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要求由政府一元化管理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从政府转到了社会组织身上，并要求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从使用“社会管理”到强调“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内涵丰富。所谓管理，强调的是政府自上而下对社会进行强制性监督，而治理则强调除了政府监管以外，还有多元主体参与，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共管共治，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目标。这种关于社会治理格局新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将成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步骤之一。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建立，需要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作为政府与企业及企业家之间沟通联系桥梁的商会组织，更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之一。因此，我们不仅仅要从经济发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来看待商会组织，还要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格局构建来看待商会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摒弃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探索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的转变，政府部门原本负担的大量不必要的职能主动或被动地逐渐转移到商会、协会等组织，有效地减轻了政府负担，也部分地弥补了市场失灵，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高效服务。
发挥好商会组织中介和助手作用是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日益推进，新型政商关系逐步确立，商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利益协调功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必然出现利益多元化和差别化，而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围绕着实现利益而展开的。由于人的自利性和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容易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甚至企业与政府之间都可能产生矛盾。.商会作为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社团组织，一方面，可以在维护会员之间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在市场价格、生产标准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协调，甚至可以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公约，保证市场的竞争有序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此过程中，商会通过各种协商方式，有效地协调解决矛盾纠纷，即使一时难以化解，也可以起到缓冲作用，避免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商会还可以将会员企业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向政府表达，也可以将政府的政策和规划向企业转达，从中进行联系沟通，共同建立和维护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市场秩序，促进我国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
二、社会服务功能
从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来看，商会组织和政府、市场一起成为维护经济运行、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现代社会节奏越来越快，资讯瞬息万变，商业错综复杂，商会组织掌握大量第一手信息，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提供专业、有效和务实的意见、方法和手段，并通过规范约束其成员，为社会治理提供秩序和效率。
三、政治参与功能
商会虽然是民间组织，但并非游离于政治之外，而是常常代表本地区本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这种政治参与的实现，一方面是通过商会本身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并在国家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时，发挥决策咨询作用；另一方面是通过商会的企业家代表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各级“两会”期间或在日常履职中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商会组织通过不同途径和平台的政治参与，目的是要提出符合国家利益和工商界各行各业利益的意见建议，以便集思广益，平衡各方利益，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和稳定。同时，商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有利于让广大会员直接了解党的主张、政府的政策和发展的理念。在我国，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企业和非公经济人士“两个健康”成长，是政府有关部门和工商联组织的一项重要责任，而商会组织可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新时代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商会也要采取各种形式建立起党群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动员、组织商会成员积极参与到各种政治活动中，确保商会和企业发展正确的政治方向。此外，商会还是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化商业文明的重要渠道，是培育、塑造优秀企业家的熔炉。
虽然商会组织在完善我国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商会发育仍然滞后，因此，有必要加强商会建设，既要适当增加数量，更要加强商会的组织化、制度化建设，提高办会水平和优化治理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结合职能转变，把部分行业管理或地区自律职能交给那些发展较好、公信力较高的商会，并及早制定相关的规章，理顺管理关系，依法保障商会组织的生存发展。同时，要主导培养、选用优秀的商会组织管理者，深化和扩大商会组织的社会治理参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