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光一辈子从事经济工作，参与创办了华润并担任第一任董事长，解放后又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一生清贫，几乎没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的艰苦创业精神却影响了许多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带领中华民族摆脱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落后局面，走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个世纪的回望，可以凝炼出许多思想结晶，可以总结出许多规律认识。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回望过去，企业家始终是党建设现代化国家一支重要的生力军。100年来，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党的感召、引领、激励、扶持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企业家精神，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贡献了重要力量，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崛起，展现了一个大国的经济实力。
《中国企业家》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建党100周年百名企业家的故事”系列报道，再现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中企业家的独特风采，吹响启航新征程的嘹亮号角。
1956年，钱之光陪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接见纺织工业先进工作者。
1948年8月，一行人设法从大连去往香港。如果没有意外，他们的航线需从黄海经东海到达香港。但此时中国大陆沿线海域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他们不得不经丹东、到平壤，通过中共驻朝鲜办事处接洽位于朝鲜东北角的罗津港，租用苏联轮船“波德瓦尔号”，经日本海与朝鲜海峡南下。
为了打通这条漫长的贸易通道，他们酝酿了一年半之久。
行动负责人是钱之光。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活跃于经济一线，负责贸易、采购物资等工作。他常常乔装打扮成商人，为革命事业做掩护，也常常为了筹集物资，与商人周旋，是早期革命队伍中为数不多懂经济工作的领导之一。
也是这个原因，他参与了国家对外贸易窗口公司华润集团的创办，并担任第一任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主导建立起新中国纺织工业制造体系，参与创办诸多行业公司。
从大连到香港：华润的“简老板”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从1947年2月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开始，中央六次致电钱之光，希望他到香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主持海外及内经营，为前线战士筹集物资。
在上海办事处工作的钱之光，被国民党特务盯梢，不得不随组织转移到延安，大家一同经历了胡宗南对延安的轰炸与自长征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大转移。一批货物需从上海运到烟台，钱之光决定从烟台去港。但经过三个月艰难跋涉到达烟台后，国民党军队发起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接下来三个月时间，山东局势紧张，烟台海面被封，钱之光不得不先行去往大连。
大连虽没解放，但形势逐步对我方有利。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钱之光脑海里成型：在大连留下来成立中华贸易公司，将东北的土特产猪鬃、大豆、中药、人参等售往香港，并从香港购入内地急需的物资。
派人试航一次后，钱之光决定在第二次航行中去往香港。这是一次惊险的航行，国民党军舰随时出现，虽有苏联轮船的掩护，他们还是事先商量好各自身份，并更改称呼和姓名；轮船经过台湾海峡时，巨大的擎天水柱在龙卷风的裹挟下向他们袭来，幸好船长有经验，及时转变航向，化险为夷。轮船到达香港后，为了躲避香港缉私快艇的巡逻，钱之光乔装打扮为轮船锅炉工，全身抹满煤灰，即使熟人见了也很难认出。
他们利用特制的马甲，带着从东北带来的巨额资金，与中共早期在香港成立的贸易组织“联和行”会合，共同组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属企业华润。取“中华”“润之”之意，寓意华润是我党设立的贸易机构。
“联和行”是1938年中共在香港成立的，以贸易作掩护，从事物资筹集与运送民主人士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资本注入，在香港做不开生意，公司规模较小，只有杨廉安、黄美娴夫妇以及若干练习生。直到解放战争期间，中央从上海、烟台、大连等地派遣的人员、物资、资金到达后，规模才逐步扩大。
钱之光把华润“写字间”设在香港中心地段皇后大道中段毕打街“毕打行”，这是一座装修华美的欧陆风格高端写字楼。与他共事过的朋友称，钱之光是经济大家，办事业一贯舍得下大本钱，很重视企业形象。租下毕打行六层几个大写字间，可以在香港这个市场经济环境中提升企业形象。
华润成立后，中央任命钱之光为董事长。由于不能公开身份，他以“简老板”身份对外，与同事们一同租住，吃饭用度都很简单，工资也只有香港普通工薪阶层的一半甚至更少。他的自律和清廉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前线正在打仗，我们要吃苦。”
华润成立时的注册资金为500万港元。次年3月，中央又将中共在国统区的秘密经济组织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广大华行向其注资500万港元。合并后的华润公司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为开展大宗进出口贸易奠定了基础。
据《钱之光传》记载，华润公司创立后一年多，就已有足够资金实力和货源组织能力，向老牌英商怡和公司出售大批量的大豆，从埃及、巴基斯坦进口棉花，从泰国进口大米，从新加坡、马来亚等东南亚国家进口橡胶。1950年这一年，公司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5000万美元。而1950年整个香港的进出口总额也不过13亿美元，华润公司在其中所占份额达到4%左右。
相距2500公里的大连与香港间的贸易路线终于打通，悬挂苏联国旗的“阿尔丹号”和“波德瓦尔号”交替往来，衣服、药品、装备等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前线。
1948年8月初，正当钱之光启程南下，即将由朝鲜登轮时，周恩来发给他一封急电,追加了一项使命，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
随着大连到香港航线的打通，双方往来货物的增多，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以及安全地将民主人士运送回解放区，华润成立后不久用30万美元购买一艘3000吨英国货轮。因为许多船务工作需要处理，他们单独成立了“华夏轮船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摇篮。
从浙江到重庆：八路军的办事处处长
钱之光1900年出生于浙江诸暨，小时候已经显露出一定的经商天赋。他经常在家里的酒铺帮忙，也是当地第一位想到将自家和亲戚朋友家的蚕丝收集起来，卖向杭州、上海、苏州等大城市的人。
钱之光入党时正是“四一二”白色恐怖期间，浙江地下党暴露后，钱之光来到上海。考虑到钱之光对丝绸行业熟悉，组织把一家正在筹建中的丝绸厂交给他运营，作为中央联络点。此后，钱之光的革命工作，便一直与经济工作密不可分。
在上海期间，他还帮助妹夫毛泽民承建了一家秘密印刷厂。为了做好保密工作，印刷厂几次搬迁，每次都需要在印刷厂之外设立其他商号作掩护，从绸布庄到烟纸杂货铺、二房东、洗衣房，而钱之光就是这些商号的老板，一方面负责店铺经营，另一方面为印刷厂作掩护。
1933年春夏之交，钱之光启程前往中央苏区。红军要打仗、根据地要扩展，而敌人还在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筹备成立对外贸易总局，任命钱之光为局长。
为了采购大量物资，他们采用了不少富有传奇色彩的“特殊”手段。一种是“抢货”，即我方贸易人员按照双方约定的地点，在白区商人经过时，向天鸣枪，制造抢货的假象，对方伪装成弃货而逃，这样做，商人回到白区的风险小，可以免除接济共军的罪名。还有一种方法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打入敌人内部，开辟“秘密贸易通道”。比如赣州几家商号与当地驻军头目有密切关系，钱之光抓住驻军头目牟取暴利的心理，提议与这些商号一起把买卖做大，驻军头目怕出问题，干脆打着军运旗号押送物资。各地贸易分局和采办处，都或多或少建立了这类秘密贸易机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钱之光以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身份，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办事处随局势发展从南京、武汉撤退到重庆。1939年初，重庆办事处成立，主要负责领取军饷、弹药、通讯、卫生器材；报送战报和敌军动态；向延安运送物资和接送干部。
来自香港“联和行”的物资，正是通过钱之光运往各地。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停发军饷，除了通过国际援助与爱国人士的捐款捐物，办事处还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解放战争爆发后，钱之光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工作的干部，被周恩来总理派往香港，参与创办华润。1949年4月，钱之光乘“东方勇士号”，满载着一船棉花离开香港，直航天津来到北平。
此时，钱之光已经人到中年，在千锤百炼中，练就一副从容不迫、随机应变的本领。回到北平后不久，钱之光与陈云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员，解决了上海等城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经济问题，赢得了民族资本家和群众的信任。
从前宅胡同到东长安街12号：
纺织部的副部长
前宅胡同钱之光居住过的房间
故宫博物院西侧，一条叫做北长街的小路两旁，坐落着一套套灰色四合院。院子旁边的树木连成排，枝枝丫丫像蓬松的棉花糖延伸到蔚蓝色天空，在冬日暖阳的映衬下，院子与树木交相呼应，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感。
60多米长的前宅胡同里，60年前住满了住户。傍晚时分，小孩子们在胡同里玩耍时，偶尔会看到“钱爷爷”下班回家。这是个精神矍铄的老先生，个子不高，体型偏瘦，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精明又和善。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钱之光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曾山由于在上海主持华东财委工作，一直没有赴任，纺织工业部的具体工作实际上由钱之光负责。
从那时开始，到1981年担任国务院顾问，长达32年的时间里，“钱爷爷”每天从前宅胡同的小院里走出，上长安街，过天安门，经人民英雄纪念碑，来到位于东长安街12号的纺织部旧址，为纺织行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1965年，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原副主任、时任纺织部办公厅主任林乃基从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纺织部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为部里为数不多的年轻小伙子，在造反派夺权、群众上访，冲击政府机关那段时间，负责照顾钱之光的安全。那时候钱老有家不能回，两人一起在纺织部睡了三个晚上。钱老离开工作岗位后，作为办公厅主任，林乃基奔走于前宅胡同和北京医院，对钱老居家和住院治疗悉心照料。
林乃基出身纺织世家，长期在钱老领导下工作。他把钱之光比作“现代张謇”，称其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投身政治，办实业，办教育，少有人能出其右。
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党和政府的主要经济任务。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叶志民介绍，钱之光的主要贡献有三方面：一是解决原料问题。早期通过种棉花，后来通过建立四大化纤基地，补充天然纤维的不足，最终在1983年促成布票的取消。二是解决设备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纺织行业用的是民族资本家留下来的、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进口的设备。为了提高产量、产能，他们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出生产设备。三是在教育方面。钱之光主导建成了中国纺织行业的教育体系。
叶志民说，纺织行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工业的母亲行业，不仅可以解决老百姓的穿衣、就业问题，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创外汇最多的行业。正是利用这些外汇，引进国外技术、设备，为新中国各行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经济格局调整、中国企业从规模优势向技术优势转变的关键时期，我们更有理由发扬钱之光艰苦创业、奋进不止的精神，以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主动权。”叶志民说。
在解决纺织业原料问题的过程中，钱之光成为中国化纤工业的开拓者。他们用一二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走完的道路。
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石化创始人、担任过钱之光秘书的陈锦华先生在纪念文章中称，“为了研究化纤新设备的试车情况，（钱之光）亲自到工厂蹲点，深夜留在车间里现场观察，检验试验数据。他心中想的、眼里看的、手中算的，都是有关化学纤维工业的种种问题。他的这种深入实际、认真负责、求知创业的精神，教育和影响了我国化纤工业的整整一代创业者和广大职工。”
钱之光在纺织部的这段时间，虽然是官员身份，但做了许多企业家的事情。期间，钱之光参与创办的企业不计其数，包括：“一五”时期，以山西经纬纺机厂、郑州纺机厂、天津纺机厂、上海二纺机等十几个骨干企业为主的纺机制造企业；国家提出“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并举”方针后，创办的近十个大中型粘胶纤维厂、十来个维尼纶厂以及中国四大石油化工基地——上海石化、辽阳石化、天津石化厂和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规划部署的江苏仪征化纤。
正是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纺织和化纤工业的强大基础。在林乃基为纪念钱之光诞辰95周年编纂的文集中称：与之相比，钱之光在香港创办华润公司的成功实践，仅是牛刀小试而已。曾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这样称赞钱之光：个子不高，胆子不小。
从过去到未来：本色不变的共产党人
钱之光的前妻边爱莲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计，皖南事变发生后，她把撤退名额让给一位已经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自己坚守在原工作岗位，后被组织疏散到重庆一家医院后，感染猩红热去世。
钱之光后来的夫人刘昂是蔡和森、蔡畅的外甥女，前妻边爱莲去世3年后，两人结为夫妻。新中国成立后，刘昂长期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后任农机部办公厅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钱之光去世后，夫人刘昂遵照钱之光遗愿，捐出30万元，发起成立钱之光科技教育基金，用于支持行业发展，培养优秀人才。钱老生前领导并参与创办的六家央企——上海石化、仪征化纤、华润集团、辽阳石化、天津石化、四川维尼纶厂得知消息后积极赞助。出于对纺织行业的挚爱以及对钱老的敬佩，林乃基个人捐赠8000元。
钱之光夫妇与邓颖超合影
2020年12月，前宅胡同里，纺织之光基金会的同事在钱之光生活半生的小院帮忙搬家时发现：钱老生前如此清贫，一直用着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配给他们的带有编号的家具，有些已经十分破旧，粘着层层胶带继续使用。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1994年以来，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跃居世界首位；2019年，化纤产量跃居全球第一，纺织行业产业链完整、品种齐全。正是靠着钱之光时代打下的基础，2020年我国纺织强国的主要指标已经达成。
他简朴的生活与他卓越的贡献，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