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加明教授
历史是今天的昨天，历史是明天的今天。
与其他城市人相比，我多了十几年“不一样”的乡村阅历；与其他乡村人相比，我多了几十年“不一样”的城市阅历。而我这十几年的乡村生活和上中小学的时间，恰好是中国从过去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急剧转变的关键阶段。
因此，将出生于1951年8月的我在1969年11月参军之前，曾经亲历、亲见和亲闻的一些雪泥鸿爪、吉光片羽的事情，作为特殊时代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写出来，这或许是个可以“从缩影观千秋”的历史视窗，也是以精神资产对社会的一点贡献和对故乡的一种纪念。
连神仙皇帝都奇怪的地方
“无寺不成村，无庙不成镇”，是山西省代县的显著特点之一。而地处滹沱河和峨河两河冲积三角洲的正下社，在历史上是闻名于关内与塞外的千年古村，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还有各种寺院、庙宇、神祠达14座之多。
正下社寺庙群，特别是普照寺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家寺院——五台山广宗寺(铜瓦殿)之下院，同峨口寺庙群、岩头寺庙群、庄子寺庙群、台怀寺庙群一样，均属于横跨代县、繁峙和五台三县的“百里寺庙带”的组成部分。我的看法，这条起始于汉唐时期沿峨河流域分布的“百里寺庙带”，是潜藏着多方面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中国历史文脉之一。
其中，耸立于正下社南大街村口外的魁星楼，则是比普照寺、紫竹林、财神庙、狐仙祠、二郎庙、奶奶庙、五道庙等更高的可俯瞰全村的古建筑。
在这座大约高10米多、长宽各3米多花岗岩砌筑的神庙顶端四柱、飞檐的青瓦厅内，雕塑着一尊高2米多的彩绘魁星像。但见他面目狰狞，青脸赤发，头上长两只角，一脚向后翘起，一脚踏着东海鳌鱼即所谓“独占鳌头”，左手端方砚，右手高举朱笔即所谓“魁星点状元”。无须多言，在中国几千年以“士、农、工、商”为排序的社会里，魁星爷想要下笔“点”的主要是读“四书五经”的知识人才。
正下社从古至今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不过，如若认真考察正下社历史，却可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在中国教育体系不发达的古代和近代是出知识分子少，但出技能人才多；在中国教育体系已发达的现代和当代是出知识分子多，但出技能人才少。
究其原因，诚如清朝康熙皇帝所言：“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雍正皇帝朱批：“山右（今山西）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这就是说，当时山西人的思想观念，连皇帝也奇怪，确实与其它地方“八股取士”的社会定位是大有区别的。
1956年隆冬的一个夜晚，时年5岁多的我，又依偎在母亲王琼身边听父亲郎茂德讲故事。
“我上次说到哪儿啦？”爹考问我。
我背书式回答：“您讲了民间传说正下社在周朝就建村了。起初，东下社、正下社、西下社和东滩上是一个村子，到元朝的时候方才分开的。”一听这话，娘轻拍我的小脑袋说：“儿子，记性不错嘛！”
坐在火炉前的父亲灌输道：“那好！今天就讲咱们家姓名和正下社各大姓吧。”凝视着泥炉口冒出的小火苗，他说：“代州郎氏家族的始祖叫郎彦明，是在元末明初从辽东辽阳府迁来山西的。到你爷爷郎锦悦是第19世，他们有锦秀、锦悦、锦德、锦耀、锦元5个亲兄弟。到你大爷郎茂功和我这一辈是第20世，但我们有7个堂兄弟。你哥哥郎嘉宏和你是第21世，是‘嘉’字辈，五服内兄弟有6个人，所以，你叫郎嘉明（后改‘郎加明’）。你明白了吗？”我点了点头。
窗户外的鹅毛大雪继续下着，炉火映红了他的脸庞。“正下社早先为乔、郎、武、赵四大姓，后来变成了柳、郎、铁三大姓。”
父亲喝了一口砖茶水，说：“咱们村共有1500来人口，大概400户左右。这三大望族，各有所长——姓柳的，出过很多中医，像柳傑便是山西省三大名医之一；姓郎的，出过很多商人，像你爷爷就是跑江南和漠北的；姓铁的，出过不少武将，像铁亮廷便是清朝亚元和武探花！另外，姓杨的，那是北宋杨家将的后代。还有，姓张的，姓陈的，姓乔的，都是出手艺人的家族……”
乡村史、家族史、城市史，都是国家史的一部分。对于父亲所讲述的正下社这些非常久远的事情，我当时似懂非懂，只是听故事而已。但是，平时听多了爹娘的这类“围炉夜话”，却在几十年后我研究晋商驼道和晋商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古语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以为，一个家族，有家族生理基因传承；一个地域，有地域文化基因传承。到了1973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我终于弄清楚：
历史上崇尚经世致用的正下社之所以比周边其它乡村经济富强，不仅仅是由于河川土地肥沃、水利系统发达和农民精耕细作，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出了众多的著名中医、杰出商人、文官武将、能工巧匠等人才，方能使过去的几十家商号、作坊和店铺有资金、有骨干进行运营。自然，这是后话。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繁盛，需要各行各业的竞争与合作。讲透了这个道理，恐怕连那位高高在上的魁星爷也奇怪了：“我怎么就只重视考八股文的人才，而忽视了另一半人才呢？即使是种田高手、车把式、养殖行家，他们也都是了不起的人才呀！”
外贸局来了珠算高手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中国农村的一年四季轮回。
代县民谚道：“一九二九，冻破碓臼；三九四九，门缝叫狗；五九六九，朝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又一九，犁牛遍地走。”1957年结束“九九又一九”之日，正巧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春风，因而令我印象极深。
从总体上看，具有“南北两山夹河川”地貌特征的代县和繁峙县，其南北两山的山区农村的天然条件是十分差的，属于贫困和苦寒地带。但是，从局部来看，其滹沱河以及支流峨河、霓河两岸村庄的自然环境却是良好的。特别是位于代县最东部与繁峙县最西部之间的正下社、东下社、西下社和东滩上，这4个溪泉密布、寺庙众多、物产丰饶的平原村庄，绝对堪与江南水乡的古村镇相媲美。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分这天的早晨，母亲王琼提上装有高粱面饸饹、土豆饼、酱菜、小米萝卜丝粥的陶瓷饭罐，牵着我的小手，去给在正下社村南的土地上劳动的父亲郎茂德送饭。
此时此刻的我家，作为已经败落的晋商世家之一，除了尚有一些祖宗遗留的铜驼铃、日晷、账簿、线装书、茶印版、戥子、火印等老物件，以及粗通文墨的父母亲很重视对子女的日常教育之外，基本与其他农民家庭并无二致。
当我们从南大街的魁星楼旁走出村庄，但见金色朝阳照耀下的田野里，地气升腾，薄雾氤氲，杨柳刚发新芽，到处人喊马嘶，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有用骡车运粪肥的，有用镢头刨地的，有用驴车送种子的，有执鞭赶牛、赶马犁地的，一派非常繁忙的集体春耕景象。
以木石材料制造机械，人畜作为动力，是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以金属材料制造机器，能源作为动力，是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
解放初期，中国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依旧极度落后，农民干活所使用的工具，还是木背架、扁担、箩筐、梿枷、钉耙、锄头、铁锹、耱、簸箕、竹搂筢、镰刀、铡刀、木杴、木桶、木斗、木升、竹尺、石臼、石夯、石硪、碌碡……因此，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被叫做“受苦”，终年劳累的农民被叫做“受苦人”。
在中国历史上，世人向来把南方视为“粒食区”（即水稻区），把北方视为“面食区”（即小麦区）。岂不知，在万里长城雁门关以南的滹沱河河川地带，却既是种植水稻、谷子等的“粒食区”，也是种植小麦、黍子等的“面食区”。
那时候，正下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仍按照古老的传统，即多种多样的农作物都要集体播种上一些。自然，此外的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和院子里，都得靠大人和孩子一起“受苦”干活了。
于是，我从1957年春天起跟着父亲在自家大院劳动，逐步学会了种植黄瓜、茄子、西红柿、金针、豆角、西葫芦、南瓜、韭菜等农业技术，并负责定时从大院东墙外的水渠将清澈的峨河水引到我家小菜园。
在正下社的经济史上，色布（以靛蓝染色）、辣椒、生烟丝曾是很有市场竞争力的三大名优特产，尤其在晋商驼道还很兴旺的清末民初，一向是自由贸易畅销国内外的抢手货。故而，如同浙江湖州有“蚕神祭”、山西运城有“（盐）池神祭”、广西隆安有“稻神祭”一样，正下社由于大面积种植蓝草（靛蓝原料）和辣椒、烟草，也曾有对“产业神”的“蓝神祭”，并建立多座染布坊以及烟丝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又一年的冬天到了。
有一天上午，忻县专区（今忻州市）外贸局来人，由正下社供销社主任柳成仁陪同，到普照寺山门外的大场院（打谷场）收购社员们自留地所生产的辣椒。当然，这是一种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即在外贸局统一收购农户们的辣椒之后，再统一销售到国内外的其它市场。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打谷场面积很大，前来卖辣椒的人很多，尽管有张锦、柳应仁等村干部维护秩序，可毕竟几百个男女老少七嘴八舌。然而，我看到那位两只手各打一架大算盘的老先生，却是“噼里啪啦”应付自如——他一边听3个收购摊位连珠炮般报数，一边将计算得数告诉记账和开票的人。
这位身怀绝技的“神算子”，达到了耳、手、脑、口四者并用的超绝境界，是我亲眼见过的“珠心算”数字最快的人。1998年10月，我把这件事讲给已经上大学的儿子郎昕宇听。他说：“太厉害了！看来，哪儿都有高手啊！”
古俗遗韵的春节文化
公历1958年2月11日，是农历1957年腊月廿三。
腊月廿三刚吃罢早饭，父亲郎茂德、母亲王琼便给大家布置了各自任务，如采买年货；做豆腐；宰公鸡、杀兔子；室内外扫尘洁物；用白麻纸糊风门、粉连纸糊窗户；贴春联、贴年画、贴神像；蒸白馍、蒸花卷、蒸包子、蒸“金银卷”；预备由卤猪肉、白菜、金针、干豆角、海带、宽粉条、冻豆腐、肉丸、油粉、炸豆泡等组成的“接神菜”；采摘青绿的柏树枝叶，用大块煤炭垒“旺火”……这些除旧迎新的事情，主要由父母亲和哥哥郎嘉宏、姐姐郎凤鸣分别负责。
其中，我家大红纸的对联、斗方、字幅，是父亲请书法名家铁戈夫写的；在地摊买的窗棂画以外的红窗花、黑窗花，是姐姐与邻居姑娘张彩凤、高妙先自剪自熏的。
而快7岁的我，则负责清洗麻油灯盏、清洁铜香炉、挂铁丝灯笼、插红蜡烛等，特别是要在正月里每日3次给灶神爷、天地爷、财神爷和院外的五道庙，代表全家上香行礼。有意思的是，这倒使我在上中学后反而不迷信了。
此前，我曾偷偷和大孩子武存恩、郎计丑划着小冰车，沿着滹沱河道去繁峙县城以西“观光”，并在笔峰村南骑了两头镇河铁牛。当然，我还跟随父母亲赶了庙会，喝了“腊八粥”……
天寒岁暮，草木凋零。腊月廿三下午，当我在各街巷看到桃树、李树、桑树、杏树、枣树、檀树、云杉等树杈上摆供的冰凌块时，又惦记着晚上先给灶王爷上香烧纸后便可吃供奉过的麻糖和饧瓜呢！
不言而喻，正下社的“年味”，一天比一天浓烈了，我这个“小大人”也越来越忙了……
“嗵！嗵！嗵！”以千年古村正下社普照寺震天动地的3声铁炮响为号令，滹沱河南北两岸和峨河东西两岸的各村镇、学校、机关、民户，插满柏树枝叶且上贴“旺气冲天”红纸字幅的高塔状煤炭“旺火”同发齐燃，火光映红了深蓝色的夜空，家家户户红灯笼通明，寺庙撞钟声、每院“跌千金”声、爆竹声响彻云霄，“窜天猴”和“二踢脚”直射苍穹，俗名“地老鼠”的烟花“嗞嗞”到处飞窜……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1958年春节的子时到来了。
除夕守岁一夜已换上经浆洗和染色的新衣服的我，首先参加父母亲带领全家在大院中迎接众神仙从天而降的“接神”仪式，继而爹娘接受3个儿女的集体跪拜礼。待众子女行礼完毕，父母亲方才赐予压岁钱。
而后，随着父亲一声“开席令”，5个人都端起用锡酒壶倒入瓷酒盅的高粱烧酒，首先言敬神仙，其后语贺新春，全家共享母亲及姐姐精心准备的年夜饭——主菜是已在燃烧焦炭的火炉上用鸡架汤和文火慢煨了很长时间，再端到燃烧木炭的火盆上紫铜火锅里的“接神菜”；辅菜是油炸小虾、盐渍杏仁和菜豆、蘑菇炒兔肉、爆炒腰花、凉拌六彩丝；主食则是象征“更岁交子”的羊肉白菜饺子。
坦率地说，别看平常各家尽吃高粱面、小米、玉米面、大麦面等，但是，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吃白面、大米、黍子面、莜面、荞面等。因为正下社本来是物产丰富的地方呀！
当吃过年夜饭后，父亲带领哥哥和我到各寺庙敬神和礼佛，接着去郎氏宗庭“上容（方言读音yun）”，即祭拜绘有始祖夫妻“神容”画像的“世系图谱”。其间，还须到本族各家拜年……
代县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所以，正下社一年中的节庆讲究也异常多。以过大年为例：正月初一至初五，普照寺早午晚3次放铁炮，初一中午每家吃胡麻油炸黄米面糕；初二拂晓，各户“接财神”；初三至初五内，择日、择时全村人和牲畜到田野“迎喜神”；初十，老鼠娶亲日；十四、十五和十六为元宵节，吃元宵，各村镇、公所、寺庙悬灯结彩，闹红火，像舞挠阁、推花车、戏海蚌、踩高跷、放架火等；二十，小添仓节；廿五，老添仓节；二月初二，凌晨挑井水“引钱龙”， 上午男子剃头，中午吃春饼，晚上炒蚕豆、瓜子、豌豆等。
这也就是说，从农历头年的腊月初八直至次年的二月初二，晋商故里的水乡人家才算过完了全套的春节。这可谓是一种独放异彩的乡村风俗和节日风情吧！
什么叫真本事
世界每天都是新的。
1959年9月1日早晨，代县正下社完全小学的大门口彩旗飘扬。还不到7点半钟，校园里的干电池大喇叭就响起：“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即电影《红孩子》的主题歌。在父母亲和众家长慈爱的、期许的目光注视下，我挎着妈妈亲手缝制和刺绣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字书包，与张眉龙、薛保红、李美计、柳尚挺（女）、铁月生（女）、田忠、杨学义、李玉林等40多名儿童，在洋鼓洋号队的演奏声中，昂首挺胸迈进了这所曾荣获国务院奖状的著名小学。自这一天起，我新的人生开始了。
在6年以后，我又于1965年8月29日与张眉龙、柳尚挺、赵杰民、张芳、杨学义、高宏亮等小学同学，考进代县聂营中学全日制寄宿住校学习，并于1969年2月28日毕业离校。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上小学时，乡村学校还实行每年升学考试留级的制度。而能够考上代县中学和代县聂营中学这两所县级重点中学的人，1965年录取率为1:11。于是，我在小学的许多同学，就要么被逐年淘汰或因故辍学，要么进入勤工俭学的农业中学了。那时候，国家经济实力还很薄弱，难以扩大公办学校的招生名额。
换句话说，前7年里我接受了非常好的学校扎实而优质的正规教育；后2年多则遇到特殊运动而主要靠求知欲在校自学和自律。在此，我永远感谢赵良喜、郎宣、张世仁、杨恒芳、白显、白锦荣、黄珍（女）、蔡惠民、王树等名师，特别是堪称中小学教育家的郑建中校长。因为没有他们的辛勤培养，就没有我们这些“尖子生”。
不过，更让我开窍的，并不是有限的课堂教学，而是大量的课外活动。这包括看电影、看晋剧、看连环画、游戏、玩“升官图”、参观、阅读多种书籍……其中，有两件“创造力驱动生产力”的事情，对我这个从小就热爱科学技术的人触动很大。
第一件：1962年秋天，正下社东大街有一家的堂屋木柱底部腐朽了，可当时农村还没有千斤顶、吊葫芦、起重机等现代设备。怎么办呢？我看到，由一位脑子灵光的老工匠指挥，几个木匠、泥瓦匠及小帮工合作，硬是在柁柱檩椽原结构不改变的前提下，使用粗木头、厚木板以杠杆原理替换上了新的房柱。
第二件：1967年秋天，一次我和中学同学吕富贵（后曾任解放军某部副总工程师）出去买东西。当走到聂营镇武安君（李牧）祠时，他说：“郎加明，你瞧！”只见有个小炉匠正拉风箱用坩埚烧化碎铜块，再把铜水浇铸到破损的铜罐上。待他细锉和打磨后，一只精致的中医捣药罐完好如初。
一般而言，人的系统性知识，主要来自学校；人的零散性知识，主要来自社会。不过，一旦到思考问题时，便会综合发挥作用。
什么叫真本事？我认为，一个人只要具有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即便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很少，那也是过硬的真才实学！你说，法拉第、爱迪生、高尔基、华罗庚，他们哪一位不是杰出的人才？
1993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创新的奥秘》一书中，所写的“对于创新来说，方法就是新的世界，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思路”这句话，目前若用百度在电脑上而不是手机上搜素，竟然有几千万个相关结果，亦即多年来已被各界人士广泛引用，互联网的力量太强大了！但大家不了解的是——我创作此“金句”和“名言”的灵感，就源自当年老工匠和小炉匠的作业情景。
有鉴于此，你千万不要小瞧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活跃于正下社、峨口、富村、聂营一带的民间能人，像金匠、银匠、铜匠、锡匠、铁匠、打井人、吹鼓手、石匠、油漆匠、裱糊匠、纸扎匠、皮毛匠、货郎、制秤匠、制绳匠、锔铁锅匠、锔瓷器匠、挂面匠、糕点匠、做醋匠、做酱匠、榨油匠，等等。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可以说，他们既是往昔农耕社会的落日余晖，又是转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舟桥。最重要的是，这些手工艺者或手工业者，还往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就以代县这个中国民间绘画画乡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来说，那些创作炕围画、窗棂画、年画的，剪制窗花的，从事刺绣、布艺的，专搞古建营造（国家级“非遗”项目）、佛教泥塑的，表演挠阁（国家级“非遗”项目）和社火的，酿造黄酒的，巧制清明节柳枝寒燕的……有几个人没有看似“野路子”的绝活、绝招、绝技呢？
一切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
在近现代世界史上，工业化和市场化是一个强国的两大标志。但是，没有工业化只有市场化的国家，不过是工业强国的产品市场而已。
新中国是在积贫积弱且市场化的旧中国基础上成立的。所以，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特别是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以重点投资和发展重工业为战略目标，不断探索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的正确关系，自1953年至1980年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亦即在各地兴建了大量工厂、矿山、科研院所、学校、医院、水利工程、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
当中国于1978年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后，在1981年至2020年实施了8个“五年规划”。其中，1992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最终，中国自2010年起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誉为世界大工厂和世界大市场。2021年，我国开局实施“十四五”规划。
不过，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是新中国头两个“五年计划”的原始资金从哪里来呢？便只好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公私合营和举借苏联外债等措施了。
我记得，1956年至1958年风调雨顺，都是农业丰收年。然而，同全国各地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一样，代县峨口公社正下社村也由于交公粮指标过高，出现了粮食短缺的饥荒现象。更糟糕的是，我年仅45岁的母亲王琼因急病于1960年4月不幸逝世，年近60岁的父亲心情极坏剧烈咳喘且于1961年初春腿脚浮肿起来。
在最艰难的1961年春夏两季，正下社的3个生产大队，积极组织各队及社员们到滹沱河大湿地开荒，修筑了一批类似于南方“桑基鱼塘”的小台地，即在低处种水稻，在高处种黄豆，以进行生产自救。同时，刚从太原市辞职的哥哥把我家院子的花木刨掉，而改种玉米、马铃薯；正在上小学的我也利用星期日和暑假，跟着父亲到鱼儿湾附近的新垦地，在盛夏炎阳下赤背光脚去给黄豆田薅草。
在青黄不接的几个月里，我和父亲郎茂德、哥哥郎嘉宏，吃过省里和专区调运来的甜菜渣、豆饼和麻糁，吃过野菜、草籽、蔬菜根、谷糠、麦麸，并冒着生命危险吃过田鼠洞的粮食。此时，姐姐郎凤鸣曾几次从西宁市邮寄牛羊油和茶卡青盐，以补充患病父亲的营养。
还应该一提的是，1961年夏天，由于各家各户从供销社买不到火柴，只好用碎犁铧击打石英石点燃浸过土硝的艾绒取火做饭。
苦难是人生的磨刀石。说句心里话，当我经受过历史转折中的极限考验后，从此就在精神上站起来了，再遇到什么艰苦或困难，都有勇气去直面它和战胜它。
任何错综复杂的历史大事件，都是在国内外大背景下发生的。待熬到1961年秋收后，代县与全国形势同样的日益向好，我父亲的身体也恢复健康。
更令人高兴的是，1962年，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投产；1964年，我国达到全部石油自给，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并在战略腹地开始“三线建设”；1965年，中国还清所欠苏联外债；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丹江口水库建成蓄水；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也是在那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火红年代，近现代工业之光真正照进千年古村正下社：1962年，实现以柴油机为动力的磨面、碾米；1964年，实现各大队、学校和家庭通电。从此，人们告别石磨、石碾、耧车、风扇车、辘轳、风箱等，而电磨、电灯、电喇叭、鼓风机、水泵等登上历史舞台。
作为一个曾全程经历“麻油灯—煤油灯—电灯”和“石磨—柴油机—电磨”的人，我认为，这既是国家的力量，也是集体的力量！对此，正下社村柳应仁、柳尚达、柳满贵、郎八四、张全全、铁继文，即同心大队、前进大队和民生大队的6位主要领导功不可没！
人的教育，有理论教育、案例教育、情境教育。
人的知识，有书本式知识、体验式知识、感悟式知识。
1961年至1969年，我曾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青春之歌》《红岩》《十万个为什么》《元素的故事》《海底两万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等60多本课外书籍；1966年10月至12月，我曾去北京、太原、成都、上海等地“大游学”；1967年，我曾制做矿石收音机、原水过滤器；1966年至1969年，我曾参加割水稻、割黄豆、拔麦子、锄地、打场、修筑G108国道、修建繁代引水工程等集体劳动……这大概是“老三届”中学生的特有印记吧！
关汉卿道：“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1969年11月，刚结束少年时代的我，与杨眉才、赵广俊、赵文彪、刘玉棠、王云厚、王成锁、李虎晓、吕福明、李凡生等，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山西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走向了新的、更大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