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系列专栏之⑦
出品：抱朴艺文工作室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情形严峻，没有程化鹏，就不会有万里茶路对蒙俄出口贸易。”
——忻州市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峻峰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
上次提到晋商靠茶叶出口赚了上亿两白银，有人就指出那是清政府给了晋商垄断地位才让他们轻松赚钱。大错特错！清政府对晋商各种限制，严格限制种类和数量，禁止他们选择成本更低的海运；对晋商征收多达60多种的苛捐杂税，还有贪官污吏们的层层盘剥……晋商在内外夹攻的环境下，仍取得了「财通欧亚」、「汇通天下」的巨大成功，靠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魄力和高效运转模式。本文将选择晋商中一个代表人物程化鹏为切入点，介绍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冒险请命打开晋商贸易新通道
程化鹏是山西忻州人，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少年时期就离开家乡远赴归化（今呼和浩特）学习经商。据说，他「颇具魄力」，善于分析商情，抓住商机。
程化鹏（1824-1892）
山西忻州人，在塞外经商50余载，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
咸丰初年（1851年），二十多岁的程化鹏就带着从内地收购的茶叶、棉布、绸缎、器皿等货物，深入西伯利亚，转售给俄国商人，获利颇丰。这一行为其实是极其冒险的，因为清政府不允许本国商人贩运货物进入俄罗斯经商赚钱，认为那样做「有辱国体」。
但与此同时，清政府却从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就允许俄罗斯商人来中国首都北京经商，而且还不向他们收税。只不过规定俄商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一次人数不得超过200人。
当程化鹏悄悄去到西伯利亚走私的时候，中俄两国已经在边境城市恰克图（位于今天的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建立了边贸市场。清廷对华商入恰克图贸易规定极严：
凡入市贸易者必须持有张家口衙门报理藩院颁发的「信票」，若无票入市，则视为走私，除没收其货物外还处以重罚。信票对货物的品种、数量、期限都有严格限制。
清政府颁发的信票
当时理藩院颁发的信票极其有限，一共只有五六十张，只准使用一次，用完就缴回，以旧换新，拿到新信票了，才能再进行下一单贸易。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商人：
他们没办法在江南、岭南等货物原产地根据当年收成情况进行最合理的采购，因为提前几个月申请下来的信票上已经把品种和数量限制死了；另外，晋商们万里迢迢从福建把茶叶等商品贩运到恰克图，水路、陆路跋涉一年时间，最终只能带20车的货物与俄商进行贸易，根本无法满足俄罗斯市场的巨大需求。
恰克图市场旧照
看到有钱也不能赚，商人们都很着急。尤其是后来才加入的山西茶商，根本就申请不到信票，无法进行合法外贸交易。于是就借口说要贩运货物去蒙古地区，到绥远将军署请领茶引，这种茶引只能销于内外蒙古和新疆，严禁出口。
但山西茶商以此名义将茶运至外蒙古后，再几经辗转周折，暗地里还是把茶叶转售给了俄国商人。这增加了许多的时间和路程，而且属于见不得光的「走私」行为。
当地的官吏并不赶尽杀绝，只是趁机对中国商人们敲诈勒索，也有特别狠的贪官污吏甚至会把商队的所有货、银全部扣下。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所以，信票制度严重限制了晋商的发展。
有一次，山西忻州的茶商又被官吏刁难，扣去近一半货物才放行。大家怨声载道却又毫无办法。商队里的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提出来，大家应该联合上书朝廷，请求直接和俄国人做生意。
这个年轻人就是程化鹏。但却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因为一个弄不好就要掉脑袋的。最终，商人们凑出了一笔路费，让程化鹏去替大伙请命去。
▲程化鹏故居，为清同治年间建筑，大门横额「履谦恒益」道出晋商生意之奥秘
一个二十多岁的普通商人，如何去到北京、通过哪种渠道、说服了哪个高官，替他把这份请愿书递送到了皇帝面前？现存任何资料都没有记载，只知道他在上书中详陈了中国茶叶出口的好处，也着重列举领取信票制度「病商业、损国课」的种种弊端，恳请朝廷放宽贸易规定，允许更多茶商赴恰克图与俄国人直接贸易；同时请求朝廷能明确规定税则。
清廷认为，程化鹏所奏，既可清除吏役对商民的勒索，安定商民情绪；又可增加国货输出，以利征收税款，增加政府收入。于是咸丰皇帝批曰：「准行。」
为嘉奖程化鹏上奏之功，清政府还特准其代发「四联信票」，命他在忻州财神庙内培训外差人员、教授蒙古和俄罗斯语言及礼仪。
忻州财神庙曾是晋商对外贸易的重要场所
从此，归化、多伦衙门（内蒙古多伦县）都可承办发放信票，且允许茶商在归化设立茶肆，将茶叶运至恰克图、塔尔巴哈台等处，与俄国人直接交易。于是山西茶商蜂拥而至。
程化鹏冒着身家性命的放手一搏，为晋商打开了新的贸易通道，华茶出口俄国的销售额和利润逐年增加，恰克图的山西商号也迅速翻倍，增至120多家。茶叶销售额亦逐年增加，由年输出额600万卢布增加到1000万卢布以上。程化鹏之举，为山西商人开辟了一大利源，大受山西商界赞赏，被誉为「商家领袖」。
整合茶叶经济产业链壮大规模
清人衷千在《茶事杂咏》中写道：「清初茶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
在万里茶道出现之前，中国国内并没有大规模的茶园。江南的农户在自己的田头屋后种植、采摘、加工茶叶，卖给茶行、茶馆。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质量，晋商群体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到福建地区，将茶叶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和资本运作一体打通。福建作为产茶大省，为了满足出口需求、生产更多的茶叶，曾经出现「苍岩铲为赤壤，清溪汛为黄流」的景象。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
——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一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
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日不见人烟，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辛酸的过程。然而晋商硬是蹚出了一条路。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占大清帝国对俄出口的94%。繁荣的茶叶贸易带动了许多产业的出现和增长。除了茶产业，与茶叶包装、运输相关的产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始于十七世纪、自清朝雍正时期到辛亥革命之间绵延260年，从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出发，途经闽、赣、湘、鄂、豫、晋、冀、蒙，贯通至中亚、俄罗斯和欧洲的国际商道，总长达一万多公里，被称作「万里茶道」或「万里商道」，俄罗斯人则称为「伟大的茶叶之路」。
万里茶道沿线城镇，都因茶叶贸易而空前发展和繁荣起来。
用如今的视角来看，晋商群体的出现，整合了茶叶经济的上下游产业链。打通了一条带动亚欧大陆的「万里商道」，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程化鹏故乡山西忻州的财神庙，有一张拍摄于1915年的老照片，显示在财神庙过殿，曾有一副「财通欧亚」的挂联，足见当时晋商的辉煌。
茶叶贸易所带来的结算问题，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那就是晋商的另一个传奇：「汇通天下」的票号。
▲如果说「汇通天下」的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发展。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这条路历经200余年，直至欧亚铁路的到来。
鸦片战争后俄商攻占晋商大后方
到19世纪60年代，上述局面有了逆转。第二次鸦片战争至同治初年，沙俄与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取得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天津诸海口通商特权及减免关税待遇。此后，俄国商人开始侵入我国内地进行商业活动。
《瑷珲条约》样本
俄商得到了在中国的产茶区直接采购和加工茶叶的特权，他们在湖北产茶区建立了茶厂，直接收购加工茶叶，制造砖茶。1863年，汉口出现第一家俄国砖茶厂，之后，俄商相继在福州、九江等地开设茶厂。俄商的茶厂采用了工业化机器压制砖茶，出品比晋商的手工砖茶更加价廉物美，抢了晋商们的生意。
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关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所以俄商贩茶业突飞猛进，从同治四年(1865)，到同治六年(1867)短短两年，茶量增长了5倍还多。
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既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后方茶叶基地与市场堡垒汉口又被俄商抢占。于是双方在茶叶产地面对面地展开竞争，中俄茶叶大战愈演愈烈。
山西茶商纷纷破产，勉强维持者也赔累不堪，延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恰克图的山西商行只剩4家苦苦支撑．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
搏命二次上书，晋商绝地反击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喊出了「打到俄国去」的口号。同治六年(1867)，程化鹏和余鹏云、孔广仇等山西茶商挺身而出，再次上书清政府，要求「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并奏请减轻山西茶商关税。
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贸已经衰败影响税收，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批准了程化鹏等人的请求，降低关税，由每票(约12000斤)50两减至25两，并下令取消一切浮费。
程化鹏等为山西茶商争得了重振旗鼓的机会，晋商得以迅速重返恰克图。
很快，退守归化的晋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商会的统一调动下，许许多多的驼队从张家口、龙盛庄、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朝着俄罗斯进发，气势极为壮观！似乎一夜之间中国人的店铺就撒遍了俄罗斯的东部和西伯利亚各地，其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晋商在向俄国进军的第一年（1869年），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交手第一回合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晋商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出一倍。
广东省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广东思普贡茗茶业有限公司·茗六福茶行创始人王蓝指出，一些现存的晋商老字号茶庄，就始创于晋商的这次复兴，例如同昌号，创始于同治7年（1868年）；福元昌，又称元昌号和宋云号，创于光绪初年（1875年）。这两家茶行均在云南易武设有茶厂，直接介入原料茶的种植和加工，其生产的普洱茶精品，曾远销海外。
百年福元昌内飞、内票
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制成的砖茶外观好，受到广泛欢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晋商又从英国购进烘干机设备，制造出了质量更好的砖茶。
俄商赖账、清廷逼捐，最终压垮晋商
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
然而，中国商人走的仍然是传统的陆路，从汉口用骡马车经河南穿太行山进入晋中，然后北上太原出雁门关分两路，一路经杀虎口前往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库伦（乌兰巴托），另一路经大同、河北到张家口、恰克图，出归化、张家口后的商路仍走传统的驼道。
在圣彼得堡经营茶叶的晋商
为了节省运费，晋商效仿俄国由汉口至天津段试行水路，再沿陆路抵达俄国，但清政府对这一计划百般阻挠，并要求对绕行海路的晋商，仍按照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关税。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军费猛增，加大了对各省的摊派，各省商民的「捐输」负担越来越重，山西商民捐银占到全国的37%。到了清朝末期，晋商总共捐出近200万两白银，元气大伤。
在俄罗斯开设茶庄的晋商
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运输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极为便捷，至此晋商的优势丧失殆尽。
为了保持这条商道，以「大盛魁」为首的商号实行了「赊销」的冒险方法，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双方规定：待俄商人茶叶售罄再行结账，届时俄商返还货款。俄商最后抵赖，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跨国官司，晋商最后落得个索债无望，钱货两空。
宣统元年，俄国单方面宣布对在俄的华商实行重税，这使对俄贸易的晋商陷入了绝境。晋商商号纷纷倒闭，晋商的「万里茶路」走向衰亡，晋商团体也随之衰落。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感叹说：「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