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如约亮相。对于6.7%的GDP增速，市场给出了“超乎预期”的正面评价，然而，想了解这份成绩单更多的秘密，人们还要等到这个月底——届时各地经济“一季报”将会陆续出炉。在冰火两重天的大图景之下，谁来领跑中国经济，答案会出乎意料之外吗？
作一个超前的预测并不困难，但悬念依然存在。去年这个时候，重庆曾以10.7%的一季度GDP增速领跑全国，当时没人可以笃定，这一年结束时重庆的全年GDP实际增速能达到11.0%——比全国高4.1个百分点，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继续蝉联第一。进入2016年，预期依旧难测，全国有17个省份调低了GDP增速目标，而包括重庆在内的西部三地却仍将目标定在两位数。显而易见的是，回暖虽有迹象，但中国经济仍处阴霾，立下这样的“军令状”是需要勇气的。那么，“领跑者们”凭什么？
考虑到经济体量的差别，在这些领跑者中，重庆或许是一个值得深究的样本。作为中国唯一一个西部直辖市，重庆在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上并没有什么优势，相反在运输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可能是一种劣势。但正是这种劣势让重庆选择规避以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为主的产业结构，比如当下深陷“去产能”泥沼的钢铁业和煤炭业，转而以附加值较高的汽车行业和电子行业为经济“双引擎”，并坚持至今。如果说这体现了地方主政者的远见，那么这种远见也是建立在对市场的尊重的基础之上。
供求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简单来说，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会下降，企业会相应削减投资，此时产能也会相应降低，这是市场出清的过程。但如果产能并未降低，反而一路逆势飙升，这并不能证明是市场出了问题，问题可能在两个方面：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政府干预之手过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仔细观察中国那些在产能过剩的漩涡里挣扎的行业，很容易发现地方政府在政绩导向下频频出手的迹象。从各地煤炭整合后的国进民退、做大做强，到全国钢铁业的“反调控”、违规上产能现象，政府之手干预得越深，市场自发调节的时间来得也越晚；而一旦到来，引发的风险和震荡也愈发难以承受。
回到重庆的案例，一个民间流传的版本似乎可以佐证这座城市对风险的警惕。前几年光伏电池最火爆时，这个兼具高科技和节能环保双重光环的行业风靡全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均将其列为当地支柱产业，以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建立各种新能源产业基地。就在各地多晶硅生产开始出现过剩迹象时，据说有好几个大型企业打算在重庆上马光伏项目，都被当地政府压下了。随后不久，行业遭遇寒冬，不少地区的龙头企业甚至陷入破产境地，而重庆幸运地躲过一劫。
对市场的尊重不仅仅是通过认识规律来避免风险，市场的另一个永恒主题是创新。如果我们从这个维度来观察“经济领跑者们”，会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基层创新的影子。比如在2015年底被明确写入中央农村改革文件里的“地票”制，就源于重庆、成都等地区多年的制度创新。这项承载着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和耕地保护三重“探路者(18.180, -0.74, -3.91%)”角色的改革，尽管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为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开辟了一个制度通道，是用市场之手实现农村、城市、企业等多方共赢的一种有益探索。
一些研究人士认为，重庆地票制“不单纯以拍卖价格优先”的机制设计，实施至今看得见的后果是，房价保持了数年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起大落。鉴于保障房在抑制当地房价中的作用，这个结论不免武断，但如果我们从一个城市经济的竞争力角度来看，较低的物业成本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通过地方的制度创新间接地降低经济运行成本，这也正是当下政府体制改革希望实现的目标所在。
尊重市场，由此划定政府行为的边界，是地方治理的一种进步。因此，包括重庆在内的一些地区，之所以成为经济领跑者，虽有其偶然因素，也是一种必然。从这些“领跑”队员身上能学到什么，取决于地方主政者对市场的理解程度，更取决于运用这种理解去实施治理时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