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决定，对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明确提出爱国爱港的相关要求，随后特区政府宣布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4名反对派议员即时丧失议员资格。
在4名议员被褫夺议席之后，15名反对派议员紧接宣布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这一幕在香港立法会历史上尚属首次。
这一场被港媒称为“核弹级”的政治对抗会有哪些实质影响？如何看待“香港立法会将沦为橡皮图章”的质疑？观察者网为此采访了对香港问题也颇为关注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
观察者网：在4名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议员资格后，有15名反对派议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这算是香港政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立法会议员集体离任。有港媒将此称为“核弹级”政治动员，在您看来他们这一举动实质上会有多大影响？
寒竹：我个人认为这次“总辞”不会对于香港社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相当于为立法会议员履职设立了爱国标准；再结合之前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从战略全局来看，中央是在一步步落实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1997年回归后，中央对香港一直拥有全面管治权，只是这个管治权在很多具体实施的问题上概念模糊，现在明显是要更加全面地落实管治权限。这是大势所趋，所以他们即使“总辞”，也难有太大影响，出现像去年那样大规模上街游行抗议的可能性不大。
有些媒体的讲法，看看就好，不一定准确。反对派议员一下子DQ（取消资格）4人，其他15人集体辞职，一方面更像是打悲情牌，试图以此获得香港市民的同情与支持，乃至激起香港人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意味。
15名反对派议员宣布“总辞”。（图自光华网）
立法会法定议员70名，但因早先有部分议员已被取消资格或拒绝延任，现在实际上只剩下62名议员，其中建制派有41人，反对派或所谓的“泛民主派”只占了21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明白，要想在立法会上继续“杯葛”或破坏，力量是不够的，实际上再也动不了什么东西了。
观察者网：以往若有大的影响，多是有外界力量在旁推波助澜；这次外部有哪些力量可以为反对派提供实质性的助力？
寒竹：西方有提供舆论支持，比如11月13日英国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但是这些更像例行公事，出来表个态，你说能给反对派提供多大支持？大势已定，很难改变。现在和去年修例风波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说，干涉香港事务的时机已经过了。
观察者网：您刚也提到反对派议员再走15人后，建制派在现时立法会中占据绝对多数。有观点认为，香港正好可以借此通过23条立法，您认为这时机合适么？
寒竹：不一定会这么急。按照惯例，议员辞职或被DQ，这实际上意味着基本丧失了再参选的资格。换而言之，等疫情好转，立法会选举恢复后，建制派在立法会上依旧能占绝大多数席位。我认为那时再通过23条立法会比较稳健，急于一时，或操之过急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观察者网：如果说23条立法过于敏感，那关于立法会“拉布”（filibuster，冗长辩论）的规则是否可以借机修改？毕竟恶意“拉布”的存在确实直接导致立法会运行效率低下，若不再改，可能又会成为下一届反对派议员闹事的手段。
寒竹：修改规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认为这暂时算不上必须完成的大事。虽然一两个人都可以“拉布”，但“拉布”效果实际上跟人数、氛围有很大的关系。之前一两个反对派议员在台上“拉布”，后面有二三十人撑着；若反对派在新一届立法会上只占极少数席位，届时“拉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香港市民集会，支持修订《议事规则》（资料图/大公网）
而且，这次人大释法也释放了一个信息，即作为立法会议员，必须要爱国爱港，要尊重宪法和基本法。如果后续反对派议员选择在个别民生问题上“拉布”，这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影响不大；而在涉及“一国两制”，涉及对宪法、基本法的尊重问题上，反对派议员若是直接挑战，其议员资格就有可能会被取消，因此“拉布”的可能性也不大。
总而言之，如今有这么一个刚性的规定存在，反对派议员能“拉布”的空间实际上已很有限。
观察者网：看新闻报道，不少反对派人士宣称自己的这些做法、观点是“合法异见”，把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制权力视作“政治打压”。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政治空间在不断收窄。对于所谓的政治自由，他们有什么误解？
寒竹：回归后，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香港一直保有很大自由。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中央对香港地区的全面管治权存在着一些误解。不过随着2014年中央政府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形势逐渐发生变化。
反对派不断讲“现在北京对我们的控制越来越强，我们的政治空间越来越小”，这就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白皮书中提到的“全面管治权”——香港和中央是隶属关系。当初有个别香港人士为此还焚烧白皮书。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自己的宣传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此之前，我们很少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现在我们在一点点地加强全面管治权的落实，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和这次人大常委会关于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释法，都是其表现形式。
其实，不仅是部分香港市民，内地一些学者和普通民众对“一国两制”也有一种误解，认为“一国两制”是指中央与香港地区的一种特别的分权关系。实际上，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从来就只有一种制度，即地方并没有固有的权力，而是隶属于中央，中央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地区都拥有全面的管治权限，地方的权力来自于中央的授予。
换而言之，“一国两制”仅仅是指香港拥有资本主义制度；虽然香港在众多领域拥有很大的自治权，一些自治权力甚至超过联邦制国家中州的权力，比如铸币权、出入境管理权等，但这些高度自治的权力是中央授予的，而非固有的。在与中央的关系上，香港和上海、深圳等地方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行政区，都隶属于中央。中央授予香港特区政府多少权力，特区政府就享有多少权力。今天我们给了香港很大的自治权，这并不等于香港天然地就拥有自治的权力。
因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法制上，“政治空间收窄”这一说法都站不住脚。
观察者网：总的来说，他们对于中央和香港两者间的关系一直存在误解。
寒竹：对的，香港市民和内地不少民众对两者关系都有误解，忘了香港的特殊性是中央赋予的，认为除了国防和外交归中央，其他都是香港自己固有的权力，中央不能过问，这是错误的。
以“港人治港”为例，有香港人认为，自己选举出的行政长官，不经中央任命也行；实际上香港并没有这一权力，他们选出的候选人最后必须经由中央任命。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必须对中央和香港社会同时负责。以前有人说中央“任命”特区首长只是一种形式，其实中央的任命是实质性的。
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资料图/新华网）
观察者网：除此之外，浏览相关讨论，西方舆论提的最多的，就是反对派议席减少，日后香港立法会将变成所谓的“橡皮图章”。
寒竹：自从香港回归以来就有“香港立法会是橡皮图章”的说法；去年修例风波期间，他们也用“橡皮图章”这词批评过香港政府。这些说明，他们依旧用西方的制度来看待香港问题，而这一视角实际上与现实有重大误差。
他们老是用西方的政治架构来看香港的政治架构，认为两者基本上是一样的。其实并不是，香港的政治架构从未跟西方一样过，香港从来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虽然立法会的角色和西方的立法机构有共同特点，但不能等同。
香港长期以来是一个行政主导的社会。在英国人殖民的100多年间，香港都是行政主导，而且港英时期的立法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港督下面的一个咨询机构，比现在立法会的地位低多了。
香港现在的制度既不是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也不是我们在1997年之后重新创造的；我们既保留了它的部分传统，也进行了一些改变，实际上是提高了立法会的地位。而传统也好，改变也罢，香港现在政治体制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用“橡皮图章”来批评香港的立法会，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因为对香港制度不理解。
观察者网：现在看来，香港政治渐趋稳定。在香港治理方面中央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您有什么建议吗？
寒竹：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香港的经济发展是最为重要的问题。目前来看，香港再次出现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但如果香港的民生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或者香港经济发展不起来，就会导致现有的一些香港市民对香港特区政府的误解变得越来越强烈，对那些反对派来说，就更难改变他们的想法。
就近说来，因为疫情和其他原因，现在内地居民不怎么去香港了，香港的旅游业和零售业急剧下滑，那香港自身的发展动力在哪里，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舆论场上流传着香港要被深圳所取代的说法，认为香港仅700多万人口，将来会沦为二三线城市。我个人不太赞同这些说法。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深圳或上海难以完全取代香港。
原因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中国全方位参与了全球化经济体系，而全球化经济体系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它的游戏规则是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因此中国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参与资本主义体系，在一些重要领域需要一个结合点来进行衔接。
我们1949年在解放完内地之后，完全有能力短时间内拿下香港，为什么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张保留香港？也是同样的原因，我们需要一块地方和西方世界进行经济等方面的交流，香港也实实在在地扮演着这一角色。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俄罗斯后来想走向世界，但走得比我们困难、不如我们走得好，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中国的香港这么一个优势。
如今考虑到国家安全，我们不可能完全放开货币金融，我们有自己的保护机制和强大的监管机制。但人民币要国际化，因此需要一个中间地带：这个地区主权是我们的，金融是自由化、国际化的，因此我们把人民币离岸中心设在香港。我认为我们要想办法保持住香港的金融竞争力，而不是放弃它的金融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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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关于维持香港的金融竞争力，您有什么建议？
寒竹：香港在经济层面还是有其优秀的一面的，比如它的金融制度、在经济领域的法律制度总体来讲还是较为完备的。现在进入内地的外商投资，很大一部分比例就是从香港过来的。他们会觉得香港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有时候通过香港对内地进行投资在心理上感到安全一些。另外，香港金融更为自由，外国和中国的资金可以在香港自由输入、输出。深圳制造业发展得很好，但金融方面难以取代香港，就在于缺乏一个能自由兑换、自由流通的货币体系。
关于香港会被替代或边缘化的说法不太现实，澳门体量太小，而把深圳、珠海变成一个新的香港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在政治稳定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得把香港经济搞好，保持住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坚持“一国两制”，该坚持资本主义的部分还是应该继续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