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曾多次提到贤良寺。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光绪27年，辛丑 1901年，公78岁；公以肝疾，于9月27日薨于贤良寺。享年七十有八又九月二十二日”。
“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喝催促，于邑难堪，及闻徐寿朋之死，拊心呕血、遂以大渐，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于京师之贤良寺。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促画押云”。
由梁启超的记载可知，李鸿章在京城时，经常住在贤良寺。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区现金鱼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带，寺庙建筑已基本不存在。清朝时贤良寺因为临近皇宫，许多外省官吏进京述职多居于此。
贤良寺最早在明朝时是十王府。
雍正年间，这里成了怡亲王胤祥的王府，雍正八年（1730年）胤祥卒后，尊其遗愿舍宅为寺，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成。
允祥死后谥曰贤，并世袭罔替，寺名由雍正皇帝钦赐，并依其谥号取名贤良寺。
乾隆二十年（1755年），贤良寺迁建于冰渣胡同（后来整顿胡同名，冰渣胡同并入校尉胡同）路北，正门开在冰渣胡同北边。
移建后的贤良寺面积减少，但仍规模不小。因贤良寺离皇宫近，成了外省的朝廷重臣进京朝见的住处。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进京都曾寄住于此。
李鸿章第一次进京时便住在这贤良寺里，与当时外省官吏一样，之后的多次进京，李鸿章也居于贤良寺。
02
庚子事变之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从广州被调回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就住在贤良寺，巧合的是，李鸿章最终居然病逝于贤良寺。
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他在北京没有自己的产业吗？
当时不是流传着“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的讽刺对联吗？
骂的就是李鸿章翁同龢这对冤家啊。
说起来，他二人政见不同，朝堂之上多有冲突，然在百姓眼里，两人却成了难兄难弟，一丘之貉，都不是好人。世事之滑稽，大抵如此。
李鸿章难道没有北京买房吗？
据说真没有。
那么，是不是因此京城房价太贵，连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封疆大吏都买不起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清朝时期，京城房价总体并不算高得离谱。
据《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记载，1718年，北京大兴县北城日南坊一栋临街的楼房出售，共计5间房子，卖了210两银子。
1747年，北京内城西北角太平湖东一套房子，共计七间半房子，卖了85两银子。
1748年，北京内城新帘子胡同一套房子，共计四间瓦房，卖了70两银子。
清朝俸禄标准较低，但曾国藩、李鸿章作为封疆大吏，每年能拿到一笔丰厚的养廉银，达10多万两银子。
按照他们的财力，要在京城买几十间房子，完全是小菜一碟。
李鸿章之所以不在京城买房子，是由于朝廷的严厉约束。
03
清朝入关之后，面临着尖锐的矛盾，国内局势很不稳定。
为了防止京官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拉帮结派，朝廷就立下严规：
地方要员不允许在京城置业。
同时，对进京钻营的地方官员进行严厉查处：
“各地来京官员，钻营嘱托，交通贿赂，由五城御史督令司，坊官员时加访缉。”
地方官员为了避嫌，不但不敢在京城置业，还纷纷从在京同乡、同学、同年的家里搬出来，住进旅馆。
可是，很快朝廷又下令：
“禁止二品以上大员出入茶楼、酒肆、戏园违者以违制论处。”
清朝时期，旅馆和茶楼、酒肆等休闲娱乐场所的界限分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地方官员干脆不住旅馆，住进了寺庙。
在古代，寺庙具备旅馆的属性。
许多外出经商的商人、赴京赶考的书生，往往选择寺庙作为落脚、住宿之地。
官员愿意住在寺庙里，这里安静干净，不惹是非，寺庙里的伙食也办得不错。
寺庙愿意接待官员，他们并不是白吃白住，往往会奉上一笔香火钱。
于是，皆大欢喜。
李鸿章在贤良寺前前后后住了几十年。
可以说，贤良寺就像一个默默无语的见证者，见证了李鸿章数十年宦海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