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银十”。中秋、国庆被视为中国消费旺季，2020年尤其如此。
9月9日至10月8日期间，一年一度的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如期举行。9月8日晚，商务部部长钟山出席了在北京前门举行的活动启动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进行直播，并现场连线天津、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南京、广州等城市，展示各地促消费重点活动。
今年共有179个重点城市参加活动，涉及10万余家企业以及200多万个实体门店和线上商户。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介绍，2020年全国消费促进月的意义非比寻常，不仅整体规模大、涉及领域广、惠民政策实，还鼓励支持各地结合实际，适当延长活动时限，以促消费推动商业秩序全面恢复。
《财经》记者注意到，除出口转内销、“老字号”嘉年华、餐饮促消费、国货品牌营销等重点活动，消费券也成了今年一大亮点。中国银联联合地方政府发放10亿元消费券，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联合商家推出各类优惠，京东、苏宁、国美、拼多多、美团等企业也纷纷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
据商务部统计，活动前两周，全国已开展活动近2000场，江苏、山西、云南、辽宁、安徽、河北、厦门等8个地区合计发放1.6亿元消费券，全国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总额约1.9万亿元，环比增长7.4%——这一数据在1月－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8.6%的大背景下出现，显得难能可贵。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提振消费与投资的举措不断加码。
“三驾马车”中，今年1月－8月出口总额为11.05万亿元，同比增长0.8%，但多位专家提醒，未来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待观察，中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6年的60%以上的高点回落至35%左右，今后可能继续下降。而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4亿人，国内市场空间广阔，应未雨绸缪加速扩大内需，让消费、投资成为应对不确定经济形势的主要支撑点。
当下，中国经济加速进入新一轮调整期，构建“内循环”成为经济政策的核心所在。未来，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打通缺一不可，各个实施层面应如何破题？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建议，中国应夯实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加大力度保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中国居民收入水平，解放国内消费。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与自由流动，以新基建、新消费、新服务等新动能开启内需，助力经济实现平稳运行。
改善民生疏通消费堵点
2020年，中国作为较早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二季度GDP由负转正，实现了3.2%的正增长。但细分来看，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9.3%，报复性消费现象迟迟未出现，二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还向下拉动GDP 2.3个百分点。
内需不足已成为构建“内循环”的一大堵点。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告诉《财经》记者，扩大消费应是形成国内大循环的重点问题，即便依靠投资新基建拉动经济，也需要消费消化未来扩张的产能。
然而，消费从何而来？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仍有差距。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提到，6亿人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另一方面，买房贵、看病贵、养老贵、上学贵，也阻碍了人们的消费信心。中国居民储蓄率长年位居世界前列，2008年一度达到51.84%，尽管2019年下降至45%，但仍有大量资金流入银行，制约着消费支出的增长。
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指出，长远促消费，应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保就业”，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举措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还应当关注持续走高的居民杠杆率，降低房地产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坚持“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方面加强基础性公共服务，释放国内消费潜力。
实施层面，民生制度如何释放出更多红利，刺激消费？医疗方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应该为国民提供从出生到年老、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服务，建立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为14亿人口提供世界一流的健康保障，解除人们存钱治病、不敢花钱的后顾之忧。
李玲介绍，医疗领域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病急乱投医、平均看病次数增多导致资源浪费。诸如美国的医疗体系高度依赖市场化，人均医疗支出为11500美元，占GDP比重接近20%，医疗费用成了美国个人、企业与政府的负担，拉低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中国2019年医疗费用超过6万亿元，每年增长速度远超GDP增速，实际也给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了隐忧。
李玲表示，今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国实行免费医疗，确证患者人均治疗费用为2.3万元，低于预期，而美国拥有更先进的医疗技术与医疗体系，治疗成本更高，抗疫成果却不如人意。抗疫是医改试验场，中国未来可推行“免费医疗”，实现医保、医疗、医药联动，通过医保、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等直接支付医院运行费用与医疗人员薪资，减少过度医疗创收现象，从而降低治疗费用。民众只需支付可预期、可承受的费用便可获得医疗服务。老百姓看病就医有了定心丸后，将会减少为看病而存钱，释放更多消费促进内需。
而在养老制度方面，还有哪些改善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已经建立了覆盖9亿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由中央政府每月88元加上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支付，平均每月仅200多元，还应予以适当提高。
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则须更多着眼未来。董克用介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目前基本上是现收现付制，即由工作一代缴费支付给老年一代，而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2%，本世纪中叶将达到30%，人口老龄化的“高原”持续至本世纪末，未来退休一代不能再仅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为此，中国应当在稳定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加快发展以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代表的“第二支柱”，以及“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
此外，老年人也可成为消费主力。董克用认为，老龄化不等同于消费萎缩、支出减少。例如目前即将进入退休队伍的主要是60后。他们成年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相比已经退休的40后和50后，他们积累了一定的养老财富，有更大的消费能力；同时，他们也是生育了独生子女的一代，子女少，老年后对养老服务的社会需求量大。2019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7.3岁，城市中的老年人在退休后仍有非常丰富的消费需求，比如旅游、培养一门新爱好、上老年大学等，国内企业可进一步挖掘银发经济红利。
“以后三人行就有一个老人了，企业如果能够创造出一件能让老人喜欢的产品，那全社会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购买。”董克用建议，未来国内养老产业还可以细化挖掘老年人不同阶段的个性化需求。老年人也可以将积累的知识经验转化为生产力，继续参与咨询、教育等社会服务和工作，在保持健康活力的同时，为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供给。
除医疗、养老，教育也是大多数家庭不可忽视的开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告诉《财经》记者，近年来出国留学的年龄越来越小，从研究生、大学阶段延伸至小学、中学阶段，这反映出国内教育质量不高、教育多元化不足等问题。此外，教育不均衡导致家长想方设法挤进重点学校，也十分值得反思。
据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显示，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其中，自费留学59.63万人，自费留学人数占总留学人数的90%。而以美加为例，八成海外留学生年均支出30万－50万元人民币（学费+生活费）。过半数学生在海外留学的时间是3年以内，总费用100万－150万元间，有少数人留学花费超过300万元人民币。这笔巨大支出不仅造成教育支出的外流，而且抑制了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
而教育如果不均衡化，问题就越来越激烈。“很多家长说教育花的钱太多了，要上好一点的学校，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可能上百万元。多少人能有这个条件？”程方平介绍，中国纯教育经费投入已占GDP的4%，但经费使用仍待规范。诸如乡村学校的学生人头费、教师工资、活动经费等与北京的学校相比差很多，职业学校需要操作实践但经费普遍比全日制大学少。未来，中国应当更加重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新动能促进供给升级
在供给端，形成国内大循环，不仅需要依靠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须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新兴服务业以及新基建等新动能。
9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下称《新型消费意见》），提出到2025年，培育形成一批新型消费示范城市和领先企业，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显著提高，“互联网+服务”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得到普及并趋于成熟。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向《财经》记者介绍，新型消费是移动互联网、数字技术等催生的新业态，相较于传统线下消费，拥有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优势，能让消费者同时接触到海量的商品和服务信息，高效对接供需，有效抹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大大提高成交效率，将成为“双循环”中扩内需、促生产的重要抓手。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表示，今年中国实现经济增速在二季度由负转正，与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密不可分。线上消费从吃、穿、用实物消费，加快向医疗、教育、文娱、旅游、体育、健身等更多服务领域扩张渗透。线上教学、网络办公、“云健身”、“云问诊”等，不仅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运转，还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8月，全国网络零售额7万亿元，同比增长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四分之一。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5.8%，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4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电商直播超过1000万场，活跃主播人数超过40万，观看人次超过500亿，上架商品数超过2000万。新型消费对疫后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不言而喻。
付一夫建议，接下来应当完善数字化仓储、智慧物流体系等配套基础设施，打造主题性质的消费节日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不断提高国内供给端的商品和服务质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巩固护航新型消费发展。
而据了解，《新型消费意见》还提出打造新型消费增长极，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着力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加强中小型消费城市梯队建设。对此，付一夫分析，消费中心城市的功能不仅是要满足本土和境外居民的生活性消费需求，还应该提供安保、教育等公共服务消费，并通过城市资源聚合能力推动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核心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消费中心城市还是典型的创新型城市。
实际上，新兴服务业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点。据悉，服务业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托起了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的就业和发达国家五分之四的就业。2010年至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平均增速为5.36%，而中国增速达11.89%。2020年上半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5%，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潜力。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告诉《财经》记者，发达国家的服务消费占社会总消费比例可达70%，伴随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服务业对于激活国内消费的作用还会继续显现。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出口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出口增速均在15%以上，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46.1%。而另据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等测算，以2019年数据为基准，若旅游服务的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则有望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亿元产值，直接创造约490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政府已经对服务业寄予厚望。8月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将现有17个试点地区扩至28个试点地区，包括新增大连、厦门、青岛等9个城市，同时贵州、陕西、重庆的试点进行了扩围。《方案》中122项举措不仅关注服务业的改革与开放，还部署推进数字服务、版权服务、医药研发、检验检测、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对于未来以服务业激活“内循环”，李俊认为，关键要通过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让民众不用走出国门便能享受高质量的服务。应当优化国内服务业结构与竞争环境，通过扩大开放让国外的服务提供商参与到中国服务市场的“内循环”中，借助国际化理念、标准等完善国内服务业的大循环体系。
而除新型消费、新兴服务业，许多专家还指出，新基建有望成为点亮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向《财经》记者表示，与传统的“铁公基”侧重民生和工业制造服务不同，新基建强调“技术”、“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实质是数字经济的基建。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认为，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的基础设施。
今年以来，业内人士普遍看好新基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典型的5G技术为例，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5G建设投资累计将达1.2万亿元。同时，5G建设将推动工业企业开展内部网络化、信息化改造，预计未来五年的投资规模就有望达5000亿元。而5G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
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下，更多地方政府专项债和企业投资流向了新基建领域。中国银行研究院发布的《新冠疫情影响下中国“新基建”发展方向与政策建议》测算，2020年“新基建”七大重点领域投资总规模约为1.2万亿元。而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测算2020年中国新基建的投资规模约2.18万亿元。
任泽平认为，新基建短期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改善民生福利。但同时，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提醒，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是必要的，也须注意有些方面过度超前，抬高了用户成本或不可持续的公共部门债务。诸如新基建中的5G技术如若找不到应用场景，消化成本成为难题，或成国内大循环堵塞点。
要素红利盘活存量市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97%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已实现市场定价，但背后要素资源的配置却长期由政府主导。如今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大打折扣，如何盘活这些存量资源，推动其在“内循环”中继续释放红利？
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第一份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涉及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改革任务，旨在形成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机制。
在劳动力要素部分，《意见》提出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渠道，推进社会化职称评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告诉《财经》记者，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8.8%，与美国（68%）、德国（52%）、韩国（49%）相比水平较低。中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2018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分别达到39251元和14617元，为经济内循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长期居高不下，基尼系数本世纪前十年曾逼近0.5，2010年后徘徊在0.46左右。
宋晓梧介绍，有观点认为解决分配差距主要靠二次分配，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并不完善，一次分配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城乡行政分割造成庞大的农民工群体。2.9亿农民工已经占了2019年全国城镇就业总人口4.4亿的近66%。如果农民工转换为城市居民身份，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消费，其人均总消费将大幅度增长27％，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基本相当。由此，打破城乡分割，完成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对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促进“内循环”至关重要。
而针对备受关注的土地要素，《意见》鼓励以多种方式推进国有企业存量用地盘活利用，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明确灵活土地计划指标管理，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对此，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原主任李铁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使城市建设用地从2.2万平方公里增至5.6万平方公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从17万平方公里增至19万平方公里。而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从4.37亿人增长至8.48亿人，农村常住人口从8.2亿人减少到5.52亿人。这说明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土地管理模式尚未适应农村人口进城的变化过程。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如果要用于城市开发建设，须先由政府征地，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这限制了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更多收益。因此《意见》提出，加快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全面推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李铁认为，扩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者的利益分享机制，把政府从土地利用和开发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监管者，更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指出，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配合今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的实施，会在今后数十年产生几十万亿元的红利，推动中国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实现更好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的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也被纳入《意见》中。《意见》明确，要着力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制定出台新一批数据共享责任清单等。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在9月初中信基金会第五次年会上表示，数字化转型是疫情后支撑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为启动数字化转型的“内循环”提供了实践土壤。
朱岩建议，未来要实现政府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推进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其中，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中找到数据资源的应用场景，比如通过企业上云等方式激活数据资产的价值，助力中小企业贷款融资。在企业内、产业链内、产业生态内推进数据透明，建立全员可信的信任关系，形成与数字化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数字化生产关系，释放出更大生产力。同时，注意数据交易市场的资源整合与安全保护，明确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的基本模式。
据悉，《意见》还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意见》明确“推动政府定价机制由制定具体价格水平向制定定价规则转变”，充分体现了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改革方向。而这对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形成国内大循环无疑将起到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
9月9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此外，要“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强化竞争政策作用”。
在构建内循环的大背景下，如何理解国内统一大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王晓东向《财经》记者表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理想状态是实现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及生产资料等按照合理的流向、流程、流速自由流通。而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与畅通国内流通体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将有利于打通国内生产、流通、消费，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也是支撑“内循环”的重要基础。
据《财经》记者了解，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存在严重的封锁与分割问题，由于政绩考核及本地税收等因素，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商品流通，阻碍外地名优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保护当地企业。而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技术与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地方保护主义得到很大缓解，国内统一市场逐渐发育完善，但中国流通成本过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商品流转的地域范围。
王晓东指出，流通成本包括物流成本与商流成本。前者包括过路费、过桥费、保管包装费用等；后者由渠道环节或商贸体制形成。受成本所限，一些商品由于只能在本地或临近省份流通，不能行销远方市场。中国的电子商务起步晚、但发展比其他国家迅速，也从侧面说明国内实体商业的流通成本相较而言其实过高。
如今构建国内大循环，该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王晓东建议，要建立确保公平、自由交易的市场制度，通过市场进入、交易监管、市场信用、市场安全等制度建设，优化市场运行环境。形成完善、成熟的市场组织，重塑商品流通的组织结构、流通环节、经营方式，规范市场运行秩序。
此外，政府应注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通畅运行提供良好氛围。
而与此同时，许多观点也指出，要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促进“内循环”的重要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集聚效应，带来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未来十年至少可实现70%-80%的经济增长潜能，特别是创新潜能。因此，应该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
对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沈建光也提出，要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沿海外贸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产业梯队承接，避免大量对外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抑制。而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认为，中国未来可能发展成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第一梯队；郑州、合肥、武汉等中部三角，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三角为第二梯队；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国内版雁阵模式。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关系？王晓东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中国的经济增长须落到特定空间，区域市场是国内统一大市场中的区域市场，可以有独立的GDP核算机制，但整个流通体系仍然应当面向全国开放，区域内部不应该有明显的边界。改革开放以来，诸如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是先盘活当地经济，再与长三角融合联动，由此形成了经济增长极。
张明提到，如果“双循环”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即使出现地区差距，先行地区发展好之后，会发生产业的扩展、经济的扩散，加上政府有目标的转移支付政策。这些机制将带动后进地区的发展，推动中国各地更高水平的发展。
王晓东同时建议，今后应当注意宏观政策调控，通过税收、法治等制度，在区域经济增长与国内统一大市场中实现平衡，助力保持国内大循环的始终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