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桑德斯是美国资深参议员，早在20年前，当美国主流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时，就极力反对，准确预见了美国企业会为了利益，将业务搬离美国。20年后，又在主流敌视中国时，认为“要将人类需求置于商业欲望和军国主义之上”。
桑德斯曾以民主党人身份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此后退出民主党，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重返参议院。他在美国被视为“社会主义者”，但其政治主张局限于局部改良，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者”，对中国的政策也多有批评。观察者网翻译本文，谨供读者参考。
► 文 伯尼·桑德斯 译 观察者网 由冠群
美国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疫情、核扩散、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恐怖主义、腐败、独裁，这些也是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通过单独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挑战就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展开合作。
因此，已在华盛顿出现并仍在快速发展的这一共识，即认为美中关系是一场零和的经济、军事博弈，是令人痛心和危险的。这种观点一旦盛行开来就将创造出一种政治氛围，使世界目前迫切需要展开的合作越来越难以实现。
有关这一问题的主流观点竟然变化得如此之快，这是相当惊人的。就在20多年前的2000年9月，美国商界和两党领导人强烈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当时，美国商会、全美制造业协会、商业媒体，以及华盛顿几乎每一位建制派外交政策专家都坚持认为，要保持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就必须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给予中国这一地位将使美国企业得以进入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中国政府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自由化将与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同步发生。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载本文
这一立场被认为是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正确。来自中立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2000年春认为，给予中国这一地位将“对中国领导层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更多更深层次经济改革的要求，中国领导层将冒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另一方面，如果拒绝给予中国这一地位，“这意味着，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的那些最重要承诺将不会使美国公司获益。”
来自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政治学家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几乎也在同时撰文，更加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断言：“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是一件好事，有益于美国，也能促使中国变得更加自由。这一点似乎是，或者说应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这一点对我来说却并不明显，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头反对那项灾难性贸易协议的原因。当时我就知道，而且很多工薪阶层也都知道的是，一旦允许美国公司搬到中国，让它们以低到饿人的工资雇佣那里的工人，就会引发一场内卷竞赛，导致美国有工会保护的高薪工作岗位流失，拉低美国工人的工资。
而结果也正是如此。在随后的大约20年里，美国失去了大约200万个工作岗位，4万多家工厂倒闭，美国工人的工资也停滞不前，然而资方却赚到了数十亿美元，公司高管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部分原因正是他在竞选时反对美国的贸易政策，运用自己虚假和引发分裂的民粹主义手段，勾起了许多选民真实的经济斗争情绪。
同时，毋庸置疑，中国的状况也并没有发生好转。华盛顿传统智慧的钟摆现在已经从过于乐观转向了过于强硬，之前是对不受限制的对华贸易能带来怎样的机遇过于乐观，而现在则是对更富裕、更强大的中国所构成的威胁过于强硬，但中国威胁正是贸易增长的结果之一。
在2020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师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写道：“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第二大国防开支国——已经扰动了世界局势，而能否动员起来面对大国竞争的新现实，则是对未来一段时期美国治国之道的考验。”
几个月前，我的保守派同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将中国威胁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威胁进行了对比：“美国再次面对一个强大的极权主义对手，这个对手正试图统治欧亚大陆，重塑世界秩序。”正如华盛顿在二战后为美苏冲突预做准备而重组了美国国家安全架构一样，科顿写道：“今天，美国的长期经济、工业和技术计划需要进行升级，以应对共产主义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就在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最高级官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表示，“被一般称为（与中国）展开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今后，“主导范式将是竞争。”
别相信危言耸听
20年前，美国经济和政治机构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今天，共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却仍然是错误的。现在，建制派已不再颂扬自由贸易和对华开放具有怎样的美德，而是敲响了战鼓要打一场新冷战，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致命威胁。我们已经听到政界人士和军工企业的代表将中国威胁当作最新借口来为国防预算不断膨胀进行辩护。
我认为，挑战这一新的共识是必要的，正如当初挑战那个旧共识也是必要的一样。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和做法肯定会招致我的反对，也应该招致所有美国人的反对……美国也应该小心中国咄咄逼人的全球野心。美国应该在与中国政府举行双边会谈时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机构中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如果美国也能正视自己盟友和伙伴国的人权问题，那这种做法就将更加可信和有效。
然而，围绕着在世界范围内与中国展开零和博弈来组织我们的外交政策，将不会使中国表现出更好的行为，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战略上则是适得其反的。
急于对抗中国这种做法有一个最近发生的先例可供借鉴：全球“反恐战争。”9·11袭击发生后，美国政界迅速达成一致，反恐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重点。在耗时近20年和花费6万亿美元之后，已经显而易见的是，一连串无休止的战争都拿全民团结一致做幌子，这些战争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经济和战略代价，并导致仇外心理和偏执盲从在美国政坛出现，而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社区则首当其冲。
毫不奇怪的是，在今日这个恐华情绪蔓延的时刻，反亚裔仇恨犯罪也在这个国家滋生。自近代以来，美国从没像现在这样分裂过。但过去20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明白，美国人必须抵挡住诱惑，不要试图通过制造敌意和恐惧来凝聚国家共识。
未来更好的办法
美国拜登政府正确地认识到，威权主义兴起是对民主的一大威胁。然而，民主与专制的重大冲突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家内部，包括美国内部。如果民主要取得胜利，它将不会在传统战场上取得胜利，而是会证明民主制度实际上可以为人民提供比在专制制度下更好的生活质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振美国民主，通过满足工人家庭长期被漠视的需要，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我们必须创造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工作岗位，重建我们破败不堪的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解决我们在医疗、住房、教育、刑事司法、移民和其他许多领域面临的危机。我们必须这样做，不仅因为这将使我们在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竞争时更具竞争力，而且还因为这将更好地满足美国人民的需要。
尽管美国政府首先需要关心的是美国人民的安全与富足，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我们这个相互联系极为紧密的世界，我们的安全富足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富足息息相关。因此，符合我们利益的做法是与其他富裕国家展开合作，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世界各国专制势力为掌控政治权力和破坏民主而制造出的畸形经济不平等。
拜登政府努力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政策，这是朝着结束内卷迈出了很好的一步。但我们必须考虑更重要的问题：全球最低工资政策，这将提升世界各国工人的权利，为数百万人提供一个过上体面、有尊严生活的机会，并削弱跨国公司剥削全球最贫困人口的能力。为了帮助穷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国和其他富国应该大幅增加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了美国人民的长治久安，我们要让世界各国人民相信美国是他们的盟友，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拜登做了一件完全正确的事，他为支持全球疫苗倡议COVAX计划提供了40亿美元的资金，与世界分享了5亿份疫苗，并支持世贸组织知识产权豁免协议，使较贫穷的国家也能够自己生产疫苗。中国在提供疫苗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值得肯定，但美国可以做得更多。当全世界人民看到那面美国国旗时，这面旗子应该贴在救生物资的外包装上，而不是贴在无人机和炸弹上。
要为美中两国劳动人民创造真正的安全和富足就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全球体系，这个体系要将人类需求置于商业欲望和军国主义之上。在美国，把纳税人的钱多拨几十亿给企业和五角大楼，同时煽动偏执盲从，并不能达到这些目标。
美国人决不能对中国的行为抱有幼稚的想法。我坚信，美国人民有兴趣巩固那个尊重世界各国人民权利和尊严（包括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界规范。然而，我担心，两党不断推动美国对抗中国的做法将使这些目标落空，并有可能增强两国国内的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这么做还将转移人们对两国共同利益的关注，这些共同利益涉及到应对气候变化、疫情以及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大破坏等真正的致命威胁。
与中国发展互利关系并非易事，但我们有比打一场新冷战更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