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折叠》里，三个互相折叠的世界，隐喻了不同的阶层，折射了日益增长的差距。有人评价，那是一部披着科幻小说外衣的讽刺小说。
在郝景芳那里，科幻小说作家仍是对自己的定位，但她也毫不隐藏对社会分层的焦虑。“我写《北京折叠》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我会认为人群已经分成了很多层，有的人已经在极速奔向未来，但也有很多人按照非常传统的模式在生活，这样的差距会越来越大。”4月15日，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主办的全球木兰论坛暨2021（第十三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郝景芳坦言。
这种社会的巨大认知落差让郝景芳选择告别中国发展基金会研究员的职位，将这种差距弥合的意愿化作成最新的身份——创业者，童行学院的创始人。她表示：“我相信教育是打开折叠的密码。”
在此之前，郝景芳将自己活成了大多数人理想中的样子——中国第二个获得雨果奖的科幻作家，第一个是刘慈欣。她既是经济学博士，又在清华大学学过天体物理，同样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不停地跨界让她没有选择火热的思维教学、语言培训，而是在童行学院课程中覆盖科学、人文、艺术、社会四个板块。
她总结说：教育有一个真理——记忆是思考的残留物。
以下为郝景芳在全球木兰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有删节：
我原来在清华大学先学了天体物理，后来读了宏观经济学的博士，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面的一个智库做了几年的宏观经济研究，现在自己出来在做儿童通识教育。
带着好奇去思考
记忆是思考的残留物
说了这么多身份，可能更多的人是因为我写科幻小说了解我。很多人都在问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跨度的人生？能做很多的跨界内容，还可以去做企业，也可以写小说。
这不是因为我自己一定比别人的天赋高多少，而是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学习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用好奇心推动，都是因为我想解决一个问题。
比如我上高中的时候，非常想知道量子力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考了物理系。在物理系的时候，我又非常想了解经济学的模型和我们物理系自然的模型到底是不是一样的，我又去读了经济学博士，还用引力模型去研究国际贸易。
在满足了这个好奇心之后，又开始想要了解当前的社会往未来发展到底会怎样？又去做了宏观经济研究的很多调研。我现在去做企业，因为我非常想要知道像这样的游戏化学习、通识教育，是否真的能够让孩子大大地增强他们的学习动力。
郝景芳：我为什么带企业，写小说？#全球木兰论坛#了不起的她# 我为什么能跨界？我可以带企业、写小说，不是因为我的天赋比别人高多少，而是我学习所有的知识技能，是在用好奇心推动。比如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在思考量子力学到底是什么？在物理学的时候，我又非常想了解经济学的模型，于是我又去读了经济学博士。
我发现，当我是以好奇心推动，当我真的带着我全心全意探究问题的心理去学习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学了很多领域的知识，而且我能把这些知识学的更加深入，因为我是随时随地带着思考在学习的，我一直都在想，这样的一些知识到底有没有解答我心中的疑问呢？还没有解答，那我就再不断地思考。
只有当你思考的时候，你学到的东西才是真正能记住的，这是教育学领域里的一个真理：记忆是思考的残留物。所以，其实是问题引导、思考探究、跨界学习，才能让我在如此多的领域里都能够做到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
我的梦想来自于看到“折叠”带来的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当我们实实在在在做一些科幻的时候，会发现是需要非常多跨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做一点点科幻的影视，或科幻动漫的时候，做这种视觉的呈现，需要即懂科学、又懂美术的人去做，需要他即懂情感，又懂技术，可这样的跨界人才根本找不到。
很多高科技领域也面临这样的困境，技术人才们不知道新技术要在什么落地场景应用，我们经常笑他们拿着锤子找钉子，看什么都像钉子。这是因为这些科技人才从很早就被划分到一个高精尖的科技领域，在这个科技领域里，他们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可他们并没有接受训练商业的场景是怎样的，商业的逻辑是怎样的，这个经济规律的供需到底是如何的。
另一方面，时代在快速地发展变化，经济、科技都在变化，职场上需要的人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的教育还在按照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方式培养人，新时代需要的人才非常急缺。
我写《北京折叠》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我会认为人群已经分成了很多层，有的人已经在极速地奔向未来，但也有很多人按照非常传统的模式在生活，这样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我自己看到了整个社会的巨大认知落差，我非常希望能够让各个地方的小朋友，让所有家庭的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接触到整个时代发展的趋势变化，能够接触到艺术素养的培养，接触到这种人文对情感的理解。通过这种互联网的学习，接触到这些前沿的时代，他们在下一个时代，都可以成为创造力的人才，成为真正能够适应下一个时代的跨界人才。
我相信教育是打开折叠的密码。这就是我自己的梦想，也是我自己现在为什么做童行学院，因为当我看到人才巨大的不匹配，和这种因为折叠拉开的人与人之间很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