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纷纷，漂洋过海，来犯我疆，企图三个月之内，决胜凯旋。未想，东瀛举国，从此步入战争泥潭，一战便是八年，最终却以战败鼠窜而归。期间，日军士兵纷纷写家书，聊以度日排忧。
在建川博物馆聚落，日本侵华罪行馆一隅，便陈列着三千余封侵华日军家书。
纸页泛黄，字迹清晰。走进历史的扉页，我们似乎看到，一盏青灯之下，日军卸下凶残，以温情之笔，写下“思念”与“平安”。
有一位丈夫对妻子的“思念”。这位驻扎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士兵，以如水的柔情向妻子细数日常饮食与思念问候，也会对自己参与的训练、出差和任务轻描淡写几笔。他写道：在中国农历新年，他们被村子里的鞭炮声惊醒，以为是有战斗发生。却有意省略了：他们在中国的大年之夜，杀气腾腾地冲进村子，给中国百姓带来灭顶之灾。有关血腥与罪恶，他决口不提。
有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牵挂”。这位军官很关心女儿的学习和生活。他以极细腻的笔触向她分享自己在异国的新鲜见闻，同时也以大量笔墨助她解读成长困惑。然而，他还会在信中对女儿进行可怕的军国主义教育，他教导女儿“效忠天皇”，要不惜为战争奉献生命。
有一个日本工厂和侵略前线的通信。这些信记录了一座日本工厂是如何围绕战争而运作的。工人们生产之余，进行着无缝隙兵训。在一些“纪念日”，他们高唱战歌，向前线“敬礼”。这些工人随时做着应召入伍的准备，他们的组织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全民皆兵的军事化形态。
......
我们会发现这些信件中有多处被涂抹的痕迹。战时日本制定了极严格的书信审查制度，为避免军事机密泄露，有关军队开拔的细节或是地名，一概会被信件审查者涂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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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几无间隙的渗透，前方亲人入情入理的麻痹。在这样的战争魅影中，日本本土的青年、妇女、童叟，饱受荼毒，人道善恶意识逐渐模糊，歪曲，至丧失。他们倾尽全力地支援前线，沦为助力战争的机器，他们为“天皇”和“圣战”不惜一切代价。
1944年，日本工厂，三位女学生在教官的指导下练习操作机床的技术。
1996年，建川博物馆馆主樊建川，在日本京都、奈良逛街时，在当地的文物商店里和地摊上，发现了大量日本“二战”时期的杂志、画报、书信等物，其中有不少与中国有关。
“我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书信图片就超过20万张，我是一次性就把东西买了，装进集装箱给拉回来的。”樊建川说。他自诩这种做法为“扫荡”。
自那时起，樊建川每年都会去日本“扫荡”几次。迄今，他收集的日军家书已有三千余封。“我想弄清楚，这些写信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家人，又会说些什么？”樊建川说。
这些家书，其主人，战死沙场，回归故里，或流亡海外，已不得而知。但在烽火岁月中，它们必定给了收信人莫大的安慰与鼓励。聚沙成塔，它们汇成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日本侵华罪行馆设计者，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说：“这些信写得非常仔细，如果把这些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出来，战争就在里面了。”
樊建川在日本京都收集日军书信
然而时值今天，日本当局仍在对历史刻意歪曲和模糊，一如当年这些家书种种隐瞒和粉饰。
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重读这些书信，我们还会发现它们新的价值：唯有正视与尊重历史，才能赢得真正永久的和平。
附：冈次郎写给正子小姐的书信
正子小姐：
今天从您姐姐治子小姐那里收到了信、漫画、新闻三样东西，我也已经读过了，实在是感谢。
我和战友们都十分高兴。在战地上，想到你们姐妹美丽的样子，我和战友都露出了笑颜。
我和战友一起讨论治子小姐来信的时候，军犬班的人员也全都在，他们都说要当治子小姐的哥哥，于是我就成为他们的代表了，你看怎样呢。
上海战线生还的海军勇士，有个有些害羞的人，把杀人当作有意思的事来玩儿（仅限于旧战线），他说只会对异性客气一点，真是个笨蛋。有意思吧！
今天或者明天，就会有出动的命令吧，我们都翘首以待，丝毫没有退缩。战友们都遗憾的说，如果能早点出动，那么战争就能早点结束。我现在正在南京城外担任警备工作，没有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
托皇军的福，和平的曙光已经照耀在了江南各地。这里随处可以看到战败国那些悠闲的支那人，继续在和平之乡生活着。
这里正是寒风吹拂，白雪皑皑，寒气刺骨啊。
我想国内一定也是十分寒冷吧，山顶上一定覆盖白雪吧。
正子小姐，以及您的家人，请在严寒时节多多保重身体。
写于战地
冈次郎 敬上
