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获得全票通过，“爱国者治港”得到进一步落地。有了这层政治保障，香港也将尽快走上发展正轨。
其实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想法早已有之，只是实施过程中遭遇诸多阻挠；如今，香港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生态脆弱，转型升级问题近乎燃眉之急。如何祛除香港经济中的沉疴痼疾，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观察者网就这一话题采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应是政府工作重中之重
观察者网：很多人在思考香港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确实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发展香港的经济，用经济受益助推政治认同。记得您也提议过搞科技创新、推动香港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等，但为什么香港转型这么难？
刘兆佳：形势逼人，为势所逼，不能继续因循守旧。
其实香港需要产业转型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回归前就有人提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逐步变成夕阳工业，不能再这么持续下去，一定要推动新产业的出现。后来内地改革开放，珠三角突然间成为承接香港夕阳工业的重镇，那些本来要淘汰的厂子在珠三角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机会，不仅仍可以保留劳动密集、低技术含量的特征，还可以做大做强，一个原本只有少数人的厂可以发展出几百、几千人的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地，造就了香港服务业、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发展。
某种意义上，内地的改革开放也让香港的产业转型没法再继续进行下去。内地给香港带来的发展机遇对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有相当大的好处，从商人的角度来看，继续做地产、搞金融，风险小、回报多且回报快，他们不需要再作出很大的努力就可以获利，那为什么还要做那些比较困难和自己也不太擅长的事情呢？
虽然长期依靠房地产和金融业也不是办法，但转到别的行业，是不是能得到更高的利润，特别是短期利润？而从事其他行业，特别是高新科技，可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甚至连融资都成问题，香港也未必有足够的人才配套，且去做的时候市场又在哪里？这些都不清楚。再者，香港政府对此既无远见，也不扶持。因此，产业调整，也要看有没合适的条件去做。
为势所逼的意思，就是要改变当前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并不容易，但我们也已逐渐看到目前这情况若再继续下去，香港不仅产业转型不了，连经济发展速度也不会快，更麻烦的是年轻人得不到发展机会、财富越来越集中、贫穷问题愈益严峻、民愤民怨不断升温。
所以，我们要推动产业转型，特别是注重科技创新、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尤其是随着欧美市场的萎缩和西方国家对外的打压，我们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和亚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思考香港长远的出路问题，说服众多个体主动自觉作出调整，这点并不容易，所以现在只能依靠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努力。也就是，开拓新的产业发展空间，其中涉及到的人才供应、市场开拓、资金融通、政策优待等支持，既要来自特区政府，也要来自中央、内地。
政府如果不出手，人才、资金只会维持着旧有的产业结构，直到房地产和金融不再能提供机会——这时候再转型已太迟了；只有中央、特区政府从长远的角度、从居安思危的角度去想问题、联合出手，尽可能地利用内地所提供的市场、人才、资金、政策让一些新产业杀出“血路”，让港人对新产业逐渐生出关心和动力，才可能让香港的产业结构走向多元化。
可以参考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早就知道经济发展不能只靠几个行业，需要有不同的产业来维持经济增长、满足新加坡人的工作需求，所以新加坡一早就自己投资及引入外资开拓新的行业，譬如发展电子通讯科技、生物科技，甚至是炼油业，同时尽量保留一些原来的制造业。
图自新加坡政府官网介绍
新加坡是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进行长远思考，而香港基本是靠市场推动，因此产业难以转型。推进香港产业多元化，以政策甚至资金扶持，利用国家发展，特别是大湾区所提供的腹地和市场，让一些有发展前景的新产业做大做强，形成临界值（critical mass），达到一个足够的分量让它可以自己通过市场动力持续发展，这就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了。
观察者网：其实这些想法，香港之前也多次尝试过，比如建设所谓的数码港，如今国内芯片产业龙头中芯国际在最初选址建厂时也一度考虑过香港。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想法落实到最后，碰上房地产，就很难继续推进了。似乎一跟房地产挂钩，一扯到高房价、高房租，解决问题的难度系数就直线上升。
就香港的土地房屋问题，您有什么解决建议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香港代表团的审议时也说了，“解决香港住房问题难度很大，但总要有开始的时候。”
刘兆佳：要将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当成特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还需用有力有效的办法去处理，特别是要从顶层设计着手。顶层设计不是粘粘贴贴、修修补补，而是拿出整套方案，在行政、立法、政治上定得清楚明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处理问题。
土地房屋问题在香港真的是“老大难”问题，因为推动土地房屋政策触及多方既得利益，面临不同原因的反对声音。房地产商等团体阻碍政府增加土地供应，是基于经济利益；环保、保育团体阻碍，是因为所谓的道德立场；而反对派阻碍，是出于政治原因。
如果政府解决了土地房屋问题，反对派在政治上的生存空间就会萎缩；土地房屋问题解决不了，香港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就会更加不满，反对派更能借机削弱政府管治威信、打击政府管治能力，继而质疑、挑战香港的政治制度，认为现有政治制度非改革不可，要走向民主化。
面对这些情况，需要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意志，也就是中央、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要联手推动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香港政府需要强而有力，需要有魄力、有远见、有胆识，再加上中央的大力支持，才可以克服利益既得者的阻挠、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再或是来自法律、政治上的挑战。
具体来讲，香港政府可以大力用好现行的法律，赋予政府权力去收地及兴建新市镇，容许将部分郊野公园的土地用来兴建房屋及促进新产业发展。政府也应加快一些法规程序的执行进度，尤其是涉及城市规划、更改土地用途（如改变工厂大厦用途）或收回土地的程序。这些改善可能需要通过修改法律，甚至是重新立法。
当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后，新的选举委员会既可以负责选出行政长官，也可以选出部分立法会议员，而委员会里不少人应也是支持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的。这样一来，行政、立法也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合作去推动艰难的社会、经济、民生改革，包括土地房屋改革。
为什么讨论有没决心和毅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时，中央的角色也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中央摆明改革的决心，认为解决土地房屋问题是解决香港其他深层次社会、经济、民生问题的抓手，并真的拿出决心和勇气来支持特区政府大刀阔斧地改革，再加上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支持，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甚至包括贫富悬殊问题和年轻人“上楼”问题。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观察者网：今年两会期间，林郑月娥在社交媒体上特地提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事。记得您曾说过“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想法早已有之”，那为何先前迟迟不见真正落实？
刘兆佳：其实当年邓小平在构思“一国两制”时，的确是想过加强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否则香港怎么为国家发展作贡献呢？然而实际操作中，中央和香港两地最初各有顾虑。
开始时中央和香港都是想着由民间社会和工商界人士去推动两地经济往来，不一定需要由中央和特区政府通过合作联手推动。当时的主要顾虑是，如果由中央提出要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治上会引起一些人的质疑——香港究竟是不是高度自治？中央是不是要插手香港的事务？甚至香港是不是要走计划经济道路？
当时就算有心想推动融合，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气候，所以香港最初想参加“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中央是抗拒的。后来中央觉得香港日后的经济发展如果不能与内地加强联系，不能利用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就很难推动自身产业升级、产业多元化和经济发展，才勉为其难让香港加入“十二五”规划。
虽然后来中央比较乐意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是香港本身内部也有很多阻力。
比如，政府里有很多官员都不是很热衷于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因为这涉及改变他们一直以来的政策路向及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思想。
在两地经济融合过程中，政府一定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甚至要扮演规划角色。香港不规划，你怎么配合国家规划，是不是？而对于“规划”这两个字，香港很多官员既无经验，心理上又抗拒，甚至认为是错误的做法。有些官员觉得以前港英政府没有辅助产业发展，所以现在的政府也不应该有，否则不公平，而且随时会选错产业发展方向，结果得不偿失，还会在政治上又受到别人攻击。
此外，他们认为政府要慎用公帑，更加不能接受将公帑用在内地以扶持、协助推动两地经济合作。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香港要参与内地的发展，但香港不能投放资源在内地以协助香港人或香港企业在内地发展，这样能够做到的事情相对就少很多了。
社会上也有反对势力在抗拒，他们从根本原则上反对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认为这样不但令香港高度自治不保，还可能引入内地和中央的影响力，导致香港在政治、经济上受制于中央、内地。反对派阵营中有一帮人经常想搞本土分裂主义，在经济上肯定是想尽可能地与内地切割。
除了政治顾虑，香港社会上也有一些反对声音，两地融合导致部分港人利益受损。比如：内地大批企业来港上市，挤压了本地一些企业的融资空间；有一些行业受到来自内地的竞争，如内地地产商来港发展，冲击了香港地产商的利益；有一些人才觉得受到内地人才的挑战；内地同胞来港旅游，与本地人冲突增加，有一些地方的居民觉得生活受到影响……很多事情导致一些港人对两地经济融合产生抗拒感。
而香港这十几年来饱受政治斗争摧残，尤其在过去几年受到各种各样的动乱冲击，政府疲于奔命去处理这些政治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落实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拿大湾区举例，广东、澳门比香港积极很多，光是建港珠澳大桥，别人都建好了，我们还没有完成。
坦白说，大家都知道在西方不断打压香港、香港不能再依靠西方的背景下，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避免不等于他们就会踊跃接受，肯定还有很多犹疑在的，这样就不能全心全意去做好相关工作。
观察者网：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内地的支持。我在采访其他香港人士的时候，他们也都提议希望内地能提供更多优惠政策。不过如今，尤其是旁观修例风波后，很多内地网民有个疑问，当下的香港能为内地带来什么？
刘兆佳：香港对国家的价值，中央政府看到的比内地不少人看到的要高很多，因为中央是从长远、宏观的角度出发，考虑国家发展的需要和世界大势的变化。这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央为什么要在香港搞“一国两制”。
因为中国正自己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西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仍是相当重要的产生新科技、推出新管理模式、输出资金及为中国产品提供市场的地方。换而言之，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中国要与西方阵营共存，你不可以消灭我，我也不可以消灭你。西方有些人侈谈与中国“脱钩”，其实不切实际。
中西之间的制度差异确实妨碍了彼此间的合作，而香港可以作为中西方接触的桥梁，让大家通过香港接触到对方，进而利用对方带来的发展机会。譬如人民币国际化、数字人民币的推进（跨境支付）、内地企业走出去、中企的融资问题、香港发挥国际仲裁中心作用等等，香港在这些方面扮演了内地任何大城市都扮演不了的角色。
具体举例，比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内地再怎么搞，也不会像香港这般资金自由出入，是不是？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可以帮助中央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逐步积累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知识，特别是监管和风险管理的知识。再比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摘牌”，这些企业如果要继续在全世界进行融资活动，香港可以提供一个很便利的市场。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弥补内地的不足，抵消西方对中国所施加的制裁的影响。当然，香港能为国家提供的服务种类，会随着香港本身受到西方的打压而有所减少。
总而言之，虽然长远来看，随着内地市场不断改革、香港同时也加强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角色，香港和内地在“两制”层面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不过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香港代表一种仍与西方接轨的独特制度，仍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一些内地其他大城市所不能提供的服务和作用。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未来香港与国家战略发展衔接时要多注意哪些问题？
刘兆佳：香港要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府的经济思维及管治模式都要出现某些改变，比如要进行长远的经济规划工作，一些执行方式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香港要与内地接轨，而接轨不是说要一模一样，但起码要拉近距离，方便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物流的流动。为此，政府需要在法律、政策、规则等方面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提供一些诱因，让香港的企业、个人参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
香港政府也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因为香港要参与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就更加要争取到其他国家对香港的支持；香港想更好地发挥外资进入内地市场的桥梁作用，也牵涉到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谈判。这些都是很繁重、很巨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