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在上述议题中遭到西方媒体的歪曲和诋毁，柯文思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噩梦中的场景被展现出来，美国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它已经不再占据显著的地位，必须要给新崛起的人让位。”
新冠疫情是给全世界的一场大考，也让中国抗疫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在报道中国抗疫的过程中，西方媒体中也充斥着大量的质疑与抹黑。在中国早已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今天，回望一年前，中外学者和专业人士又会有什么感悟？
3月20日下午，多名中国学者和来自英美等国的导演、作家齐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聚焦“中外媒体视角下的武汉抗疫”。其中，有即将推出武汉疫情纪录片的两届奥斯卡奖得主柯文思（Malcolm Clarke），也有《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观察者网应邀参加此次论坛。
3月20日，中外学者、专业人士聚焦“中外媒体视角下的武汉抗疫” 图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下同）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在发言时指出，回看武汉在去年1月23日“封城”，当时这一措施受到国外媒体广泛质疑，但实际上中国是在给全世界提供一个警告：疫情来了，大家都要防卫。
王绍光表示，武汉“封城”时，欧盟27国只通报确诊了2例，按说当时采取措施控制疫情是比较有利的，但从那以后，欧盟经历了四波疫情，整个过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而且还有反弹的迹象，并且已经超过了15个月，“这和中国湖北武汉在两个月内搞定是不一样的。”
王绍光
王绍光认为，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权利，以生命权作为衡量抗疫表现的最重要指标，欧盟和美国总人口约中国的一半，但是死亡逾100万人，“欧美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体系，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医疗体系出了问题，而是治理体系出了问题。”
他总结中国抗疫时以16字概括“高效决策、国家能力、同心抗疫、科技助力”。
正如王绍光所言，中国曾向全球发出警告。但那时，某些西方国家政要和媒体不但忽略疫情的危险性，还将中国积极抗疫的举措与所谓“侵犯人权”挂钩。
在美国，当新冠疫情开始走向失控，时任总统特朗普为推卸自己工作失职，无底线地在病毒名称上大做文章，试图污名化中国。
“美国害怕的事发生了”
生于英国的两届奥斯卡奖得主，著名导演、编剧柯文思曾执导过讲述中美关系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也曾把镜头对准“修例风波”中的香港。去年初，柯文思带着摄制组深入武汉，记录下中国如何应对新冠这一“致命的敌人”。据悉该纪录片预计最快将于今年上映。
在3月20日的论坛上，柯文思谈及中国在上述议题中遭到西方媒体的歪曲和诋毁，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噩梦中的场景被展现出来，美国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它已经不再占据显著的地位，必须要给新崛起的人让位”，尤其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他们一直把中国作为一种威胁。
柯文思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疫情可以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但是在由白宫所主导的高度政治化的世界里，他们都已经拔刀相向了……中国被当成了国际社会的替罪羊。”
另一方面，柯文思也认为，中国是有巨大贡献的非凡国家，积累了很多知识，“但是从历史上来讲，他们的知识没有和外界进行分享。对于西方媒体来说，他们总是会做出这样的推演，说中国一定是隐藏了什么东西。”
谈及中国要如何与西方媒体打交道，柯文思认为，中国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且要有决断性地采取行动，面对西方的压力也不要害怕，因为中国有很多事情是值得引以为豪的。
在他看来，一些偏见依然会维持下去，但中国可以在教育、在开放方面开展大量的工作，让世界的人们到中国来，报道中国取得的成就。
“中国的故事很重要”
《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来自美国，90年代就与中国结缘。2020年，何伟选择再次回到中国教书时，恰逢新冠疫情爆发。同年8月，他在《纽约客》发表了《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一文，对中国抗疫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府基层执行力予以了肯定，但行文中也有他个人对中国体制与社会治理的误解与偏见。
在3月20日的论坛上，何伟分享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心路历程。他表示，在很多国家当中，只有中国成功控制了疫情，而且生活也恢复了正常，中国的控制有益于中国的老百姓，也有益于别的国家。
何伟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早期犯过错，但中国的故事非常重要，因为这表明我们及时调整政策并不为时过晚……局面是可能被扭转的。”何伟说。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希望去年夏天有更多的美国人可以理解中国的故事，我希望他们调整了自己的方法……他们本可以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何伟回忆起，当时他正采访美国的流行病学专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和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认为中国的（封城）策略会失败。但中国政府相信，他们拥有必要的资源来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可以依靠地方官员和普通公民的努力。”
在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看来，武汉抗疫是全中国抗疫的一个缩影，也是全球抗疫的重要组成部分。
程曼丽指出，从传播学角度来说，疫情中的传播应该是一种科学的传播，传播的目的也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于疫情和传染病认知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任何基于非理性、非科学框架的话语设置和行为……把疫情政治化，都对人类共同抗疫形成干扰，带来恶劣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