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间的合作主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从最早的技术合作，到后来的产品进出口，下一个时代的投资理念应是‘共创’合作。”在今日（11月7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配套活动——中日先进技术交流对接会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福田高干如是总结。
作为他这一判断的背景，中日今年正布局新一轮合作。在疫情影响下，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上海、苏州、天津、青岛、大连、成都等6座城市建设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期望进一步推进两国在创新技术领域的合作。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中日数字总商会会长沈高平指出，目前两国的技术合作不再是单方面“投一笔钱”就能实现，随着技术发展进入“深水区”，“中国资源也需要加入进来，两国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深挖两国的合作潜力”。
他认为，会上发布的“中日在线·商务投资合作数字平台”正是在此需求下应运而生。据他介绍，在中国明确将扩大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当下，搭建平台能够引进更多服务方，多方共同参与下，实现“解决方案”的“共创式合作”。
“挖掘”日本科技型中小企业
在今年9月中国日本商会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0年白皮书》中提到，2019年1～10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为33.3亿美元，略微下降2.9%。尽管受疫情影响合作有所收窄，但日本企业已注意到了中国制造和消费的升级，并将目光转移至更优质的商品、技术和经验，以期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市场的开发。
在外界看来，新技术和新模式正是中日新一轮合作的关键所在。其原因如沈高平所说，中日两国在产业发展、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大量日企开发的技术更适合在中国市场推广，中国也需要引进新技术推动产业升级。
共识是存在的，但落地困难仍存。
沈高平指出，与前一轮合作的逻辑不同，新技术在投入市场之前很难有效评估其市场表现和风险。基于此，不少日本企业在技术合作上处于观望和犹豫状态。此前日本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产业二部总监黄思华就曾指出，即便类似索尼、松下、三菱这样的大公司，智能制造的许多细分领域尚未进入中国市场。
对于中小企业格外如此。“日本科技企业有90%以上都是中小型企业，他们有很多技术‘烂在地里’。”沈高平指出，“让它们的技术跟中国市场结合，对两国都有价值，因此，需要改变过去的合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
信息的不对称放大了合作瓶颈。
今年，在国家鼓励对日地方合作的总体思路下，越来越多的城市放眼对日合作，一方面拓宽了日本科技进入中国的市场边界，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样化的合作需求。以6个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为例，大连聚焦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苏州规划了智能制造、高端医疗等生态圈，成都则更关注文化创意产业。
基于此，沈高平分析，中日科技的互补性也呈现出了地域多元化特征，对于谋求进入中国市场的日企来说，更需要精准定位合作契合点。
中方企业的参与，将能更有效地拉近两国科技合作的距离。论坛现场嘉宾提及，二者不仅能有效实现科技供给和需求的对接，还能够共同创造出符合中国市场的合作新空间，推动解决日本中小企业的出海难题。
“解决方案”式合作需理念再造
如何再造中日新的合作模式？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高岛龙佑提及，中日已在第三国开展了类似的“共创”合作，根据现有经验，成功的关键在于打造一个包括金融、法律、商贸、孵化平台等在内的“综合构想平台”，这需要合作企业的共同创新。
这也同样适用于两国之间的新一轮科技合作。
沈高平认为，两国企业需要构建一种“解决方案”式的合作。除了参与双方之外，各类能够推动合作的咨询、金融、法律等企业也将参与其中，并在一个囊括所有资源的平台上实现需求的对接，在减少交易成本的同时，将能提升合作的落地性。
在他看来，新平台的搭建也将为两国之间带来更多服务贸易合作的机遇。不断出台的服务贸易利好政策亦有望加速这一发展——在本届进博会发布的《中国服务进口报告（2020）》中指出，未来五年中国服务进口规模累计有望达到2.5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将超过10%，而去年这一比例为8.6%。
与此同时，两国对数字经济的重视进一步为平台的搭建提供了技术支撑。据沈高平介绍，面对疫情对数字化发展的推动，日本已提出，将在2021年成立数字厅，从顶层设计上推动全国数字化的进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对过去产业园发展模式的升级。
沈高平认为，目前，许多城市都在建设以中日合作为主题的产业园。不同于过去仅注重企业集聚的“开发区”，产业园不仅要找到各自的特色，还要有意识地按照产业链上下游的逻辑，提升产业园的产出效率。在“共创”的模式下，企业能够形成生态，这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其在中国的实体布局。
总而言之，理念的升级是进一步推进中日科技合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要有共创的意识，一定要有更强的意识去寻找合作机会，并且需要主动寻找一些互补的点。”沈高平如是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