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多次评曹操，为曹操翻案，还说过“我的心与曹操是相通的话”，但他从未讲过他评曹操的真正用意。那么，他评价曹操及为之翻案的用意何在？
毛泽东如何评价曹操
曹操，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争议最多的历史人物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判曹操，是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显著特点。
在毛泽东评曹操的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人们普遍对曹操存在偏见，戏剧里演的曹操是奸雄，老百姓也普遍认为曹操是历史上的坏人。而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曹操是大英雄。他写过这样的书法手迹：“天下英雄，惟史君与操耳。”他手书过曹操的《龟虽寿》，他经常吟咏曹操的诗，在他自己写的诗中，也提到过“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还多次公开称赞曹操。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见张贻久：《毛泽东读史》第61页、6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见《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1期）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在谈到殷纣王、秦始皇的同时，谈到了曹操。毛泽东说：“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斯图尔特.斯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184页）
同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伟大领袖谈地名人名》，载《中州古今》1994年第2期）
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他还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见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泽东》第14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张贻久：《毛泽东读史》第64页）
◆曹操画像。
也是在1958年12月，毛泽东在读《刘表传》时写下了一些批语。他针对刘表杀降兵之事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他针对《刘表传》上描写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批道：“虚有其表”。他针对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自立为帝之事批道：“作土皇帝，孟德不为也。”毛泽东读的是《刘表传》，却处处拿曹操与刘表相比，可见他真正评价的是曹操。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林克：《回忆毛泽东学英语》，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
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吴祖缃写的《关于〈三国演义〉（三）》（按：《关于〈三国演义〉》之一、二，分载于1959年4月9日和15日《北京晚报》第三版）。毛泽东读后，即于吴文发表的第二天，即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专门请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林克找来吴文《关于〈三国演义〉》之一、二来看一看（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19页）。他对吴文中关于不能因为《三国演义》中有“拥刘反曹”的正统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的观点，十分注意。此次毛泽东虽然没说什么，但联系他此前此后对曹操的评价，亦可将此列入他评曹操的范围。
◆1959年，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会议期间讲话。
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秦始皇不是被骂了二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毛泽东对曹操的文学才能与贡献也十分赞赏。他赞同鲁迅“曹操是改造文章祖师”的论断，在与子女谈话时曾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我国古代帝王中，才兼文武的不乏其例，但像曹操这样，政治、军事、文学皆为一流的则为仅见。
毛泽东虽然评价过许多历史人物，但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如此频繁地评价一个特定历史人物－－曹操并不多见。
毛泽东的真正用意之一
上个世纪50年代未，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又发生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不仅批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而且把批判彭德怀与反右派斗争联系了起来。他说：“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05页）实际上，当时毛泽东是把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未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和斗争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思考的。
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还影响到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中国的对外合作伙伴主要是苏联。中苏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恰恰影响了中苏关系。这种影响，应该说，主要责任在苏联方面。庐山会议后，苏联方面也开口议论中国共产党。苏共一些领导人在许多场合说中国共产党“缺乏党内民主”，毛泽东是在搞“专制”。“百花齐放”的口号“不过是个激将法。它意在鼓励人们更加公开地表现自己，以便将那些开放出来的颜色或气味不正的花统统摘掉丢到垃圾堆里去。”（《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66页）说毛泽东“正在步斯大林的后尘。”这些说法，实际上与1957年反右斗争后国内外反动派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说法，差不多一样。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国内外政治状况，并且想得很多。他把反高饶、反冒进、反右、反对彭黄张周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而联系匈牙利事件，做了很深的思考。他认定，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无产阶级仍然面临着与资产阶级的严峻斗争，斗争的对象，包括那些“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的“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31页）到1959年8月，他结合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把这一思路进一步加以整理，提出了如下论断：“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51页）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
毛泽东这种过分联系的思路当然不对，但他对问题核心的把握却并无不当。基于此种把握，他十分看重反右派、反右倾等一系列斗争，又把中国国内、党内发生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斗争与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中苏两党关系联系起来。他十分注意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认为苏共一些领导人从1959年起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攻击，是“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0页）
今天看来，在上述斗争中，排除斗争双方争论的具体问题，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对立面－－1957年极少数右派，实际上与西方帝国主义、盘踞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国内被镇压的少数反动分子唱了一个调子。他们攻击共产党的“核心”问题，是说共产党“专制”、“独裁”、不讲民主自由。对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他认为，我们同这些人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我们对这些人，不能讲什么客气，就是要搞专政，就是要讲“独裁”。他的这一观点，从他1949年6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当年8月发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起，直到他逝世，是贯彻始终的。
毛泽东除了正面阐述这一道理外，十分重要的，是运用借古喻今的方法，讲共产党必须要用专政、集权的方法，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国内外恶意反对共产党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借古喻今的重要内容，就是评曹操。长期以来，曹操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被看做同殷纣王、秦始皇一样，是个杀人如麻、权倾一时的暴君、奸雄。毛泽东也把曹操与殷纣王、秦始皇一块加以评价。他反人们的传统认识而议之，并且主张翻这桩历史旧案。在他多次评曹操的言论中所包含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权力，改革恶政、推行法治、提倡节俭、稳定恢复发展了社会。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总之，他认为曹操“不坏”。如果把殷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与翦伯赞握手。
对毛泽东评曹操的这一用意，当时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猜得并不透，他在1959年2月发表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仅仅局限于对曹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品格的评价。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后进一步发挥自己评曹操的观点时，包含了他评曹操的真实用意。他指出：曹操的功绩在于结束汉未豪强混战的局面，为统一铺平了道路。而历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巨大功绩，就是依凭他手中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并且杀伐决绝。对立面不是骂共产党搞“专制”、没有“自由”吗？毛泽东就从评曹操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就是要讲专政。依靠这个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那些“共产党没有自由”的叫嚣，毛泽东直言反驳道：资产阶级自由与无产阶级自由势不两立，只能由一个灭掉另一个。
有意思的是，当时倒是与毛泽东距离较远的人士多少看出了毛泽东评曹操的真实用意。1959年4月，有位学者在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不能因《三国演义》有“拥刘反曹”的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作者无疑是有意与毛泽东唱反调。这篇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对文章中的这一观点，十分注意。
由上可见，毛泽东评曹操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正面强调必须坚决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同时，借古喻今，反对对立面对共产党所谓“专制”、“独裁”的攻击。
毛泽东的真正用意之二
但是，毛泽东评曹操的用意，并非仅此而止。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对此，也必须结合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来分析。
斯大林生前支持过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有过功劳”，（周恩来1956年7月8日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的谈话，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53页）也为发展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过贡献。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也有过损害。”“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页）“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曾向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当面肯定过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对毛泽东说：“你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还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4页、435页）这些话，算是他向中国共产党作的自我批评。然而，斯大林并没有从此彻底改变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偏见，更没有改变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进行“指导”的观念。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特殊历史条件，由于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特殊地位，也由于斯大林在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较高威望，建国初期的毛泽东，面对苏联，面对斯大林，总是感觉受到压抑。他感到受压抑，主要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要听苏联的。毛泽东表示过：我们搞建设，“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参见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第149页）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的压抑感消失了。正是从过去中国共产党受到压抑这一点，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还有一点可取之处，这就是它“揭了盖子”。他在中共八大期间会见南共代表团时说：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思想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认为，苏共20大打破神化主义后，使人能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它“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共和国要事口述史》第157页）
但是，没有想到，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方面全盘否定斯大林，“捅了漏子。”另一方面，他又继承和发展了斯大林对待其他共产党的错误，以社会主义的“正统”和共产党的“老大哥”自居，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以足够的尊重。尤其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对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所进行的探索，持怀疑态度。他们一直认为，只有苏联搞的那一套，才是正规、正统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强调中国多方面与苏联不同，中国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特点之后，赫鲁晓夫认为，中共试图搞的一套独特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异端，他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持否定态度，并且公开向毛泽东提出挑战。（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66页－668页）
对于赫鲁晓夫上述两方面问题，毛泽东都做出了回答。一方面，他直言批评苏共20大丢了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刀子”，（《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页）放弃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坚定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走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在讨论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时，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当年周恩来在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时，也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大局角度指出：要在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要把它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拜会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
毛泽东是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人民领袖，从来不信邪。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加以非难、指责、嘲讽，没有动摇毛泽东开拓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反而激起了毛泽东的雄心壮志。他坚持认为，“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要“创造中国自己独特的新东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1页）毛泽东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与苏联比一比，不仅要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而且下决心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总之，第一要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要在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这就是毛泽东当年心中反复酝酿却又不便于过多去说的坚定决心。坚定这个决心的宗旨，就是向苏联的社会主义“正统”挑战。
为了这次挑战，毛泽东坚定地实行了从建国初期萌芽而到1956年已基本成型的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他认为，这些体制剩下的只是完善和发展的问题。在完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着手提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当时，他虽然在一些具体经济建设指标（例如钢铁生产）上提出要超英赶美，但他内心的总体目标却是要超过苏联。他想要通过高举“三面红旗”，使中国尽快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具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他多次谈到中国可以先苏联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
当时，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注意反驳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攻击这一点是清楚的，但对毛泽东试图通过“三面红旗”闯出中国自己“独特”的并且是“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超过苏联，以此向苏联所谓“正统”社会主义挑战的心志，并不十分清楚，毛泽东本人也不好明言，于是，他借评曹操来抒发自己的志向，同时也回击苏共领导人对自己的攻击。
毛泽东评曹操所强调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封建之“正统”。他评曹操反“正统”，是与他强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独特性”、“高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毛泽东评曹操、反“正统”的观点，在1954年和1957年就多次坦露过。1954年，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特点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此后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观点。（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当时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就在当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了曹操《观沧海》一诗，并且说了一大段评价曹操的话，说曹操“了不起”，过去说曹操是白脸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反动士族和封建文化垄断者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毛泽东这段评曹操的话，核心观点，就是要反封建的“正统”。他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中共八大确立了一系列带有独特性的社会主义原则，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独特的道路，要“独立自主”的讲话，此后，他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以及访问莫斯科时又说过，曹操这个人“不简单”，“很了不起”。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尝试通过“三面红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高速度”时，评曹操的话更多。此时他评曹操，除增加了赞扬曹操“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注意发展生产，为统一祖国作出了贡献等内容外，有两个突出之点：一是提高了对曹操的评价，认为曹操不仅不是坏人，是代表正义的，而且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二是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统观念，他不仅反复地讲：说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而且强调：我们党不能继承朱熹的正统观念，而应当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是因为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对一千年、两千年的错案，也要翻。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我们党也要为曹操恢复名誉。
十分明显，毛泽东谈到的要反对“正统观念”是他当时评曹操时所要表达的重要核心观点。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达这一核心观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模仿苏联，要走自己独特的路。我们党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实际上都是围绕此点进行的。对这一历史过程，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过概述，并且号召全党下定决心，用第二个十年时间找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规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