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拜登突然宣布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就新冠病毒起源问题“加倍调查”，并在90天后向他提交报告。
无独有偶，正陷于疫情泥淖的印度也对“病毒溯源”兴趣浓厚，政界、商界、媒体乃至学界都蜂拥而上，明里暗里与美国一唱一和，宣扬“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阴谋论。
令人不由嗤笑的是，特朗普此前宣称中国应就疫情向全世界赔偿10万亿美元的口嗨，仍遭印媒争相报道，“搭车索赔”的渴望溢于言表。
矛头直指中国的新冠起源阴谋论为何再起波澜？拜登政府为何突然要求病毒全面溯源？印方又为何急于附和？笔者试对这些问题回答一二。
为何拜登突然要求全面溯源？
此次全面溯源的舆论导火索，是挪威病毒学家比尔格·索伦森（Briger Sorensen）和英国圣乔治大学肿瘤学教授安格斯·达格利什（Angus Dalgeish）等人在《生物物理学探索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physics Discover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宣称，“新冠病毒没有可信的自然起源”，而是由“中国科研人员人为制造”。他们相信新冠病毒势必为人工制造的理由是，病毒“突触上的核酸有四个并排正性电荷，而同性电荷相斥，且自然界三个并排正性电荷就已很罕见”。
挪威病毒学家比尔格·索伦森（左）和英国圣乔治大学肿瘤学教授安格斯·达格利什（右）（资料图/英国《每日邮报》）
这种貌似科学的论点也被拜登援引，用来支持所谓“中国未能给出足够证据证明新冠病毒并非其‘制造’”和“近来支持病毒非自然起源的证据变多”的指责。
特朗普在任内就已启动病毒溯源调查，拜登上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调查未见下文，如今突然要求进行新一轮“更强调科学性”的调查，背后有何动机，引来众人揣测。
若对其细究，估计动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为了兑现所谓“科学抗疫”承诺。
拜登主张科学防疫，意图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树立崇尚理性的形象，借此更好巩固选民的支持。
二是应对专家团队内部分裂。
白宫内部持自然起源论与“实验室泄露论”观点的两派相持不下，以至于无法顺利推导出有利的政治结论。
例如，长期充当抗疫意见领袖的知名传染病学家安东尼·福奇一度说过“并不确信”新冠病毒源自大自然，并支持对中国的进一步调查。但其在之后的采访中又改口称自己对病毒起源的看法没有改变，确信病毒自然产生的“可能性非常高”。
福奇立场摇摆，不难看出拜登专家团队内部分歧，表明其中至少一部分人迫切期待坐实“病毒系实验室泄露”的论调，以便进行下一步政治操作。
此外，也不能排除美国国内部分极端势力借“追责溯源”敲打中美科学界，以此阻断科研交流的可能。
例如，《华尔街日报》就曾在报道中披露福奇所属机构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密切合作关系，企图以此“诟病”福奇所持有的温和立场。类似操作势必带来“寒蝉效应”，可能影响乃至阻断中美之间正常的科研交流。
印度为何急于附和？
对于美国最近发起的溯源追责，印度官方并未明确回应，但印度媒体、政客及学界早已喜出望外。
其实，印国内鼓吹“新冠病毒是生化武器”者一直大有人在，现在又逢美国主动出击，自然期待加以利用。
一方面，他们希望借对中国追责溯源，摆脱变种病毒污名，推卸责任。
传染性极强的新冠变种病毒B.1.617首次发现于印度，西方媒体都称之为“印度变种（Indian Variant）”，印度认为这一称谓是对印度的污名化，并强烈抗议。
他们要求采用WHO对B.1.617的命名——“德尔塔变种（Delta Variant）”，并且强调，WHO只宣布“德尔塔变种”三支中的亚支B.1.617.2属于“需要关切的变种（variant of concern）”。还有人强调，“就算是印度变种，也是‘中国病毒’的印度变种。”
另一方面，他们企图借“给美国抬轿子”，向美国递交“投名状”，换取更多医疗援助。
印度缺医少药，尤其缺乏氧气与重要医疗物资，大量患者因此死亡。为了获取氧气，印度甚至出动军舰从新加坡等国运氧气回国。
此外，印度疫苗接种率低，原材料不足。根据WHO等统计数据，截至5月30日，印度疫苗接种量已达2.1亿剂，居世界第三，但每百人接种数只有15.12剂，远达不到群体免疫的防护要求。同时，印度疫苗原材料短缺，疫苗生产存在大量缺口。
4月26日，莫迪与拜登举行会谈，拜登会后表示，“为抗击新冠，美国将全力提供紧急援助和资源。印度曾帮助过我们，我们也会帮助他们。”然而，事实证明，即使事关生死，美国仍能做到“只打雷不下雨”——依旧没有完全解除对印疫苗原材料的出口限制。
5月26日，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更是跑到美国，就疫苗采购、印美联合生产疫苗及加强印美关系，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会谈。
美国后来帮了么？帮了……吧。拜登6月3日公布了首批2500万剂新冠疫苗全球分配计划，其中一小部分就安排给印度。具体数目暂未知晓，不过相信最多也就百万，对于确诊病例近3000万的印度来讲，无异于“杯水车薪”。
印度抹黑有哪些特点？
可以说，印度疫情越是严重，其国内为转移矛盾抹黑中国的声音就越大。
印涉华抹黑言论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始终坚持“生物武器论”，并认为“新冠病毒是中国研制的生物武器”，同时站在受害者角度强调“针对印度”。
5月1日，执政党印人党总书记凯拉什·维杰沃勒吉耶（Kailash Vijayvargiya）公开宣称：“印度第二波疫情究竟是自然爆发，还是中国背后助推，这值得探讨。”
他还表示：“我们感觉这是中国发动的一场羞辱印度的病毒战争/攻击，因为只有印度爆发了第二波疫情，而邻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不丹和阿富汗都没有爆发第二波疫情。”
维杰沃勒吉耶接受采访时说的是印地语，并不确定他所说的究竟指“战争（war）”还是“攻击（vara）”。但无论哪种解释，其观点与目的是一样的。
印度抹黑的第二个特点，是企图将病毒阴谋论与地缘政治大棋局联系起来。
印人党的逻辑是：“由于边境问题，中国利用新冠病毒攻击印度，以此作为报复”。
维杰沃勒吉耶解释道：“因为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挑战了中国，那就是印度……莫迪总理挑战了中国。”更有甚者，将印度描绘为所谓世界保护者——为了全球利益在一线同时抗击“中国侵略”和“中国病毒”。
印人党总书记凯拉什·维杰沃勒吉耶（资料图/印媒）
政客在努力“祸水东引”，一批专家学者也相当卖力。例如，5月23日，印度顶级中国问题专家、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谢刚（Srikanth Kondapalli）在《德干先驱报》发文，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与研究支撑的情况下，将追责溯源的矛头公然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并称石正丽博士或为“生物武器设计师”。他还援引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称中国与巴基斯坦曾合作设计生物武器。
学者炒作阴谋论，其原因无外乎利益考量与“政治绑架”。前者多是个人行为，后者则是科学问题政治化的恶果。
一方面，诸多西方与印度媒体长期歪曲事实，抹黑中国成了“政治正确”。另一方面，面对中外疫情治理的鲜明反差，西方舆论和众多学者已陷入了“解释力困境”。
不论是阴谋论让专家学者丧失了独立的判断能力，还是专家学者主动选择拥抱阴谋论，这都是一种可怕的场景。谢刚此前是公认的知华派，在中国多所大学有学术兼职，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他的立场转变尤其值得警惕。
我们该如何应对？
即便中国“实验室泄漏论”极不可能的结论，已经清楚地记录在世卫联合考察组的研究报告中，美印却依然视若无睹。白宫发言人在解释拜登全面溯源时，仍然强调全面溯源是因为“中国并不透明”。
他们一方面宣称新冠溯源应该是“开放、国际化和基于证据的（open，international and evidence-based）”调查；另一方面，却不相信由多国专家组成的世卫组织联合考察组得出的结论，转而认为他们的国内情报机构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美国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全面溯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政治操作。5月30日，《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评论员在采访中的一段话使其真实目的昭然若揭——“溯源的下一步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秩序造成的‘严重威胁’，就像香港和新疆问题，我们应当抵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疫情是人类的共同灾难，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甩锅推责，是对科学的不尊重，也是对人民生命的不负责。对于印度、欧美，我们只能呼吁政客应尽量抛弃对中国的偏见，聚焦疫情治理，媒体、学者更应回归公正理性的立场；作为中国民众，我们在坚定反对任何形式的阴谋论之余，更应积极谋求自身发展。或可一言以蔽之——
“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