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国确立“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后，全国各地各行业积极行动。日前，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全国全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贡献。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率先行动，出台国家级经开区首个碳中和专项政策。本期观点邀请知名经济学家刘世锦详细解读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转型机遇和广州转型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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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下半年至今，中国多次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多部委出台行动方案、数十省市“十四五”规划给予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深圳等城市提出率先实现碳达峰，为碳中和积极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昨日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表示，绿色转型既是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绿色发展方式对传统工业化方式的变革和升级，更是在传统发展赛道之外，找到一条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新赛道。
“30、60”目标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30、60”目标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挑战，也是机遇。
刘世锦表示，从宏观上看，现在中国人均碳排放达到7吨以上，超过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碳达峰前，排放增加空间不大，否则碳中和难度就会增加。同时，中国人均GDP1万美元左右，欧盟国家3-4万美元，但中国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到2050年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少排放，甚至零排放，传统高排放高增长的道路走不通，低碳排放低增长道路不愿走，只能走减碳和增长双赢的新路。
在刘世锦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悲观，重压之下必须要转型，转型以后反而会出现新优势。他举例说，一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后来者，很多产品没有达到历史需求峰值，可以用绿色产品替代。比如在广州占重要地位的汽车产业，美国每千人车辆保有量845辆，欧盟是423辆，中国才173辆，在用新能源汽车替代方面，发达国家重置成本或者沉没成本很高，我国绿色转型成本较低。二是粤港澳大湾区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绿色产品创新和推广市场范围大，具有成本优势、需求优势和技术积累优势，进而能撬动创新。在现有的车道里想超过先行者很难，绿色转型正是一个换赛道的新机遇。
“绿色转型、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转型，从根本上说是需要一套新的绿色技术驱动，需要大规模系统性换技术。”刘世锦提出，绿色技术和以前技术是不同的，一是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技术水平一定要排在前面的;二是少排放或者零排放;三是与传统企业相比，具有低成本竞争力，这三个目标要同时实现。比如目前广州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日益在与传统燃煤发电成本竞争方面萌发优势。
刘世锦还建议，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可建立碳账户。每一级政府、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有一个账户，对排放多少碳、减多少碳进行核算，确定责任，市场交易将更加活跃。
从结构性潜能角度看新支柱产业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重视绿色转型，广东省和广州市“十四五”规划均把智能和新能源汽车作为支柱产业，从结构性潜能角度能看出其中的机遇。
刘世锦分析说，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动能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基建、出口等结构性潜能，但现在已经逐步放缓甚至消退。而在中速增长期，我国一年的新增量依然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这个新增量更多来自于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他提出，开放型、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需要“1+3+2”的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提升要素集聚效率，在今后五到十年，提供70%—80%的增长潜能。“3”指在实体经济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不够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三大短板。“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形成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全球性新增长潜能。
刘世锦进一步解释说，结构性潜能有希望在智能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变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对汽车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是长久的、巨大的。
第一，前景变好。随着交通基建进一步优化，包括广州都市圈在内的各种“1小时”都市圈里，相当一部分交通功能将用智能和新能源汽车满足。第二，成本降低。随着基础产业效率提升，将降低汽车产业生产、使用的成本。第三，市场变大。现在讲中国是最大消费市场，一般是指4亿中等收入群体。如果把眼光放到未来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4-5亿人，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是智能和新能源汽车需求消费增长的重要来源，而广州、深圳等城市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主力军。第四，技术升级。现在大力发展的数字经济，将成为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良好基础。
采取更有力措施促进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是绿色发展的第一动力。但数据分析表明，近年来消费领域的绿色转型要慢于生产领域，已成为绿色发展的短板。
刘世锦建议把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问题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并采取更有力度和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第一，“十四五”期间，应当鼓励大幅提升全社会绿色消费意识，大幅增加绿色消费产品供给，初步形成绿色低碳节约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建立激励约束并举的绿色消费政策体系，为改善生态环境、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内生动能。
第二，将衣食住行用游作为推动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开展从仓储—运输—零售—餐桌全链条的反食物浪费行动，全面推行绿色餐饮外卖；引导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推行绿色建筑标准，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鼓励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鼓励公交、环卫、出租、通勤、邮政快递、物流等领域新增和更新车辆采用清洁能源汽车；鼓励消费者选用节能家电、绿色建材；制定发布绿色旅游消费公约和消费指南。
第三，按照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发力、激励约束并举、政府企业消费者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构建绿色消费政策体系。通过财税价格等政策，激励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和行为。建立完善建筑、交通、能源、物流等领域绿色消费激励政策。
第四，加强促进绿色消费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构建绿色消费统计制度，推动绿色消费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评估。建立绿色消费信息平台，发布绿色产品和服务信息，提高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的透明度，提高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在政府支持下搭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和统一适用标准的数字化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平台，用以支撑消费者个体和团体的绿色低碳行为。
第五，发行绿色消费券，倡导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刺激消费的过程中，可发放用于绿色产品和服务的绿色消费券，引导绿色消费成为社会时尚。建立面向社会公众的绿色消费激励和惩戒制度，加强绿色消费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