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55岁老头娶了20岁智障女”的事引发热议，很多人看到了这里的法律困境，比如智障女没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能不能结婚？但其背后的社会困境则是——男女性别比失衡，被很多人忽略。
据《中国慈善家》报道，事件所在的河南驻马店市泌阳县农村，适婚的男女比例超过10：1。“老头找残疾人当媳妇不是啥稀奇事，现在农村男孩子找对象特别难，100个男孩里有40个找不到媳妇。”
有人说，比不生孩子更可怕的问题是剩男问题，“55岁老头娶了20岁智障女”只是这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男女比例失衡引发的社会问题正在逐渐显性化。
三千万剩男？
中国的剩男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了？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19年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5（以下均以女性为100比），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三千多万。
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在一般且随机的情况下，人类新生儿的性别比例理应趋近于1：1。
由于男性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死亡风险高于女性，在统计学与人口学的视角下，“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最多也不能超过107：100。
人工干预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保持在103～107之间算是比较正常。
但实际上，我国的出生性别比是这样的：
近年来，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性别比失衡问题稍有改善，2020年出生性别比跌至111。但分胎次看，出生性别比依旧偏高很多，尤其是二胎三胎的出生比，动辄130、160往上，有些地区更是一度达到260以上。换言之，每出生一个女孩就有2.6个男孩出生，如果按自然状态下的出生性别比1：1算，那就是每出生2.6个男孩就有1.6个女孩消失。这里面的问题你细品。
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问题在于，很难通过后续的数字平衡对前期的问题进行补偿。国家统计局2017年公布的各年龄段男女性别比数据显示，在1994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中，男女性别比超过110：100。
其中，5～9岁人群的男女性别比为118.55：100；0-4岁人群的男女性别比则为 114.52：100。也就是说，在这两组统计数字中，到了婚育期，每100位成年女性就对应14～18位男性找不到老婆，他们后续的命运或者就如同开头新闻中的那个河南老头，要么找一个小自己很多的残障人士，要么孤独终老一生。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10年30～49岁未婚男性高达千万；而50岁及以上的未婚男性数量也达到500多万。据预测，中国2015～2045年间每年的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5％以上，平均每年大约有120万男性找不到初婚对象，到2050年仅50岁以上未婚男性就将至少有3000万以上。
女性缺失意味着什么？
纵观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总人口性别比在100或者以下，2015年全球人口性别比均值为97.9，性别失衡比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在亚洲和东南欧，其中又以印度和中国最为严重。
尽管各国出现性别失衡的具体原因存在差异，但根源在于对男孩的偏好与对女性的歧视，突出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偏高和女性缺失现象。
人们在谈论人口性别比失衡时，往往关注男性婚育市场，却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女性缺失——本该出生的女孩们，不见了！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教授估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同时存在高出生性别比和高女婴死亡率，女性缺失的比例随着时间变化持续上升。
据测算，1980～2015年期间，中国女性缺失数量为2838万，占总体女性的比例约为8％；其中1980～1989年女性缺失总计为305万，比例为2.93％；1990～2000年女性缺失数量为813万，比例达到9.31％，2000～2010年间女性缺失的比例高达10.85％，女性缺失的严重程度在持续加重。
女性缺失的后果，一是导致总人口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减少，进而加快中国老龄化进程。
二是导致女性人口的代际消失。1980年以后受女性缺失影响的女性出生人口队列从1995年开始逐渐进入生育年龄，女性出生人口的缺失将逐渐体现为未来育龄妇女人口的缺失。
而在这个人口队列出现的失踪女性原本可能生育的后代也随之消失，即亲代和子代出现的女性缺失累积在一起，这种代际的不断消失使女性缺失表现出累积效应，对未来的出生人口产生长远的影响。
三是原本男女两性在自然状态下的平衡被打破，出现了“女性赤字”，造成婚姻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进而引发诸多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性犯罪等社会问题。
性别比平衡是空想还是可期的未来？
事实上，从决策层的角度看，扭转性别比失衡的努力一直都有。
从法规政策的角度保护女性的生命权，降低出生性别比，削弱男孩偏好。199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05年“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被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2012年“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被写入十八大报告，2017年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此外，还有“关爱女孩行动”“圆梦女孩志愿行动”“春蕾计划”等，无一不在为改善女孩的生存环境而努力。
更值得欣慰的是，以女性为帮扶救助对象的行为不仅只由官方发起，民间也不缺少像张桂梅校长这样拥有大爱的个人和群体。
不过从目前的成效来看，性别比失衡现象虽然有所缓解，但要平衡仍显得遥遥无期。
女性缺失的本质是性别平等问题，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观念对人口出生的选择影响巨大，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亚洲地区，尤其是印度、中国的人口性别比如此失衡。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则加剧了这一问题，非法性别筛查、非法人流（“两非”）等，很多都是在“只能生一个那就生男孩”的无奈选择中做出来的。
因此，从根本上说，促进性别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在社会制度、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体现性别平等，是改变社会文化观念上的性别歧视、解决女性缺失问题的根本之策。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放开计划生育、打击“两非”等，维护女婴的生命权。
但是从操作上看，更重要的是要让女性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观念的改变同样根植于经济基础的夯实。
河南省登封市周山村妇女地位的改变，可以看作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周山村是全国第一个制定体现性别平等村规民约的村庄。而在此前，周山村是一个完全的父权社会：妇女出嫁必须从夫，必须生儿子，婚后户口未迁出者、丧偶离异回村者统统不给口粮款。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2年，香港乐施会支持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在周山村实施了两期项目：“河南农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合作社前期探索”和“河南农村妇女传统手工艺品开发与妇女赋权”。
项目从帮助开发妇女传统手工艺品，提高农村妇女经济收入开始，逐步强调“妇女赋权”——在增加妇女经济收入的同时，促进妇女草根组织建设，提高妇女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及其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
2004年“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作为一个农村妇女经济合作组织成立，在各方帮助下，协会的名声越来越响，“手工艺已经成为了周山村的支柱产业”，周山村的女性地位也水涨船高。
随着项目的推进，协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08年1月，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成立“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承接了原国家计生委的委托项目———“探索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治本之策”。
课题组将周山村选定为研究样本，以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协会为基础，于2009年3月推动周山村第一次修订村规民约，取消女性强制外嫁，鼓励男到女家，不再把女性当做“临时性居民”，同样享有村民权利。
由于有了经济基础，妇女们更加积极参与村里的事务管理，村规也慢慢完善。2012年5月，周山村第二次修订村规民约，性别平等条款更加完善，之后进一步提出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婚礼、葬礼中男女平等、家庭地位平等，子女可随父姓母姓等等。
从2009年到2015年，周山村生育观念悄然改变，出生性别比逐年下降。如今周山村的成功经验，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试点村推广。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即使是父权强大的周山村，也有可能在几年时间中获得几乎脱胎换骨的改变，当然这需要依靠“自上而下”改革的强大力量，但关键还是要有经济地位的改善，才有妇女地位、对女性观念的改变。
某种程度上说，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与低生育问题具有相同的困境，当女性生存环境恶化时，别说生男生女，我干脆不生！只有外部生存因素好转，生育政策放松，才有可能真正移风易俗——不能生或者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育权，性别平衡只能在路上。
我还是呼吁，先放开生育政策，从经济角度切实为妇女生育提供保障，让人们敢生，愿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