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转变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商会组织近年来获得蓬勃发展，据统计，仅深圳各种商会组织就有400多个。
“这些商会组织，有的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但大部分成立时间还很短，包括一些有些历史的商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因理念不清、机制不成熟，形同虚设。”一位资深的商会发展观察人士认为，一些商会组织如果不能树立自己的商会精神，寻找到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也可能走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道路。
走职业化路径
不久前，一场名为“商会活动家岗位职业化”的百家主流商会秘书长分享会，在深圳举办。会议的规模之大、讨论之激烈，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会后不少商会秘书长希望以后经常组织类似的活动，可以“人数少一些，交流深入一些”。商会能够健康发展，有赖于“活动家”式的“二号首长”，有赖于职业化的专职队伍。
“未来一定是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多元社会，所以商帮将为现代NGO的民间商会取代。畅销书作家徐志频撰写的《当商帮已成浮云》，既是回溯过往的商帮文化，也为当代商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著名商会活动家伍继延这样认为。
作为一位商会建设的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伍继延认为：当代的民间商会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成立的，虽然我们并不能从国家法律法规和前人实践中找到什么是“商会”的标准答案，但多年的实践证明了几个基本事实：第一，商会不是家族或者家庭，不能搞任人唯亲或者专制独裁的“家长制”。对此，深圳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秘书长王理宗也提出，商会工作人员不能当会长的家丁，只为会长一个人服务。第二，商会不是企业，不能以盈利为目的，更不能谁出钱多谁就说了算。第三，商会不是政府，会长的权力来自会员的拥护而不是上级的任命，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
商帮缺文化“自毁长城”
“末路商帮，少年商会。商会应该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成为建设新中华商业文化的核心动力。”伍继延认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民间社会组织，众会员在商会活动中，应该得到很好的民主训练和学习，商会理应可以成为锻炼会员当家做主能力的舞台。
徐志频也认为，中国的传统的商业文化，是以权力作为发育生长点的。
商业要大成，必然遵从商业的自由、平等天性，而不能依靠权力的强制力。附着点错了，后面只会一错再错，短暂的、偶然的动力，到最后遗憾总是成为阻力。先行者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平等、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契约关系必然会取代人缘关系，诸如此类，对传统的商帮价值观都是一种颠覆。
披着现代商会外衣的商帮，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会；穿西装的现代商会，将迥异于着长袍的商帮。
有专家剖析，商业与商人，本质上是反权力的。它需要的是权力的反面，即自由和平等；它需要根据公平社会的规则行事。一是通过将权力打碎，分散到财力中去，就是将政府的权力，放到商会、商人中，实现商人自律、商会自治;二是让财力自由发展成自我约束的规则，再通过这些规则新生出一种全新的权力文化。
商会应有担当
当商帮已成浮云，现代商会应该出现。当商会承载起社会理想，为实现公共价值而奋斗，它的价值就有望充分凸显。在现代的商会建设中，一些负面效果不容忽视。如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就反映了商会作用的严重缺失。
“商人作为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应该有能力承担起中国社会民间自治的功能。”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秘书长、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秘书长王理宗指出，目前的商会，离政府提出的“民间化设立、规范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和国际化标准”还有一段距离。
王理宗在商会组织已经有过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他根据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认为现在很多商协会过于强调桥梁、纽带的定位，这种思想本身就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性，未能充分发挥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此王理宗提出：“商会要做的是代言人、推动者。一个组织要持续、有活力发展，不在于组织结构或能力，而在于其精神实质。”
对于商会的精神实质，王理宗认为至少包括代言性、公共性、互益性和权威性等4个方面。“只有具备了这四个精神，商会就有了保证，才能生生不息地走下去。”王理宗说。
商会发展除了要有商会精神之外，还要有自己的工作机制。拿深圳商会来说，目前，很多深圳商会已走出了仅靠会费收入选“维持会长”的局面。它们当中的很多商会，都建立了多条资金运作渠道，组织起各项展览活动，设立了各种投资基金，不但达到“以会养会”的效果，还提升行业竞争力，实现抱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