位。
随着越来越多被验证正确的决定，万隆在双汇的地位和声望达到顶峰。日后他拍板为双汇引入高盛、鼎晖资本，花71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猪肉加工企业——美国史密斯·菲尔德、更名“万洲国际”赴港上市时都有了不容置疑的速度。
在万隆带领下，双汇从负债500万蜕变成世界500强之一，贡献了漯河40%左右的税收，每年春节前夕，漯河市政府都要“代表漯河人民”来看望和感谢万隆。显然，双汇位于漯河，但属于万隆。
在2020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中，万洲国际以营业收入1662.7亿元排名第67位，居食品行业首位。
和其他家族企业一样，万州国际的关键部门也被万隆家族把控。
万隆的长子万洪建，1990年便进入双汇，他从漯河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熟食车间的工人做起，之后一直在北京办事处和双汇集团国际贸易部门历练。今年还不到40岁的次子万宏伟履历简单一些，曾经去海外留学，回国后进入家族企业，中途自行创业，但最终还是回归万州国际。
2018年，万洪建与万宏伟相继进入核心决策层，万洪建被任命为万洲国际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副总裁，万宏伟任职双汇发展副董事长、万洲国际董事长助理。
同一年，万隆孙辈也开始在家族企业露面，万子豪2015年进入双汇，遵循父辈路线，在进出口部门工作，2018年开始负责国际贸易。2020年，湖畔大学（已更名为“湖畔创研中心”）第6届学员名单中，出现了双汇集团万子豪的名字。当被马云提问到：“你痛苦的点在哪里？”时，万子豪曾说，自己从海外回来，视野不同，对公司的改造很急切，急得开完会流鼻血，但后来领悟到，即使方向对，也要讲节奏。此外，万隆还有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孙女。
双汇接班人迷局
人到中年才奋发图强的万隆 ，亲历了双汇帝国的每一个节点，对于这份庞大产业的延续，似乎成了公司内部最大的谜团。
在双汇内部，万隆退休与接班人是个禁忌话题。接近万隆的人对媒体说，近两年万隆的用人越发让人摸不着头脑，谁也说不上来万隆到底信任哪一位高层。“责任和竞争让我停不下来。竞争也推动着我干好。”2013年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73岁的万隆仍表示，自己尚未考虑过退休一事。
即便如此，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与股东的利益保障，万隆也不得不考虑接班人问题。在2015年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万隆说，准备先从机制上解决这一问题：一是量化标准，相应层级要达到相应标准，也就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是竞争上岗，所有的各级管理者，都是竞争上岗。还有就是专门的考核机制，每月每年都要进行考核。
彼时万隆预计，等到2017年任期结束换届时，如果接班团队条件成熟，便会选择退出。如果不成熟，股东也要求连任，将会继续担任。
今年距长子万洪建成为万洲国际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仅三年时间，并且在今年6月1日，万洪建在股东大会中以91.13%投票率获连任，而万隆的投票率则从 2015之后出现下滑。这对一手缔造了双汇帝国的81岁老人来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
如果说投票说明内部管理出现分歧，从外部看，投资人信心下挫，或许也是企业存在问题的表征。双汇发展2020年8月股价最高达到65.65元每股，截至7月16日收盘，以29.88元每股计算，跌超50%。
就在万隆长子被罢免次日，双汇发展股价大跌5.12%，市值一日蒸发58.55亿元，拥有双汇发展约70.33%股权的万洲国际股价没有波动。
不过，万洲国际在美业务近期也受到不小压力。自从收购美国第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后，万洲国际营收一直趋于平缓，在2020年业绩再度上升的同时，其9.73亿美元的净利润却创下近年来新低，同比跌29.4%。
增收不增利现象延续到了2021年，国内业务营收稳定，但美国、欧洲的业务经营利润受非洲猪瘟影响，大幅下滑。据万洲国际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其营收为66.1亿美元，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为2.93亿美元，同比下滑17%。其在美经营利润下跌约20%，欧洲经营利润接近“腰斩”。而国际业务此前在万洪建的主管范围，这也是此前外界猜测“宫斗”发生的根源，万隆对儿子的表现不满。
正值业务关键期，此时内部再次陷入接班人的困扰中，对于万洲国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历来接班人的选择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对于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更是如此。
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事无巨细，他既是董事长也是总经理，不配秘书、不配副总，直到2016年才提拔了三位副总经理。与父亲观点对立的宗馥莉，一直负责企业公关，直到2020年才担任销售副总经理，出现接班人的迹象。
而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则是在2013年女儿刘畅33岁时，便将自己打下的江山传承给她，尽管一时间质疑声四起。曾有华南五虎之称的房企合生创展创始人朱孟依，在房地产行业的转型关键节点，将指挥棒交由主修金融学的女儿朱桔榕——虽然他还有两个儿子。在朱桔榕治下，公司炒股收入超过了商业地产投资收益，成为第二大收益业务。
家族企业也并非一定传承给子女，2009年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退出日常管理时，接班人并非其子何剑锋，而是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美的由此走上平稳上升通道，成为业内解决接班人问题的企业典范。
如今已达杖朝之年的万隆，或许真的需要做一个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