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音、读者、故事会仍然三足鼎立的2003年，诞生过一篇上古爆款，叫做《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作者是70后，出生在农村，依靠助学贷款在上海读完硕士，找了份“年薪七八万的工作”。她说大学时的自己“不会乐器，不认识港台明星，没看过武侠小说，不知道什么是Walkman”。这是一篇寒门贵子话题开山级的作品，也是简中互联网最早的刷屏爆文。
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大都会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是一整代人的真实写照，而里面提到的那些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也恰到好处地戳到了庞大群体的隐痛，所以尽管有一些反驳观点出现，但读者们仍然对文章感同身受，不吝赞美。
在2003年，“寒门贵子”是个100%的励志词汇，但到了2020年，这个词却被一个充满戏谑的“做题家”所取代了。
做题家全称“小镇做题家”，多指出身低线城镇或者农村、通过题海战术杀入名校、坚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但毕业后在大城市却只能勉强立足的普通人。这个词来自豆瓣上一个“分享985/211失败学子”的小组，成员多达5万，早期多有自嘲和自黑的成分。
这么一个小圈子里流传的词汇，在2020年却彻底出圈。原因是两件“颜值改变命运”的热点事件，第一个是初中学历的杨超越落户上海，第二个是“没被九年义务教育摧残过”的藏族少年丁真荣膺家乡旅游大使。这两件事引发了“按脸分配”合理性的大讨论。
特殊人才的认定有争议很正常，但这次却有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叫做《“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的文章，用化解矛盾的姿势，把“做题家”这顶帽子扣在了对丁真稍有微词的人头上，对其冷嘲热讽，营造出一种“你们丑人多作怪”的既视感。
内卷青年们万万没想到，“做题家”这个用来自嘲的词汇，会被媒体拿来批判性使用。
这并非孤立现象。这两年屌丝、打工人、小丑这些自黑词汇，往往被人用作“身份标签”贴到某个群体身上。前有企业高管暗讽月薪5000吃不起西贝，后有地产千金在B站体验打工人生活，坦白讲即使在正宗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人敢这么调侃工人阶级。
而相比17年前《奋斗18年和你喝咖啡》刷屏时的氛围，这届年轻人似乎不怎么热衷奋斗、励志、逆袭这种“听起来就很累”的字眼了，转而喜欢躺平、丧、佛系这些不会带来压力的词汇。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对“做题”以及背后等若国本的高考体系也产生了怀疑。
为什么人们质疑“做题”？如何正确看待“做题”？社会欠年轻人们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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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做题的本质
在《喝咖啡》一文刷屏后不久，有一部电视剧也火遍了大江南北，那就是佟大为、马伊琍、文章等主演的《奋斗》。
《喝咖啡》和《奋斗》刷屏的2005年左右，恰好是80后婴儿潮一代刚进大学或者刚踏入社会的阶段，也正是年轻人对“励志”需求最旺盛的阶段。讽刺的是，《奋斗》意图宣扬的东西却跟剧情截然相反——主人公陆涛奋斗成功，最后靠的是地产富豪的亲生父亲。
这在之后成了很多国产剧的标准配置：以奋斗为名，展现不用奋斗的人的快乐。比如《北京爱情故事》里，陈思诚饰演的程峰家境殷实，抢了凤凰男的女友仍然可以被“道德豁免”；《欢乐颂》里，富二代小包总人见人爱，底层逆袭的魏谓却被刻画成猥琐大叔。
这种“我奋斗三年攒了5万，加上父母给的995万终于在上海买房了”的剧情，不能不让人感到讽刺和失落。
其实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十年，跟高考连在一块的还是“走出大山”这样的励志词汇。尽管当时“读书无用论”已经有些苗头，但那会的年轻人普遍认同读书改变命运。尽管有真有假，学生们普遍崇拜李开复、唐骏这种励志形象。
但随着2000年之后的M2猛增，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的不断上涨，个人奋斗的“折现值”在理想生活中的占比越来越低，这就导致了人们对“分数决定命运”的质疑，转而拥抱了现实中的规则——观众不喜欢有地产商爸爸的陆涛，但羡慕他，更想成为他。
无法解决更高层面不公的“应试做题”体系，真的就是一无是处吗？“素质教育”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其实在隔壁的日本，这种讨论早就存在。
2015年，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凭借对蓝光LED的研发贡献，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记者会上中村没讲半句获奖感言，反而把日本东亚的教育制度猛烈抨击了一番：他表示，自己心中理想的教育制度，应该是废除大学入学考试，以便让每个人都能去理想的大学。
中村出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一个小渔村，只考上了一所三流大学德岛大学，毕业后去了一个200人的小公司日亚化学。在默默工作14年之后，中村攻克了蓝光LED的技术难题，但讽刺的是，没有人相信一家小公司的无名之辈能解决IBM、日立和索尼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是和中村一起获奖的赤崎勇与天野浩。1990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中村两次向赤崎勇毛遂自荐，但后者完全不想搭理中村，场面搞得很尴尬。在中村的自传中，记录了很多类似的尴尬时刻，他在书中说，“愤怒是我全部的动力”。
从中村的经历看，文凭显然是他最大的绊脚石，他对应试教育的愤怒情有可原。在日后的演讲中，中村把东亚的教育制度概括为“普鲁士教育体系和儒家科举制度的复合体”——分门别类的课程，井然有序的管理，高度统一的考核。总结下来就是两个字：做题。
在当时，普鲁士模式用最经济的办法实现了教育的普及，为工业化提供了人才，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让德国迅速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德国人的初衷绝非“素质教育全面发展”，而是用考试选出人才。相比创造力，政府更在意人才的学习能力与可塑性，以便支持蓬勃发展中的各个工业部门。
换句话说，“做题”教育的本质不是培养，而是选拔。它用考试和分数筛选出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允诺他们丰厚的回报，去勾勒国家发展的蓝图。
在地少人多的东亚，普鲁士模式契合了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追赶期对效率的疯狂追求。高考选拔出的毕业生如过江之鲫，迎接他们的是工业化的宏伟蓝图与顶层设计：在日本，是通产省的官僚；在韩国，是财阀与朴正熙模式；在中国，是五年计划。
英国学者埃尔文·杨（Alwyn Young）曾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整体要素生产力和拉美国家差不多，但两者的经济增长却云泥之别。他的结论是，四小龙的奇迹是批量生产的技术人才，加上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结合的成果[12]。
用选拔代替培养的普鲁士模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但重要的是：它用一种尽可能公平并且普适的方式，让汗水得以取代财富和裙带，成为选拔的唯一准绳。
但这种机制显然不乏质疑者。过去二十年里，“不能让一张试卷决定人生”的呼声此起彼伏，挑战者也不在少数：有用双色笔答题，在试卷上抨击高考制度的河南考生蒋多多；有四门科目0分的湖南考生陈圣章；有在试卷上抒写“教育宣言”的安徽考生徐孟南。
多年过去，觉得“早生或晚生一百年都是人才”的陈圣章开始反思自己“当年想的太简单”；换了十几份工作的徐孟南，在2018年参加当年的高等职业院校分类考试，最终考入省内的一所大专；同一年，曾经认为“数学学到初二就够了”的韩寒在退学18年后写道：“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你们不要学我。”
通道：珍稀的筹码
出生在一线城市、靠写作能养活自己的韩寒是有资本来挥霍青春的，但换一个十八线的底层青年呢？
菲茨杰拉德有句名言：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论足的时候，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做不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是做题家的错，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从一开始就困于生计，能够踏进一所离乡万里的大学，就是一件已经很不容易的事了。
2017年，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接受采访时的一席话，再度开启了“寒门贵子”大讨论：“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在教育资源上享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
跟那些不负责任地“劝说”年轻人放弃做题、敌视做题、否定做题的人相比，熊轩昂这番话是有良心的。
阶层跃迁有人靠氪，有人靠命，也有人靠肝，这是出人头地的不同路径。丁真和杨超越或许不够说服力，可秀兰·邓波儿六岁就会演戏，有人生下来就浑身艺术细胞，不用熏陶就有音乐灵感，就会填词作曲。在这个世界上，总有普通人十年寒窗也竞争不着的人。
所以那些有资源有门路的人可以肆意嘲讽“做题家”，没背景没捷径的普通人这样做就只能是蠢了。网易做过一次“人生十大憾事”调查，“未能考入好大学”力压“错过初恋”位列第一，也许是因为很多人走向社会才发现，高考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平的予取予求。
“通过教育可以大概率改变命运和阶层这个窗口期的时间不会很长，可能也就几代人……趁现在，大家都尼玛自然吸气，别人至多有些山寨改装，你赶紧多吸几口，让自己排量大一些吧。”说这话的是高中退学浪迹社会多年的韩寒，不像说教，反而让人感觉更贴近真相。
更能印证这个观点的是：那些试图绕开“做题=选拔”的尝试，似乎都不怎么成功。
2003年，教育部赋予了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5%的自主招生权，希望各大高校依据发展特色招收有特长的学生，享受高考降分优惠。在“减负令”频出的那些年，教育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出发点很好的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无一例外的“走了一些弯路”。
自主招生开闸十年后，人大成为中央巡视组在第一轮巡视中唯一进驻的高校，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被带走“协助调查”。巡视组在反馈中说，人大“在惩防体系建设，特别是自主招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之后，蔡荣生因受贿2230余万元被法院判刑。
在争议声中试点了17年，自主招生政策最终被更加强调成绩与公平的强基计划取代。同一时期，人们虽然对“做题”中的“题”不断挑剔，但素质教育的呼声在近些年几乎是偃旗息鼓，甚至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而维护高考乃至中国应试教育的声浪反而越来越大。
人们对社会其他领域的裙带与寻租或许能够容忍，但对高考纯粹性的捍卫却愈发激烈。中国式应试教育绝非完美，英美教育制度也不乏优点，但对这个国家最普遍的个体来说，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拓宽视野，不是结交名流，不是跻身精英，而是逃离贫穷。
做题依然是他们手里唯一的筹码。
信仰：主动和被动
中国教育版图上三个代表性的坐标是——海淀黄庄、河北衡水、安徽毛坦厂。
黄庄是一线中产阶级教育军备竞赛的产物，衡水中学则是二三线城市通过掐尖生源打造的教育机器；但如果没有海淀妈妈的财富，也没有报名衡中的资格，那么毛坦厂中学，便是平民家庭最后的庇护所。
《舌尖上的中国2》曾造访人口不到4万的毛坦厂镇，记录了学生们每天仅有的10分钟午饭时间。为了考上大学，学生的作息时间被严格规定：6点半早自习，8:05上课，12点下课。10分钟吃完午饭，2点上课，5:10下课，5:50晚自习，10:50结束。
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2012年
小镇的经济支柱除了租房，就是信仰产业，安踏的鞋子，状元店，算命摊，任何背景的神明都能找到容身之处。高考当天，女生必须坐在第一辆车，否则男生会将大家“难住”；属马的学生必须乘坐第一辆车，这样才能“马到成功”[13]。学校旁边那棵被称为神树的百年柳树下，香灰常常堆有一米多高。
对这个盛产做题家的地方，舆论的批评不绝于耳，其中属“泯灭人性”、“扭曲教育”、“压抑个性”的呼声最高。但90%以上的本科率和50%以上的一本率，依然让众多家长趋之若鹜。毕竟，对于只有一条路可走的人生来说，纠结路障是没有意义的。
刚刚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的张桂梅老师曾经这样对记者说道：“女孩子受教育，她可以改变三代人……如果她有文化，她会把孩子丢掉？生了姑娘就丢？她不会的。” 而对于做题，她更是直言不讳道：“……人家说做题对孩子不好，我们没办法。”
所以更极端一点说：对广袤的中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信仰“做题”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尾声：公平的代价
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不付出代价的公平，“做题”背后的教育选拔机制也不例外。
这套体系常被诟病的一点就是教育产业化带来的负担加重——从1999年到2015年，全国教育学杂费收入增长了11.7倍，同期GDP增长只有8倍。教育机构和培训班更是遍地开花，从幼儿园到公务员考试一应俱全。中国父母在教育上的投入，足以拉动内需。
美国学者Lester Thurow在《教育与社会政策》中，将教育投资总结为一种“防卫性支出”：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增加，仅是为了保护住目前的收入状况，他们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这么做。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群体越庞大，这种防卫性支出就越必不可少。
抱怨也好，焦虑也罢，核心问题是：要维持这套自下而上的通道，我们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2010年，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报道，题为《读书输掉命运：甘肃会宁的疯狂教育样本》。故事发生的地点在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地甘肃会宁，时年63岁的王清源以6万元的债务为代价，培养出了三名大学生，结果小儿子王卓大学毕业半年仍濒临失业，银行不留情面地将王清源列入信用黑名单。
为了供子女上大学，王清源一家不得不把每月消费压在100元以下，他的妻子也因为头痛，”怕到大医院花钱”而病逝。接受采访时，王清源说，“既然走到这一步，不把孩子们供出来，老伴就枉死了[14]。”
在这个缺矿、缺煤、缺水甚至缺风的边陲小城，政府把每年50％以上的财政支出，义无反顾地投向校舍与教师队伍建设。在中央财政对西部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教育支出挤占了会宁其他领域的发展血液，工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当地一位教育部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除了教育，这里没有出路[14]。”
中国人对高考的信仰，有对其公平性的执着，也有对其“改变命运”属性的憧憬。它的出现改变了国家精英的产生与权力的分配，改变了个体理解自身命运与社会处境的方式。高考恢复的四十多年里，它脆弱的公平一直被小心翼翼的维护着，但更大层面的落差与不公，却在放大。
无论是全面蔓延的财富焦虑，还是先富人群的凡尔赛式炫耀，996和福报的无奈戏谑，都是这种不公的体现。更可怕的是，还有更多的人，在这个混乱嘈杂的互联网时代里，正经历着残忍的消音。这不是教育的问题，也不是教育部能解决的问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曾是整个社会的活力源泉。但人才规模的迅速膨胀与资源分配的不均，已经开始动摇长久以来“读书改变命运”的信仰。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正视问题，而不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让寒门出身的做题家“适应更加立体的社会评判体系”。
对做题家的嘲笑和否定，是一种背叛。要知道，那些依然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都是这个国家最常见的面孔；那些把毛坦厂中学的柳树当作神树祭拜的，都是并不富裕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